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中共以前有哪些领导人出自黄埔军校
- 袁仲贤的介绍
- 南京解放后，谁任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 印度驻华大使馆招聘司机「月薪 4500 元+额外津贴」，这个薪资是什么水平
- 袁仲贤后人
- 黄埔军校山东人
- 1949年中英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百日谈判有哪些内容
- 华野四大兵团司令，改编时为何仅有一位留任陈毅：名单是正确的
- 袁仲贤将军有几位夫人
- 建国初十位将军大使都是谁，出任哪国大使
中共以前有哪些领导人出自黄埔军校
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光辉业绩的黄埔军校著名共产党人，还有在1955年授衔前已经牺牲或未授予军衔的军职以上师生53人，他们是：
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熊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鲁易，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
恽代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南昌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代理主任。
雷经天，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三野两广纵队政委。
徐成章，黄埔特别官佐，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
杨林，黄埔学生队长，红1方面军参谋长。
胡公冕，黄埔卫兵长，红13军军长。
李之龙，黄埔第1期，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
李汉藩，黄埔第1期，湖南省委军委书记。
许继慎，黄埔第1期，红1军军长。
黄敖，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董朗，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彭干臣，黄埔第1期，红10军参谋长。
蔡升熙，黄埔第1期，红25军军长
冯达飞，黄埔第1期，湘赣军区参谋长。
孙德清，黄埔第1期，红2军团参谋长。
刘畴西，黄埔第1期，红10军团军团长。
左权，黄埔第1期，八路军副参谋长。
宣侠父，黄埔第1期，八路军高级参议。
袁仲贤，黄埔第1期，三野第8兵团政委。
周逸群，黄埔第2期，红2军团政委。
熊受暄，黄埔第3期，红1军政治部主任。
肖人鹄，黄埔第3期，红5军军长。
吴光浩，黄埔第3期，红11军军长。
朱云卿，黄埔第3期，红1方面军参谋长。
段德昌，黄埔第4期，红6军军长。
李天柱，黄埔第4期，红8军军长。
伍中豪，黄埔第4期，红12军军长。
何昆，黄埔第4期，红14军军长。
李鸣珂，黄埔第4期，四川省委军委书记。
刘志丹，黄埔第4期，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曾中生，黄埔第4期，红4方面军参谋长。
王世英，黄埔第4期，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
袁国平，黄埔第4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运昌，黄埔第4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副司令员。
赵尚志，黄埔第4期，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
潘中汝，黄埔第5期，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
陶铸，黄埔第5期，广州军区政委。
黄公略，黄埔高级班，红3军军长。
李青云，武汉分校军事教官，红15军军长。
项英，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新四军副军长。
张国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
李富春，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四野副政委。
王良，武汉分校，红4军军长。
李超时，武汉分校，红14军政委。
徐彦刚，武汉分校，红1军团参谋长。
邓萍，武汉分校，红3军团参谋长。
刘型，武汉分校，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张友清，武汉分校，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程子华，武汉分校，四野第13兵团司令员。
夏曦，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狭义上讲黄埔军校应是1924年~1930年国民党在广东广州黄埔区长洲岛兴办的一所军校，校址原为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校舍。
广义上讲黄埔军校即是1924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兴办的各个军事学校，即各地分校也包括在内。
袁仲贤的介绍
袁仲贤（1904—1957），曾用名袁策夷，湖南长沙人，原外交部副部长、黄埔军校一期生。1956年国庆后，袁仲贤的病情迅速恶化，于1957年2月16日与世长辞，终年53岁。
南京解放后，谁任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苏南解放以后，中共中央指示，在原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分别建立苏南行政区和南京直辖市。4月下旬至5月上旬，苏南行政区和南京直辖市的领导机构相继成立。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由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刘季平、陈国栋、陈一诚、黄赤波、惠浴字等10人组成，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为常委，陈丕显任书记；管文蔚任苏南行署主任，刘季平、陈国栋任副主任；管文蔚、刘先胜任苏南军区正、副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具市。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李达、陈士榘、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涂平羽、江渭清、王明远等16人组成，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为常委，刘伯承、宋任穷任正、副书记。刘伯承还以军管会主任的身份兼任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任副市长。此外，南京市还成立了警备司令部，陈士渠任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分任正、副政委。与此同时，无锡、镇江、南京、常州、苏州等城市先后成立了党政军领导机构。4月24日，无锡市军管会、中共无锡市委和无锡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管文蔚任军管会主任，钟民任市委书记，谢克东、高山任副书记，顾风任市长。同日，镇江市军管会成立，袁仲贤任主任。中共镇江地、市委和专署。市政府开始办公，陈光任地委书记，韦永义任市委书记，刘烈人任专员兼市长，吴光明任军分区司令员。4月28日，常州市军管会、中共常州地、市委和专署、市政府同时成立，吴觉任军管会主任兼地委书记，陆平东任专员，辛少波任市委书记，诸葛慎任代市长，张克辛任军分区司令员。4月30日，苏州市军管会、中共苏州地、市委和专署、市政府同时成立，韦国清任军管会主任，宫维帧任地委书记，李于成任专员，惠浴字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王胜任军分区司令员。5月16日，松江军管会、中共松江地委和松江专署成立，陈华堂任军管会主任，张彦任地委书记，顾复生任专员，廖昌金任军分区司令员
印度驻华大使馆招聘司机「月薪 4500 元+额外津贴」，这个薪资是什么水平
这个薪资在印度很合理。
