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 急求论文文献综述范文(教育学中的如何开展合作学习)
- 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笔2000年翻两番,那么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 充分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应对金融危机的理论依据
- 论文文献综述范文
- 中国的经济实力,就整个东部地区而言,能比得上哪些国家
- 冯建林的主要公开发表文章
- 关于能力与个性的论文提纲
- 江西财经大学在哪个区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好的生态不是免费午餐
试想一下,如果四川水土流失严重,上海人将面对什么样的黄浦江?如果内蒙古沙尘四起,北京人还能见到纯净的天空吗?
“我们现在也注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绿色预算、核算等。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其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它不仅关系环境本身,还事关决策。”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说。
如何在自然资源定价的基础上,通过跨区域的合作方式,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决共有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在6月26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主题论坛上,这是与会专家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需要生态补偿守护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科学确定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在《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实施补偿。
“生态补偿在中国不是新事物,已经研究跟实践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所谓“上游青山绿水饿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减肥”。长期以来,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资源环境压力前所未有,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要守住,金山银山要建设。”王金南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青山绿水”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调配机制。
2005年,中国出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阿明说,“如果看一下环保领域,可以说生态补偿的理念已经成熟了,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巴基斯坦,环保部门尝试把环境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通过对环境退化进行成本核算。阿明举例说:“红树林是有价值的环境资源和资产。在印度洋海啸之后,许多红树林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此,我们建立了面向未来的红树林这样的合作项目,来研究红树林这样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价值。”他还了解到,英国政府每年的年度预算都有绿色预算,也就是跟环境相关的预算,研究哪些自然资产是需要考虑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对比和计算。“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和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变为主流。”
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有差距
如何以最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自然,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这绝非易事。
“生态补偿这一问题讨论了很多年,说来容易却做起来难。”王金南表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是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制度。
王金南表示,目前,我们国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关注为什么要补、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资金从哪儿来、效果如何等六大环节。“生态补偿目前存在管理多元化、政策碎片化,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管理交叉等问题。”他坦言,中国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是有差距。目前,中国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和资金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一些政策未进行梳理与整合,导致现有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存在交叉或重复现象,对生态保护的引导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试着想找到过去十年市场在生态补偿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说,就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说,目前中国呈现双重市场失灵的特征,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的市场,并且保证它高效、正常的运转。
市场与政府须“双轮驱动”
“云南的抚仙湖有超过20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其市场价值却少得可怜,使用价值也很低。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价值却很大,中国不能失去这样大规模的高质量湖泊。要保住这样的湖泊,政府必须作为。”齐晔认为,市场本身并非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工具,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应该扮演好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公平的角色。
齐晔表示,在推动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层次分明,让市场有所作为,还要让政府发挥其能力、承担起责任;需要设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政府的角色是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在王金南看来,在生态补偿上,我国应建立市场补偿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的“双轮驱动”机制。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多样化、重复补偿等现象,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等。他建议,今后要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王金南建议,继续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偿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效果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一些重大工程,建议适当整合渠道并将补助期限延长,确保相关居民顺利转产。
