送东阳马生序和与友人书所谈的道理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是这样的 顾炎武的《与友人书》是纯正的讲道理 给人一种很高的鉴赏性 但是说实话 其劝导的功效不高
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则是他通过写自己的自身经历 有一种循循善诱的意味在里面
《与友人书》强调的是读书与见闻对于人的精神的重要性
而《送东阳马生序》强调的是让马生珍惜在太学学习的机会
追问：
这些都是不同之处，那相同之处呢？
回答：
相同之处1.都有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论证学习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举例论证）
2.都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
3.在阐述的时候都灌输了理学的观念（顾炎武：借鉴 宋濂：虚心）
4.其目的都是为了劝学
送东阳马生序翻译
原文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緼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禀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 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也。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译文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家里贫穷，没有办法买书来读，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去借，（借来）就亲手抄写，计算着日期按时送还。天很冷时，砚池里的水结成坚硬的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伸直，也不因此懈怠。抄写完了，快步跑去送还借书，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人家多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于是能够阅读很多书。到了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又担心没有才学渊博的老师和名人相交往（请教），曾经跑到百里以外，拿着书向同乡有名望的前辈请教。前辈道德、声望高，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从未把语言放委婉些，把脸色放温和些。我恭敬地站在他旁边。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请教。有时遇到他斥责人，（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一句话不敢顶撞；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请教。所以我虽很笨，终于获得了一些学识。当我去求师的时候，背着书籍，拖着鞋子，在深山大谷中奔走，深冬刮着凛冽的寒风，大雪有几尺深，脚上的皮肤冻裂了却不知道。等走到书馆，四肢冻僵了不能动弹，服侍的人拿来热水（给我）洗手暖脚，拿被子（给我）盖上，过很久才暖和过来。在旅馆里，店主人每天只提供两顿饭，没有鲜美的食物可以享受，一起住在旅馆的同学们，都穿着华美的衣服戴着红缨带和宝石装饰的帽子，腰上佩带白玉环，左边佩着刀，右边挂着香袋，光彩照人地好像仙人。而我却穿着破棉袄旧衣衫生活在他们中间，一点也没有羡慕的意思。因为我心中有足以感到快乐的事情，不感到吃穿的享受不如别人了。我求学时的勤恳艰辛情况大体如此。 现在我虽已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现在这些学生在太学里学习，政府天天供给膳食，父母年年送来冬服夏装，（这就）没有挨冻挨饿的忧虑啦；坐在高大宽敞的房屋之下读着《诗》《书》，这就没有东奔西走的劳累啦；有司业、博士做他们的老师，没有问而不告诉，求知而得不到的啦；一切应有的书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不必象我那样亲手抄写，向别人借来然后才能看到啦。（要是）他们学业（还）不精通，德行（还）有不具备的，（那就）不是（他的）智力低下，而是（他的）思想不象我那样专注罢了，难道是别人的过失吗？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
送东阳马生序原文及翻译
一、原文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 ，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
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
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
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二、翻译
我年幼时就爱学习。因为家中贫穷，无法得到书来看，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约定日期送还。天气酷寒时，砚池中的水冻成了坚冰，手指不能屈伸，我仍不放松抄书。抄写完后，赶快送还人家，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
因此人们大多肯将书借给我，我因而能够看各种各样的书。已经成年之后，更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往，曾快步走到百里之外，手拿着经书向同乡前辈求教。前辈德高望重，门人学生挤满了他的房间，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
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低身侧耳向他请教；有时遭到他的训斥，表情更为恭敬，礼貌更为周到，不敢答复一句话；等到他高兴时，就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钝，最终还是得到不少教益。
当我寻师时，背着书箱，把鞋后帮踩在脚后跟下，行走在深山大谷之中，严冬寒风凛冽，大雪深达几尺，脚和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到学舍后，四肢僵硬不能动弹，仆人给我灌下热水，用被子围盖身上，过了很久才暖和过来。住在旅馆，我每天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
同学舍的求学者都穿着锦绣衣服，戴着有红色帽带、饰有珍宝的帽子，腰间挂着白玉环，左边佩戴着刀，右边备有香囊，光彩鲜明，如同神人；我却穿着旧棉袍、破衣服处于他们之间，毫无羡慕的意思。
因为心中有足以使自己高兴的事，并不觉得吃穿的享受不如人家。我的勤劳和艰辛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我虽已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
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如今的学生们在太学中学习，朝廷每天供给膳食，父母每年都赠给冬天的皮衣和夏天的葛衣，没有冻饿的忧虑了。
坐在大厦之下诵读经书，没有奔走的劳苦了；有司业和博士当他们的老师，没有询问而不告诉，求教而无所收获的了；凡是所应该具备的书籍，都集中在这里，不必再像我这样用手抄录，从别人处借来然后才能看到了。
他们中如果学业有所不精通，品德有所未养成的，如果不是天赋、资质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这样专一，难道可以说是别人的过错吗！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德行。
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论辩，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者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治学的艰难告诉他。
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
三、出处
明代 宋濂《宋学士全集》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明洪武十一年（1378），宋濂告老还乡的第二年，应诏从家乡浦江（浙江省浦江县）到应天（今江苏南京）去朝见，同乡晚辈马君则前来拜访，宋濂写下了此篇赠序，介绍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学习态度，以勉励他人勤奋。
二、赏析
全文分三大段。第一段写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情形，着意突出其“勤且艰”的好学精神。内中又分四个层次。第一层从借书之难写自己学习条件的艰苦。因家贫无书，只好借书、抄书，尽管天大寒，砚结冰，手指冻僵，也不敢稍有懈怠。
第二层从求师之难，写虚心好学的必要。百里求师，恭谨小心。虽遇叱咄，终有所获。第三层从生活条件之难，写自己安于清贫，不慕富贵，因学有所得，故只觉其乐而不觉其苦，强调只要精神充实，生活条件的艰苦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层是这一段的总结。由于自己不怕各种艰难，勤苦学习，所以终于学有所成。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自己“未有所成”，但一代大儒的事实，是不待自言而人都明白的。最后“况才之过于余者乎”的反诘句承前启后，内容十分丰富。
三、作者简介
宋濂（1310年11月4日 －1381年6月20日），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汉族。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
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
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
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
而人所以能体认“天地之心”，则是因为“吾心”本具“太极”，它无大不包，无小不涵，因而能与天地之“太极”感应而“桴鼓”相应，所谓体认“天地之心”，原不过为发抒“吾心”本有的“天地之心”而已。
六经的实质就是记录“吾心”所具之理，故六经与“心”同样具有绝对性，“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如形影不可分离。此种态度，反映了金华朱学重经史的传统。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
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陆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其学说为元代开始的朱陆合流到明中期王学出现之间思想嬗变的环节之一。
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其“当今文章第一”。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
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风淳厚飘逸，文章中较多颂扬封建统治、宣传封建道德的内容。有些文章如《阅江楼记》，虽情景畅达，但颇为粉饰之辞所累。宋濂此类文章，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
此外，宋濂因受佛、道影响，部分作品亦有消沉、感伤情绪。他的文名远播国外，洪武（1368年－1398年）年间，高丽、日本、安南等国使节曾出双倍价收购宋濂文集。
宋濂有史才，曾主持编纂《元史》二百一十卷，王祎将其与司马迁相比 ，四方学者称其为太史公。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掩盖了史学成就，据说他青年学习《春秋三传》时，就擅长记忆历史年代；成年后，也喜欢创作人物传记、行状墓志。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送东阳马生序
百度百科—宋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