这是典型的低人均GDP国家和高人均GDP国家打交道的苦恼。印度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五分之一左右，哪怕开的工资是印度国内平均薪资的两倍以上，也依然会低于北京市场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
简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设立的外交机构，该使馆位于50-D，Shantipath，Chanakyapuri，New Delhi-110021，India。
195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互设大使馆。1950年9月，袁仲贤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首任大使。1950年9月18日，袁仲贤向印度时任总统普拉沙德递交国书。
袁仲贤后人
袁仲贤，曾用名袁策夷，湖南长沙人，原外交部副部长、黄埔军校一期生。 1956年国庆后，袁仲贤的病情迅速恶化，于1957年2月16日与世长辞，终年53岁。
黄埔军校山东人
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发给第5期毕业生许德华(光达)的毕业证书。
党、退党、叛党等多种情况。本文只以他们是黄埔军校师生，曾经是共产党员为历史依据。但对于原在军校时是共产党员，而后跨党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黄埔生则未列入，如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是共产党员的韩浚、李仙洲、侯镜如、李奇中、黄雍，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文强，等等。
于树德1894年生，河北静海人。1922年入党，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第4届常务委员，1982年2月在北京逝世。
王良1905年生，四川綦江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入党。1932年任红4军军长，6月，在第3次反“围剿”中牺牲于福建武平县大禾圩。
王诤1908年生，江苏武进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78年8月在北京逝世。
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王尔琢1903年生，湖南石门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曾任红4军参谋长。1928年8月在井冈山牺牲。
王世英1905年生，山西洪洞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解放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省长等职。1968年3月在北京逝世。
王尚德1890年生，陕西渭南人。1925年入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1946年8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昆仑1902年生，江苏无锡人。1926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1933年入党。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北京市副市长。1985年8月在北京逝世。
王泰吉1906年生，陕西临潼人。1924年入党，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陕甘边红色根据地创建者，曾任红42师师长。1934年3月在西安就义。
王逸常安徽六安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秘书、干事。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1986年10月在武汉病逝。
王懋庭又名王德三，1898年生，云南祥云人。1922年入党，1925年任军校政治教官。1926年任红军学校宣传科长和政治教官。1928年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30年底被捕就义。
毛泽覃1905年生，湖南湘潭人。1923年入党。1925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曾任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在江西省瑞金作战中牺牲。
毛简青1891年生，湖南平江人。1922年入党。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曾任《红旗日报》主编。1932年受“左”倾路线迫害，病洪湖地区狱中。
邓萍1908年生，四川富顺人。1926年入党。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曾任红3军团参谋长兼第5军军长。1935年2月在遵义战役中牺牲。
许光达在抗日战争时期左权1905年生，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红1军团参谋长、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在山西辽县牺牲。
卢德铭1905年生，四川宜宾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历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长、秋收起义总指挥、红1师师长。1927年9月在井冈山牺牲。
叶剑英1897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创建人，任教授部副主任。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军委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
包惠僧1894年生，湖北黄冈人。中共创始人，后脱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高训班主任教官。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冯达飞广东连县人。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到黄埔军校学习。曾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教导队总队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伍中豪1905年生，湖南耒阳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历任红4军第11师第31团团长、红12军军长。1930年10月在江西安福县牺牲。
朱云卿1907年生，广东梅县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历任红军第4军、第1军团、第1方面军参谋长。1931年5月在江西吉安病逝。
孙炳文1885年生，四川南溪人。1922年入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总教官。1927年4月被捕，同月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
孙德清1900年生，安徽寿县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红6、红3军军长、红2军团参谋长、红3军参谋长。1932年夏在湘鄂西洪湖“肃反”中遇害。
许光达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曾任装甲兵第一任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
刘志丹许继慎1901年生，安徽六安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红1军军长、红4军第11师师长。1931年11月因反对张国焘“左”倾路线在河南光山县遇害。
成仿吾1897年生，湖南新化人。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8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1984年5月在北京逝世。