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说,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补偿生态发展,通过国家、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生态补偿长效性。
“国家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四种不同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还有共建园区。可能某些专家认为,从制度上建设来看,这样一种补偿很难实现一体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机制化的补偿办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在此情况下,我想采取多样化的办法,体现补偿的要求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说。
给公众一个深入自然的理由
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 杨春竹 通讯员曾居仁
6月底的贵阳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派绿意,风一吹,云和水都在动。
“我们要给公众一个理由,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要去自然,为什么要去森林,为什么要去湿地。”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上,北京林学会副理事长王小平表示,需要挖掘生态保护和治理的价值,提高公众参与度,“挖掘、保护、恢复和发展”。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生态旅游协会会长金星一亦有同感。讲起韩国的恢复森林政策,金星一认为有三个因素保证该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便是强有力的领导,“历届总统都非常支持森林恢复,将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作为政府优先的任务”;其次是在经济方面的协同增效,让所有资源都能够参与进去;第三是新村运动,“就是老少参与,所有人皆是其中的一员,实现环保和节能”。
当然,生态治理并非易事,比如太和江的恢复就经历了艰难历程。太和江横穿蔚山市,而蔚山是韩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从1960年到2000年,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2000年出现了很多工业园,人口急速增长,经济发展迅猛。
“但城市发展是有代价的,那里的河流已经变成了死河。”金星一说,“于是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恢复,我曾与一个官员聊天,他说他们投入了10亿美元进行修复和改造。”
2002年,蔚山市开始治理太和江,首先截污阻排,阻断污水流入太和江,疏浚8.8公里的淤泥带,拆除混凝土河堤,建成绿色堤岸,征收河两岸44万平方米土地,建成了沿江步行道、足球场、公园和自行车路。除了巨额资金,金星一认为,公众参与是推动太和江恢复成功的关键,公众负责清洁、植树、运营等。“现在我们看到鸟和鱼又回来了,人们甚至在太和江里举办游泳比赛。”他颇为感慨,“一条死河变成游泳举办地,成为最富饶的候鸟聚集地,十分不易。”
“从机制和体制上我们能做什么呢?比如说绿色义工的组织、绿色假期、绿色志愿者等,这些活动由谁组织?”王小平提出,在倡导公众参与这方面,专业的协会组织在凝聚共识、聚合力量和行动方面不能缺席,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
王小平说:“我们不能抱怨说,我们的森林这么好,为什公众不来。实际上,城市长大的孩子对森林有恐惧心理。今年通过森林大篷车进城市公园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和家长去学习和理解。另外,在法律层面,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中小学生课外活动的计划,要求中小学生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时间与自然相关。”他认为,除了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应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公众提供便利,顺势引导,让大家感受到“我应该到大自然中去”。
专家畅谈:生态补偿应注重资源整合
中国气象报记者杨春竹 张静
在以“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为主题的生态论坛上,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艾卡特环境与投资集团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委会专家约翰·福格齐,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助理教授萨雅吉·博斯,哥斯达黎加火山山脉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菲利普·卡拉佐,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等嘉宾展开对话。
“生态补偿不仅事关环境本身,也事关各行各业的决策。”阿明认为,现在对于生态补偿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是绿色预算、核算这样一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他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生态补偿的,这需要可行的绿色增长目标,需要重视环境,更需要谨慎保护环境,而不是出卖环境。
约翰·福格齐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流动非常大的国家,因此必须有更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这样才可以保护环境,同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齐晔针对中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出现的双重的市场失灵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要有一个市场,并保证它高效、正常运转。同时,政府必须作为,要让市场发挥作为,要建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萨雅吉·博斯谈到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时候,特别想到了中国的谚语—饮水思源。他说,对中国来讲,实行增加生态补偿的机制非常重要。城乡的人口流动,只要使用了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城乡人口的流动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处在一个过渡期,未来在GDP中服务业占的比重和消费会增加,所以生态补偿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认为,要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做好生态补偿,建立生态补偿三大维度,建立国家层面的横、纵向补偿机制,明确如何补、谁补谁,补多少。如,以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定标准,建立输血和造血双轮驱动,从政府、市场化受益者、生态善心者,实现补偿资金多渠道,同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方发展。今后,应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菲利普·卡拉佐强调,应重视生态良性发展,注重整合资源,注重自然资源的利用,通过建立基金会,推动生态保护,组织土地所有者积极参加森林的保护,建议加强合作,在政策、法律层面上实现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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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存量问题研究
一、引言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亚洲诸国痛定思痛,纷纷上调外汇储备额以应对国际游资的再次冲击,捍卫本国货币,我国也不例外。截止2003年末,我国外汇储备额已达创记录的4033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20倍,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然而,高额外汇储备是否真能在稳定一国汇率中起到“定海神针“的 作用,它在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真的有利无弊呢?对此,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既有支持保 持现有储备存量观点的,又有认为应当降低储备数量的。因此本文献综述尝试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整理,以利于在比较中分析利弊,抓住问题的实质。
本文基本上按照对外汇储备存量问题讨论的先后顺序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刘力臻等人强调实行高额外汇储备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通过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得 出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都认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诸国纷纷失守固定汇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作保证,使得国际投机游资在交战中占了上 风。第三部分介绍围绕刘力臻等人实行高额外汇储备的观点反对派学者(余永定等)所提出的种种反驳和理由,他们认为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 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无效、危险和代价高昂的。第四部分则是关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消化过量外汇储备 的建议。
二、赞成实行高额储备的观点及理由
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教授认为实行高额储备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刘力臻:《国际金融危机 四重分析》)。外汇储备可以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夯实我国加快改 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变得更为明显。同时,入世后,我国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明显提高了我国对世界经济的适应能力。
尹艳林在她所著的《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中提到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极大改善甚至是扭转了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局面,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 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而且外汇储备多使得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了货币供应,支 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抑制了国内通货紧缩的趋势(尹艳林:《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还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反映了我国的资金过剩,有利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特别是像家电、服装等优势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能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润/张岭松:《国际金融管理》)。
三、反对实行高额储备的观点及理由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观已经过时》一文中认为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稳定是一件十分冒险 的事情。在把辛苦赚来的大量外汇储备赌光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使货币贬值。比如泰国、韩国等,货币当局都想通过抛售外汇来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而结果都是 宝贵的外汇被花光了,本币却依然下跌不止。外汇储备的职能已不在于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和支付债务的需要。在IMF对外汇储备功能的新表述中,“增强对本币的信心”被放在核心地位上。简单地说,外汇储备过去是准备“用”的,而现在,则主要是给人“看”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没有什么必要。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外汇储备过多,目前已经造成我国极为短缺的外汇资本资源的浪费,出现穷国反而向富国输出资本,支援美国等发达国家 人民的高消费。同时,维持高额外汇储备的难度和成本加大,央行在保持巨额外币资产的同时,为防止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又不得不通过出售国债的方法对迅速增 长的基础货币进行对冲操作,央行会因此承受很大损失,而且我国储备结构较为单一,其中的70%以美元的形式存在,外汇储备过多,必然会增大外汇储备的风险(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
央行分析,外汇储备增加过快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造成压力。其次是可能延缓结构调整和综合国际竞争力。第三针对我国贸易和国际压力逐渐加大。
另外,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可能刺激短期资本流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王雅范/管涛/温建东:《走向人民币可兑换:中国渐进主义的实践》)。
四、消化过量外汇储备的途径
一些学者提出多余外汇储备的出路可以考虑用这些储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这样在支援我国经济建设的同时又加强了国防实力。另 一些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也为今年初央行宣布使用部分外汇储备对国有银行进行资本金补充找到了理论依据,但提出在注资的同时要注意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
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笔2000年翻两番,那么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虽然GDP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但是中国人均GDP却一直偏低。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2006年人均GDP达到2010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年人均GDP相当于2000年的1.69倍,但是在世界的排名刚上升为第129位。 人均GDP指标能综合地反映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均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能力,能比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居民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我国目前还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就像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2020年能否实现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世界关注中国。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一场承前启后的攻坚战。 