安体诚1896年生，河北丰润人。1922年入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宣传科长和政治教官。曾任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1927年5月被捕就义于上海。
刘志丹1903年生，陕西保安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校中用名刘景桂。历任红28军军长、西北北部军总指挥。1936年4月在山西中阳县牺牲。
刘畴西1898年生，湖南望城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红8师师长，闽浙赣省军区司令、红10军团军团长。1935年8月在南昌就义。
应修人1900年生，原名庄麟德，浙江慈溪人。1925年入党。1926年底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1932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5月在上海牺牲。
张宗逊1908年生，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党。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历任红军大学校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98年9月在北京逝世。
张秋人1898年生，浙江诸暨人。1922年入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7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1928年2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杭州。
张予清1901年生，又名张涛，湖南益阳人。1925年入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任教官。1928年任红4军第11师师长。1930年5月病逝于江西永新。
何昆1898年生，湖南永新人。1926年入党，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和李超时等创建红14军，任军长兼第1师师长。1930年4月在江苏如皋县牺牲。
吴光浩1902年生，湖北黄陂人。1926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曾任红11军军长等职。1929年5月在湖北省罗田县牺牲。
李达1890年生，湖南零陵人。中共创始人。1926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解放后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李之龙1897年生，湖北沔阳人。1921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6年任广东革命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1928年2月在广州被杀害。
张秋人1898年生，浙江诸暨人。1922年入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7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1928年2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杭州。
张予清1901年生，又名张涛，湖南益阳人。1925年入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任教官。1928年任红4军第11师师长。1930年5月病逝于江西永新。
何昆1898年生，湖南永新人。1926年入党，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和李超时等创建红14军，任军长兼第1师师长。1930年4月在江苏如皋县牺牲。
吴光浩1902年生，湖北黄陂人。1926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曾任红11军军长等职。1929年5月在湖北省罗田县牺牲。
李达1890年生，湖南零陵人。中共创始人。1926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解放后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李之龙1897年生，湖北沔阳人。1921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6年任广东革命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1928年2月在广州被杀害。
李富春1900年生，湖南长沙人。1923年入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在北京逝世。
宋时轮1907年生，湖南醴陵人。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军事科学院院长、中顾委常委等职。1991年8月在北京逝世。
陆更夫1906年生，四川叙永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任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32年7月在广州就义。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新四军政委项英(右)和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合影。沈雁冰1896年生，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党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解放后，任多届文化部长、作协主席。1981年3月在北京逝世。
陈赓1903年生，湖南湘乡人。1922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陈毅1901年生，四川乐至人。1923年入党。1927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委书记。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陈伯钧1910年生，四川达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入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74年2月在北京逝世。
陈奇涵1897年生，江西兴国人。1925年入党，入黄埔军校，历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等职。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1年9月在北京逝世。
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1930年8月在长沙战役中牺牲。
邵力子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1921年入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解放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1967年12月在北京逝世。
金佛庄1897年生，浙江东阳人。1922年入党，黄埔军校创建人。历任队长、军事学主任教官。北伐战争中任警卫团长。1926年底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于南京。
周士第1900年生，广东乐会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成都市市长、防空部队司令员等职。1979年6月在北京逝世。
陈伯钧1910年生，四川达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入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74年2月在北京逝世。
陈奇涵1897年生，江西兴国人。1925年入党，入黄埔军校，历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等职。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1年9月在北京逝世。
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1930年8月在长沙战役中牺牲。
邵力子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1921年入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解放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1967年12月在北京逝世。
金佛庄1897年生，浙江东阳人。1922年入党，黄埔军校创建人。历任队长、军事学主任教官。北伐战争中任警卫团长。1926年底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于南京。
周士第1900年生，广东乐会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成都市市长、防空部队司令员等职。1979年6月在北京逝世。
陈伯钧1910年生，四川达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入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74年2月在北京逝世。
陈奇涵1897年生，江西兴国人。1925年入党，入黄埔军校，历任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等职。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1981年9月在北京逝世。
陈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阴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红3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1930年8月在长沙战役中牺牲。
邵力子1881年生，浙江绍兴人。1921年入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解放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1967年12月在北京逝世。
金佛庄1897年生，浙江东阳人。1922年入党，黄埔军校创建人。历任队长、军事学主任教官。北伐战争中任警卫团长。1926年底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于南京。
周士第1900年生，广东乐会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成都市市长、防空部队司令员等职。1979年6月在北京逝世。
赵镈1906年生，陕西府谷人。1926年入党，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曾任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并兼鲁南军区政委等职。1941年11月被捕就义于山东省苍山县。
赵一曼1905年生，四川宜宾人。1926年入党，同年底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委等职。1936年8月在黑龙江省珠河就义。
赵自选1901年生，湖南浏阳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7年底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8年5月在进攻海丰县城战斗中牺牲。
赵尚志1908年生，辽宁朝阳人。又名李育才。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东北抗日联军副总司令等职。1942年2月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对日伪作战中被俘就义。
宣侠父1899年生，浙江诸暨人。1923年入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7月因反对蒋介石以军权代替党权，而被开除学籍。曾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特科负责人。1938年7月在西安遭特务暗害。
袁也烈1899年生，湖南武冈人。1925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同年入党。解放后，曾任海军副参谋长兼任国家水产部副部长。1976年8月在北京逝世。
袁仲贤1904年生，湖南长沙人。1924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前，在黄埔军校工作。解放后，曾任驻印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7年2月在北京病逝。
徐向前1901年生，山西五台人。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78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黄埔同学会会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徐百川1901年生，原名张开太，又名张泉，安徽合肥人。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1928年入党。皖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1931年10月在“肃反”中被错杀于河南光山县。
校庆60周年时，郭化若的题词。徐成章1892年生，广东琼山人。1923年入党，黄埔军校特别官佐。曾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中共琼崖军委委员。1928年2月在海南岛万宁县牺牲。
徐彦刚1907年生，四川开江人。大革命时期入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曾任红3军军长、第1军团参谋长。1935年9月在湖南永修就义。
唐澍1903年生，河北易县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1支队总指挥等职。1928年4月在陕西渭华起义作战中牺牲。
阎揆要1904年生，陕西佳县人。曾用名阎奎耀。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6年入党。曾任解放军第1野战军参谋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3月在北京逝世。
倪志亮1900年生，北京市人。1926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右路纵队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1952年起任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5年12月在北京逝世。
郭天民1905年生，湖北黄安人。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军事出版部部长、院校部部长等职。1970年5月在北京逝世。
郭化若原名郭俊英，1904年生，福建闽侯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1925年入党。曾任红军教导师参谋长，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9兵团政委，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5年11月在北京逝世。
陶铸与夫人曾志1960年在广州陶铸1908年生，湖南祁阳人。1926年入党，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解放后，历任广州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69年11月在合肥逝世。
聂荣臻1899年生，四川江津人。1923年入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