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人均GDP将达到3500美元左右。尹艳林博士算了一笔账,从人均GDP指标本身的增长来看,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81元,2006年达到1608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年是1978年的9.729倍,1979年至2006年的2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8.5%。实现翻两番,2020年人均GDP需要比2006年再增长137%,年均增长率为6.9%;如果2007年至201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8.5%,那么2010年将比2000年增长134%,实现翻两番,后10年(2010年至2020年)人均GDP年均只需要增长5.7%。 从翻番的时间来看,1987年比1978年翻了一番,1996年比1987年翻了一番多,均用了九年时间;2004年比1996年翻了近一番,用了八年时间;2006年比2000年增长69%,年均增长9.1%。“按这个速度,2008年就能比2000年翻一番,也是八年时间。那么,2009年至2020年用12年再翻一番,从时间上说也是没有问题的。”尹艳林说。 10月2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00年到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由7858元上升到1608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2000年的1.69倍。按翻两番的要求计算,到2006年已经实现了42.3%。“也就是说,我们用了六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20年时间所要完成目标的四成多的目标任务。” 李晓超称,从这一增长速度看,实现这一目标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同时,李晓超提醒,对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以上的时期,既是经济快速增长期,也是风险较大的一个时期,需要防范风险,争取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以人民币为计价标准,如果以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人均GDP应达到31432元,按照目前的1:7.4867汇率,约合4200美元。如果再考虑期间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即使按照目前市场最保守的7.0为标准,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也将达到4500美元。 如果按照罗杰斯的预计,人民币“汇率10年内再升4倍”,那么202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将达到1.68万美元。 专家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仍将保持低速增长,这有助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尹艳林分析,从人口增长率看,197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1.1%,1991年至2006年为0.9%,2001年至2006年为0.6%。那么,2007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能保持在7.5%,并维持目前较低的人口增长率,2007年至2020年人均GDP实现6.9%的年均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可以完成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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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应对金融危机的理论依据
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教授认为实行高额储备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刘力臻:《国际金融危机 四重分析》)。
外汇储备可以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夯实我国加快改 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变得更为明显。同时,入世后,我国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明显提高了我国对世界经济的适应能力。
尹艳林在她所著的《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中提到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极大改善甚至是扭转了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局面,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 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而且外汇储备多使得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了货币供应,支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抑制了国内通货紧缩的趋势(尹艳林:《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还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反映了我国的资金过剩,有利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特别是像家电、服装等优势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能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润/张岭松:《国际金融管理》)。
论文文献综述范文
撰写文献综述步骤:
1、搜索相关文献
在开始搜索文献之前,需要一个明确定义的主题。
如果正在写论文或研究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搜索与之相关的研究问题和问题。
如果是以独立作业的形式写一篇文献综述,必须选择一个要点,并提出一个中心问题来指导的搜索。
2、评价来源
可能无法完全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文章,所以必须评估哪些文章与自己的问题最相关。确保使用的来源是可靠的,并确保阅读了自己所研究领域的任何里程碑式的研究和主要理论。
可以找到一篇关于谷歌学术的文章,查看被引用了多少次,高引用数意味着这篇文章在该领域有影响力,当然应该被包括在自己的文献综述中。
3、识别主题、辩论和差距
组织文献综述的论点和结构,需要理解所阅读的资料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根据阅读和笔记,帮助制定文献综述的结构,并展示自己的研究将如何对现有知识做出贡献。
4、概述结构
有各种方法来组织文献综述的主体。
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对自己的策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根据文献综述的长度,可以结合这些策略。
5、写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应该有介绍、主体和结论,每篇文章中包含什么内容取决于文献综述的目标。
当写完并修改完文献综述后,不要忘记在提交之前进行校对。
中国的经济实力,就整个东部地区而言,能比得上哪些国家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
2005-12-3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政策倾斜
编者:“1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国家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中西部部分县域基层单位代表共同探讨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代表们认为,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是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焦点,承担着协调发展的重任,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政策倾斜。本报特刊出与会专家代表的发言摘要,希望能为推动中国经济从城乡区域差距拉大式发展转向均衡协调发展道路尽一份力。