袁国平1905年生，湖南邵东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高君宇又名高尚德，1896年生，山西静乐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曾在黄埔军校任教，任孙中山的秘书，中共中央委员。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
曹渊1902年生，安徽寿县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6年任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在攻占武昌战役中，任奋勇队队长，夺城牺牲。
梁桂华1893年生，广东云浮人。1922年入党。1924年7月入第1届广东农民讲习所学习，8月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结业。农民领袖。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负伤被捕后就义。
黄公略1898年生，湖南湘乡人。1927年入党，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曾任红3军军长等职。1931年9月在江西吉安牺牲。
常乾坤1904年生，山西垣曲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1973年5月在北京逝世。
萧楚女1893年生，湖北汉阳人。1922年入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曾任广州农《动讲习所专职教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1927年4月在广州就义。
鲁易湖南常德人，1922年入党。1925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副主任、代主任。后任中共洪湖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8月在洪湖作战中负伤被捕就义。
游曦1908年生，四川巴县人。大革命时期入党，1926年底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1927年12月在广州起义中率女兵班参加战斗牺牲。
彭明治1905年生，湖南常宁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军士教导队学习(彭入黄埔，还有第1期之说等，此“军士教导队”之说是本书作者查阅彭档案为依据)，1925年入党。曾参加南昌起义，历任红1师参1964年，许光达陪同毛泽东观看坦克表演。谋长，八路军第685团团长，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年5月在北京逝世。
程子华1905年生，山西解县人。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6期学习，1926年入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历任红25军军长，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国家民政部部长等职。1991年3月在北京逝世。
蒋先云1902年生，湖南新田人。1921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军校中共团组织负责人。北伐中任团长兼党代表。1927年5月在河南临颍作战中牺牲。
曾中生1900年生，湖南资兴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红4军政委、参谋长等职。1935年8月，因反对张国焘“左”倾路线，在川西卓克基被错杀。
曾希圣1904年生，湖南资兴人。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解放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68年7月在北京逝世。
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红15、红25军军长，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黄陂县牺牲。
雷经天1904年生，广西南宁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解放后，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1959年8月在上海病逝。
曾中生1900年生，湖南资兴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曾任红4军政委、参谋长等职。1935年8月，因反对张国焘“左”倾路线，在川西卓克基被错杀。
曾希圣1904年生，湖南资兴人。1927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解放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68年7月在北京逝世。
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任红15、红25军军长，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黄陂县牺牲。
雷经天1904年生，广西南宁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解放后，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1959年8月在上海病逝。
1949年中英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百日谈判有哪些内容
1949年5月18日，康矛召同志受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炮兵第三团政委的身份致函“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对于英国军舰于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的责任，决定经由谈判解决，今授命康矛召同志为代表，请你方指派相应代表举行谈判。”
5月13日，克仁斯向我军镇江前线司令部袁仲贤将军转交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紫石英偶然事件”的讨论已由英国大使在南京开始，此属高级外交范围之事，我无权决定在“紫石英”舰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做关于4月20月不幸事件的责任问题的任何讨论。
二、不予“紫石英”号舰安全航行的唯一理由可能是它的移动影响到军事行动或者可能使舰艇陷于危险。出于其他任何理由的扣留，当然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最好是将“紫石英”号向下游航行的事，由有关海陆军司令官之间来解决。
三、我请求“紫石英”号安全通过所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地方而下驶。我授权克仁斯少校解释此函中任何需要解释之点并安排该舰之安全航行诸事宜。对此，袁仲贤将军指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的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关于英舰应履行的责任问题可与我的代表康矛召上校谈。
这时，康矛召上校向克仁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列举了“紫石英”号及其他肇事英舰曾武装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造成解放军伤亡525人，及解放区人民之巨大损失，要求英国军舰履行下述责任：一、承认英国军舰的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
二、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肇事地点人民所受之损失；
三、我方准备在贵方履行上述责任之后，即与贵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移出长江之办法；
四、本备忘录所列各项，请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这场谈判的中心问题，是要英方承认侵犯中国内河及解放军阵地，并向我军道歉。但英方始终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并以种种借口推脱责任。布朗特说，“紫石英”号是被派往南京接替“伴侣”号的，该舰行驶时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业已同意互相射击之前开炮的。在我所述的此种情形下，英国诸舰是对此事没有责任的。
5月31日，康矛召上校约见克仁斯少校，对英方多次给我方的备忘录作出答复。我方重申：在英舰未履行其责任之前，袁将军不拟讨论英舰撤离长江的问题。康矛召上校问克仁斯，海军上将两次函电中提到的“国际上的严重后果”和“最不幸的纠纷”作何解释?并同时向他表明，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年的艰苦作战，赢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是有力量不为任何威胁所屈服的。
克仁斯当即否认有威胁之意，并转而解释英国当局并不想逃避责任。他说布朗特上校认为，无论4月20日长江上经过情形的最终结局如何，我对此事件竟造成中国军民及英国水手之伤亡，实深感遗憾。
每当谈到英舰应履行认错道歉和赔偿的责任时，克仁斯便推脱他无权讨论责任问题，反而指责我拒绝讨论“紫石英”号舰安全驶离的问题。康矛召上校不得不一再向他明确表示，只有在英舰承认其错误的前提下，方才允予讨论其驶离问题。
过了半个多月，克仁斯又转来布朗特致袁仲贤将军的电函。该函删掉了他前函所称“深感遗憾”的第三点，对第二点在“承认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而进入其前线地带”之后，加上了“以致引起误会”。其他内容未变。克仁斯并称该函是坚定不移的最后文件。康矛召上校当即向克仁斯表明，袁仲贤将军对此函深表不满，必须要有得到授权的双方代表磋商修改，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授权书要由布朗特海军上将签字。
7月27日，布朗特致袁仲贤将军的备忘录承认皇家军舰“紫石英”号1949年4月20日出现于长江之中，虽曾获得当时在南京依法成立之政府的许可，仍致引起误会，他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扣留“紫石英”号任何之权利，他不接受现有之讨论作为1949年4月20日及21日事件是非曲直之探究。布朗特提出了一个附件，作为可由双方签署的换文稿，如袁将军同意，则将授权克仁斯代为签署。文稿的内容是：一、我要求准许皇家军舰“紫石英”号安全下驶长江出海。
二、我认为皇家军舰“紫石英”号未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于1949年4月20日进入前线地带为招致误会之基本因素。皇家军舰“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亦均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同意而进入前线地带。
三、双方上级当局今后要求任何调查或谈判，英国方面皆不反对。本人同意，如任何一方要求进行此项讨论时，均可包括“长江事件”之任何问题。在此事件中，皇家军舰“紫石英”号、“伦敦”号、“伴侣”号及“黑天鹅”号曾牵涉在内。布朗特还提出，如不能基于此电达成协议，则他愿乘一艘驱逐舰上溯长江前来，还请袁将军允许他派一架飞机将他的授权书送往南京。
布朗特这封伪装继续谈判的信，只是用做掩护“紫石英”号潜逃的一个烟幕。我们虽然不会同意布朗特乘坐一艘驱逐舰前来镇江，然而允许一架飞机将布朗特的授权书送往南京则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康矛召上校紧接着于7月29日奉召前往南京商讨对策，而7月30日就接到镇江报告：“紫石英”号已于30日晚9时，离开现泊处向下游逃逸。
在此之前，我最高当局鉴于英方并无谈判的诚意，而在此案中，我在政治军事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国际舆论也对我有利，英方虽狡赖拖延无已，我方不必与之纠缠，如“紫石英”号逃走，我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潜逃。我监视哨立即通知我驻大港炮兵。9点50分，我大港炮兵向“紫石英”号发炮警告，英舰亦向我射击，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在双方弹雨纷飞中赶上“江陵解放”号并强傍该轮左侧驶行，使这艘客轮及其所载的数百名乘客顿时陷入弹火交织之中。“江陵解放”号不幸被炮火误中起火下沉，乘客伤亡惨重。
“紫石英”号导致了“江陵解放”号的惨祸后继续东逃，我沿江步兵也用战车防御炮投入了战斗。“紫石英”号多处中弹，轮机发生故障，在天生港停驶修理，然后又继续下驶。当时，台风使江水猛涨，江阴沿江的炮位被迫移向高地，紫石英舰停机熄灯顺流偷越江阴后仓皇东逃，又在黎明前撞沉我渡船一艘。该舰利用水涨之机，避开吴淞口航道，从崇明岛北口逃出了长江。
华野四大兵团司令，改编时为何仅有一位留任陈毅：名单是正确的
1949年1月19日起，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淮海战役和部署新一年的任务，这次重要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周。华野代理前委书记粟裕，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当然，粟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也在焦急地等待着陈毅的归来。
陈毅调任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之后，未参加豫东战役，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也一直随中野司令部和总前委行动，毕竟“刘陈邓”是总前委的常委，聚在一起办公比较方便。
1948年12月底，淮海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刘伯承和陈毅已奉命到达西柏坡汇报工作。两位未来的开国元帅，随后参加了中央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完会已经是1月9日，陈毅随即动身南下。
因为他还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因为中原局的工作已走上正轨，还因为他要和粟裕一起，主持华东野战军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部队整编。
早在淮海战役尚未打响的1948年11月1日，军委已经发出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的指示电，华东野战军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只是因为战役进行期间，暂时不具备条件罢了。
一、华野奉命进行整编
粟裕在贾汪会议上，对华野的改编和整编问题，特别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
“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35000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
最后一段讲话很重要：“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很显然，这次整编是在华野休整期间，所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之部队编制调整，之前由于形势的不允许，从来没有进行过如此彻底的部队整编，这次整编，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
其中针对的主要问题，是华野之前一度进行了分兵作战，这是客观现实。我们知道，华东野战军1947年1月成立后，曾以全军集中的形式，连续取得了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大捷。
然而全军集中作战的时间，仅仅不到半年，到1947年7月1日，华野便因为形势的变化和军委的要求，比较仓促地实施了“七月分兵”。
也就是说，到济南战役全军再次集中作战时，华野各兵团、各纵队分兵作战和发展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零两个月（按1948年9月计），分兵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集中的时间。