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走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道路
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一五”的建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光是发达地区人民收入提高了,要改变面貌,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也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深远意义。最近10多年,城乡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可能达到1比3.3。如果不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的话,有人预计到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达到1比4.0。这样对我们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就很困难。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遏制城乡差距拉大趋势、实施全面建设小康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最近这一轮经济上升期,出口增长很快,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原材料工业投资增长很快,但是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力不足,今年下半年生产能力过剩开始表现出来,怎样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消化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村7、8亿人口的收入水平,扩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消费需求、消化过剩工业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人民享受发展成果的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农村人口平均5、6个人购买的商品才相当于城市人口一个人购买的商品。如果这种情况长期下去,那就和我们党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宗旨是对立的。所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对明年进行具体部署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把在五中全会建议里的决心变成具体行动,从各个方面加大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农村的发展。
第二, 我们欠发达地区怎么样发展县域经济,我提几点建议。一是,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我们欠发达地区自然条件不怎么好,也可以找到适合本地条件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去年我去甘肃定西去看,他们通过国家扶贫,发展了两种特色产品,一个是土豆,一个是百合,耐旱、适合西北地区,已经见到成效,每天都有百合通过空运到上海去卖。陕西现在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基地。一亩地的苹果收入可以达到6、7千元钱。苹果增收还有四大潜力可挖。管理、加工、出口、储藏,光靠苹果一项就可以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二是改善投资环境,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现在沿海地区有的地方没水、没电、没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向外转移,正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吸引资金的好机会。比如说江西省提出的战略口号就是把江西建成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基地,改善投资环境,去年吸收沿海地区投资突破一千亿。
第三,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长期以来城市人口可以享受到财政拿钱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道路、供水、供电、学校、托儿所等等,农村人口享受不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靠农民自己。这很不公平。我们今后要逐步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按我们财政部长的话说就是财政的阳光要照到农村。这对我们欠发达地区的县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即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改善基础设施,如道路、饮水、清洁能源、环境卫生等。中国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只有41%。自来水对改善农民生活很重要。我在江西农村看到用变频式水泵,100户的村庄,每户拿50块钱,一共5000元钱自来水就解决了,政府再给一点补助更好。
第四, 建设新农村实现城乡经济同步发展。我们参加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的时候,我去韩国考察了新农村建设。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认识,过去我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城乡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到韩国一看不存在这样的阶段。韩国的城乡经济是同步发展的。过去4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是1比0.8到0.9,实现了快速发展。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好的经验,重视发挥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走一条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道路。
古元章 甘肃省康县县委书记
贫困县资源优势转化需要政策支持
我就如何加快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几个政策建议。一是,希望国家对贫困县的扶持专项资金直接下达。国家对西部贫困县资金拿出了不少,对我们甘肃,国家一年拿了几个亿,分到各个贫困县还是杯水车薪。二是,希望国家加大对贫困县帮扶力度,采取多帮一的模式,给重点扶贫县以具体的帮助,特别是在解决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帮助欠发达县市发展起来。三是,为有利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吸引人才和资本,希望国家在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返还比例政策上更加优惠一些,让东部企业来这些地方投资。四是,帮助解决贫困县龙头企业建设问题。
我们康县的核桃种植面积在全国居第二,但我们现在一没人才,二没技术,三引不进来。这些年我们在引进人才上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引不来,唯一引来的是把人家老板感动的落泪以后才来我们这里投资,投资建厂以后设备坏了一个螺丝钉都要去成都买,这样的条件怎么样办企业?至今康县都没有深加工龙头企业。这些年我们贫困县招商引资一直不理想。我们想要加快特色产业。中央下一步制定帮扶政策的时候,能不能多给贫困县一些补贴资金,能不能在土地和信贷上对龙头企业放宽一点,帮助我们西部贫困县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