关于华野分兵的过程和细节，笔者之前有专文记叙，不重复了。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华野事实上形成了四大兵团：陈粟兵团、许谭兵团、陈唐兵团、韦吉兵团，分别活动在中原、山东和苏北地区。
这四大兵团无论是兵员数量、装备水平、战斗素养乃至于纪律作风，都不是完全均衡的，必然各有所长也有所短。而彻底实施整编的目的，就是要让第三野战军的每支部队，基本都达到一个标准线上。
1949年1月24日，陈毅司令员风尘仆仆赶到贾汪，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的工作全面铺开。
二、编制和序列的区别
关于华野各兵团的隶属关系问题，网络上始终争论不休，其实就是没有搞清楚部队“编制”和“序列”两者的区别，前者是指部队的编成形式、组织制度和使用番号，后者则是指部队的战时隶属关系。
一定要注意，两者既可以重叠，也可以出现差异，这是由战争期间形势不断变化所决定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所有野战军均归军委直接调度指挥，打破原有序列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如果仅就编制而言，华野先后成立的十二个野战纵队，均为华东野战军所属，否则部队番号为什么都是“华野某纵”？这个道理明摆着。
但是在分兵作战且跨地域行动期间，为了统筹后勤供应和实施战场配合，无论哪支部队都可以临时调整“战斗序列”，在一定时期内改变指挥关系，这都是由军委统一部署和下达命令的。
比如陈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前身）第4纵队，编制上当然是刘邓所属，但是一度划给了西北野战兵团指挥。也就是说，在战斗序列上，在特定时间内，该纵队已脱离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挥。
同样，在豫东战役期间，原属中原野战军的第11纵队，也被划归粟裕的华野西兵团指挥，即有名的“中野11纵”，这支部队直到淮海战役打响后，才正式归还中野建制。
就华野的整体情况来说，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的两个外线兵团，也就是“华野西兵团”一分为二的粟张兵团、陈唐兵团，曾经全部纳入到晋冀鲁豫的战斗序列，以方便统一指挥和补给。
而坚持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则暂时归华东局指挥，这都是特殊 历史 时期的产物。随着中原逐鹿的胜利，到1948年8月济南战役之前，华野再次全军集中已成定局。
三、华东野战军的四大兵团
华野七月分兵之后，九个主力纵队分成两部分各自为战（苏北单独组建了华野11纵、12纵），到华东野战军在胜利结束豫东战役之后、拟以三个纵队直插江南之前，已经形成了四个兵团的格局：
第一兵团 ：也称粟裕兵团或“粟张兵团”，由华野1纵、4纵、6纵和特种兵纵队组成，准备执行提前过江的战略任务，接受野战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由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兼任， 副司令员由1纵司令员叶飞兼任，参谋长由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兼任。
第二兵团 ：也就是山东兵团（许谭兵团），南麻战役失利后，华野7纵、9纵去胶东休整补充，在敌人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的情况下，遂与原活动在山东解放区的华野2纵临时组成一个兵团。
山东兵团先期仍然属于华野作战序列，也被称为华野东线兵团，后因战场形势变化，军委将其改隶华东局指挥，因为华东局领导机关正随该部行动（华野挺进外线的主力，因此称为西兵团）。
再后来华野2纵南下支援苏北，旋以胶东地方武装升格编组了“ 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 ”，注意这个番号，它为什么还有华野的前缀？那就是在编制上，仍然属于华东野战军，但是作战序列发生了变化。
山东兵团正式命名时，下辖华野7纵、9纵和13纵等三个纵队，山东大反攻以后部队发展，又以地方军区部队升格组建了渤海纵队和鲁中南纵队。
因此该兵团巅峰时下辖五个纵队，实力是很强劲的，济南战役前奉命归建。“全军指挥，仍由粟裕负责”，指的就是山东兵团归还华野建制的时间点。
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原华野9纵司令员），政委 谭震林（华野副政委兼），参谋长为刘少卿（开国少将）。
第三兵团 ，亦即陈唐兵团，也是华野打到外线去的主力部队一部分，由华野3纵、8纵和10纵组成，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华野参谋长兼）、政委唐亮（华野政治部主任兼）。
该兵团最初属于华野作战序列，后短时间转隶中野指挥，济南战役前归建，看见了吧？也是序列有过变化的例子，因此不要钻牛角尖。
第四兵团 ，也就是苏北兵团，以山东南下支援的华野2纵，和原在苏北的华野11纵、12纵组成，主要任务是坚持苏北根据地牵制敌人，内线作战期间受华东局指挥，济南战役前该兵团主力归建。
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原华野2纵司令员）、 政委陈丕显、副政委为吉洛（姬鹏飞）、参谋长覃健，因陈丕显并未实际到任，因此第四兵团又被称为韦吉兵团。
四、第三野战军的四大兵团
1949年1月26日起，在陈粟的共同主持下，华东野战军正式对部队进行改编和整编，主要工作是部队编制和高级干部的调整，并报请军委批准。
整编命令于2月9日发出，从此华野正式改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
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
可以看出，分兵时期的一兵团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二兵团政委谭震林、三兵团政委唐亮，仍然回到野司担任重要职务。
因此各兵团主要首长的人事调整，成为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也是难点所在，经过反复酝酿和研究，最终确定的兵团首长名单是：
第七兵团 ： 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
兵团部以原第二兵团（山东兵团）机关的大部 为基础组成，原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华东军区所辖的山东军区任职，因以原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接任，也算是顺理成章。
第七兵团政委谭启龙，华野成立时曾担任1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叶飞兼），此番直接晋升兵团政委，貌似有些破格。
其实并不尽然，之前在“东南野战军”筹建期间，谭启龙已被任命为渡江先遣纵队政委、中共江南工委书记，显然那是准备重用的。
至于许司令调离山东兵团，主要因其济南战役前一直在胶东养病，所以身体原因确是 历史 事实，济南战役结束后仍回胶东休养。
不过在济南战役打响前，许司令直陈军委对兵力部署提出质疑，以及曲阜会议中华东局书记的讲话所指，也都不是空穴来风，只能说原因很复杂。
第八兵团 ： 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
兵团部以原第三兵团（陈唐兵团）的临时指挥机构为基础组成，也就是原华野“野司”的一部分机关，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由此成为原来四位兵团司令员中，唯一延续兵团司令员职务的将军。
这个过程跟东野参谋长103出任四野的兵团司令员，很有一像。第八兵团以江渭清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
鉴于原兵团政委唐亮调回三野总部工作，第八兵团政委由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调任。袁仲贤政委虽然不是那么威名赫赫，却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老革命，之前的文章有过介绍。
第九兵团 ： 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
兵团部以原第二和第四兵团机关各一部组成（即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 关于宋时轮由10纵司令员直接晋升为兵团司令员，其实早有征候。
在淮海战役的徐东阻击战中，宋时轮曾经奉命统一指挥华野7纵、10纵、11纵，组成了“阻援兵团”，大破邱李兵团的进攻，这已经是按兵团司令的级别使用了。
宋时轮黄埔五期毕业，资格是很老的，1938年已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1945年随陈毅到华东工作，在华野尚未成立时，已经是山东野战军的参谋长。
华野成立之前宋时轮的工作有所变故，后出任10纵司令员，遂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晋升第九兵团司令员并不意外。
原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改任第十兵团政委，所以九兵团政委由原华野4纵政委郭化若升任，黄埔四期生！
第十兵团 ： 司令员叶飞、政委 韦国清。
兵团部以第四兵团（苏北兵团）机关大部为基础组建，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
叶飞之前是华野一兵团的副司令员，华野1纵司令员兼政委，所率领的华野1纵是响当当的王牌主力，在粟裕不兼职的情况下，晋升兵团司令员也属情理之中。
五、第三野战军四大兵团的实力
华东野战军在整编为三野的过程中，采取了兵团部与原辖各纵队“拆开重组”的方式，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为了打破山头主义，进而实现“高度的集中”。所以各兵团所辖的各军，大致是按原华野各纵的数字番号排列的。
第七兵团 ：下辖第21军（华野2纵）、第22军（华野3纵）、第23军（华野4纵），以及济南战役起义部队和鲁中南纵队合编的第35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33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二。
第八兵团 ：下辖第24军（华野6纵）、第25军（华野7纵）、第26军（华野8纵），以及由淮海战役起义部队（何基沣部）和江淮军区部队合编的第34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27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三。
第九兵团 ：下辖第20军（华野1纵）、第27军（华野9纵）、第30军（华野12纵），以及淮海战役起义部队（张克侠部）和渤海纵队合编的第33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38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一。
第十兵团 ：下辖第28军（华野10纵）、第29军（华野11纵）、第31军（华野13纵），以及由胶东纵队改编的第32军。
整个兵团拥有四个军108000余人，兵力数字在四个兵团中排名第四。
可以准确统计出来，第三野战军四大兵团16个军的兵力数字为506000余人，平均值在31600人左右，各军各师的人数，并非完全相同。
三野另保留特种兵纵队、两广纵队（后划入四野序列）两个纵队建制，加上野司的警卫团和直属、后勤部队等，三野总兵力共计581000余人。
实话实说，历来部队整编的最大难点都是人事安排，所以华野在整编过程中也不例外，尤其是兵团和军级首长的名单更是焦点，个别干部对任命不满意，发牢骚闹情绪，甚至有的直接找到陈老总。
为此，陈毅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提出了四条重要意见，其中第四条也算是总结：
“干部的安排可能是有缺点的，不会百分之百是完满的，但这个名单是正确的，经过反复研究的，是比较妥当和很谨慎的，希望同志们拥护，不准说长道短”。
这也充分说明，在华野整编为三野的过程中，陈老总亲自来坐镇的必要性，毕竟威望在那摆着呢，而在谈到部队编制时，陈毅则要求：
“编制表主要是为了限制人员装备，比较充裕的部队不能超过，凡是人数超过的纵队，一定要老老实实拿出来补充不足的纵队，不得打埋伏；编制表是为了不使部队穷富两极分化，我们要反对本位主义和平均主义”。
陈老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谁也不能不听了，而制度和原则一旦确定下来，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到1949年3月底，第三野战军的整编工作基本完成，即将大举南下饮马长江了！
六、第三野战军兵团首长的军衔
既然成为人民解放军正式的兵团司令员、政委，这些将领自然就是“正兵团级”，按照1955年的授衔标准：“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
那么兵强马壮的三野八名司令员和政委，理论上都应授予上将军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是这份兵团首长名单只是1949年初产生的，在后续的战争期间，各兵团是有一定人事调整的。
比如第八兵团， 后以王建安兼代政委，再后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兼任政委；第十兵团政委后由张鼎丞改任等等。另一方面，军队级别的评定过程，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职务并非唯一的标准。
最终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有：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而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于1956年补授。
第七兵团政委谭启龙调地方工作，未授衔；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成为首批驻外使节，未授衔；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被授予中将军衔；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可见，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袁仲贤将军有几位夫人
袁仲贤将军有几位夫人
只查到一个！
原第三野战军参谋长、驻印度首任大使袁仲贤的夫人徐桂梅是山东农民的女儿,
建国初十位将军大使都是谁，出任哪国大使
1、伍修权
出任南斯拉夫大使
2、耿飙（19兵团副政委）
出任瑞典大使
3、袁仲贤（黄埔一期生、3野8兵团政委）
出任印度大使
4、姬鹏飞（3野7兵团副政委）
出任民主德国大使
5、黄镇（2野9纵政委）
出任匈牙利大使
6、韩念龙（3野33军政委）
出任巴基斯坦大使
7、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4野副参谋长）
出任保加利亚大使
8、王幼平（2野5兵团政治部主任）
出任罗马尼亚大使
9、罗贵波（1野7军政委）
出任越南大使
10、彭明治(四野13兵团副司令员)
出任波兰大使
扩展资料：
建国初将军大使产生原因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外交上不承认的封锁政策，但还是有很多国家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建交，选派首批驻外大使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
首先，当时新中国的外交几乎是一片空白，很多人员都是原蒋王朝的留用人员。相比较而言，将军们出任大使最值得人民信任，毛主席曾开玩笑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啊！”
其次，由于之前长期的武装斗争环境，当时能力突出、思想觉悟高和资历深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军事干部。而驻外大使就是需要能力突出、思想觉悟高和资历深的干部担任，中央基本上只能从高级指挥员选拔担任。
最后，也是因为之前长期的武装斗争环境，当时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大部分也是军队干部。比如1946年时，耿飚将军在北平军调处工作，跟美国人打了不少交道，而袁仲贤将军则在“紫石英”事件中负责与英国人交涉。
综合来讲，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将军大使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外交正式渡过了成长期，完成使命的将军大使也告别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