赵 艾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经济社会组组长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东西部差距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在西部。东西部地区的差距突出表现在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上。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思想不够解放,观念比较保守。很多地方只让当地居民喝当地产的酒,只抽当地产的烟。
要健全互助机制。让东部地区的企业西进,到西部地区县域去创业投资,开发资源,把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发展。前不久我们部门做了一个调查,不完全统计,西部大开发六年来,东部八省市对口帮扶资金总额折合77亿人民币,而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投资总额是6000亿人民币。
要健全扶持机制,加快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与东部地区老百姓的差距。
西部地区发展要注意保护生态。西部地区生态脆弱,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如果不发展经济,财政收入、人民群众就业收入解决不了,如果要发展,只要你一动土就破坏生态,这个矛盾怎么解决?首先就是要保护生态,不能动土。在很多地方不发展就是发展。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要改善,享受公共服务要不断缩小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国家有义务和责任,要让不同地区、不同县域的老百姓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中央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陈 恒 甘肃省宕昌县县长
建立直接扶持机制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我想就如何加快西部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一条建议,请求中央对特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建立一种直接扶持机制。因为间接化的扶持总是被大打折扣。
我们宕昌县作为全国最贫困的县,20年来我们也花了国家不少钱,但至今我们没有走出贫困。除了基础条件差等原因外,就是中央扶持项目的资金走的是一种间接化渠道,中央的项目从部、省、市到县,中间隔了三个层次,层层都要折扣一点。中央项目的支持力度到我们基层已经是强弩之末,被大打折扣了。问题特别严重的是,立项程序繁杂,资金捆得太死,想干的不让干,能干的不可以干,往往在上级考核与实际需要之间“打擦边”、“走钢丝”,使扶贫开发的成效打了折扣。
今天我参加这个会议的突出感受,就是我们中央有关部委和社科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部门,在如何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上和以前的做法相比有很大的改变。过去研究县域经济考虑的是怎样扶持强的。现在改变为如何扶持弱的。这个思路非常好,抓住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症结和难点。弱势贫困县至今连发展的门槛都迈不进,如果没有一种强力的助推,那就只能被远远甩在中国经济的快车之外。
尹艳林 中共中央财经办公室副局长
县域经济呼吁财税优惠政策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县域经济是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支点和载体,小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小城镇经济发展起来了,农村的商业流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及生活服务业得到带动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县域经济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务工收入越来越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县域经济发展了,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加快,就业机会增多。
国家应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支持。是否可以考虑对县域新办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吸引大中城市的资金向县域经济流动,有利于减轻企业初期发展的困难。目前县域企业和大中城市的政策相同,但县域的负担更重。县域经济肩负了面向三农,服务三农的重任。应该考虑到县域经济的困难,给予县域经济一些不同于大中城市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金融支持力度。
陈 星 河南省柘城县县委书记
国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我重点想谈一下国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问题。我感觉在分析影响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因素时往往过于归咎于思想观念不解放,而忽略了政策方面的问题。政策选择上的差异可以对地区差距扩大造成很大影响。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我们柘城县人均土地不到一亩,仅靠农业种植是没有出路的。我感到国家要加速帮助中部地区实现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政策问题,一是中部工业化希望得到土地政策的支持。二是金融支持政策。沿海发达地区当初起步发展时,国家银行给予过大力支持,现在中西部地区很多企业刚刚起步,信用评级较低,难以贷到款,中小企业发展成为难题。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方面,应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四是就业培训和劳务输出政策,需要国家加大投入支持。
赵长保 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良好时机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一个良好时机。政策条件和舆论环境比较有利。各方面对县域经济发展关注度提高。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优先,工业化层次远远超出中西部地区。比如说,在全国GDP总量中,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总量中,在地方各级财政收入支出总量中,在外商投资总量中,东部地区除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大约50%多以外,其他各项所占比重都在60%到80%以上。现在东部地区出现了经济转型现象,给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就是一例。东部地区前20年都是以低工资劳动力来快速发展的。现在收入水平提高,再沿用原来简单的低工资方式维持再生产已经非常困难了。东部地区经济必须转型,传统的优势产业必须向周边地区扩散。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可以借此找到相当多的机会。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度还可以加快。2002年以后,国家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方面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认识上宏观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从去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了阳光培训工程,每个农民100块钱。但是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农民经过培训掌握一项技术的成本大约为800到1200元钱左右,国家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农民在找到工作之前就让他自己掏培训的钱,很多农民不太愿意。对劳动力的投入叫人力资本投入,这种投入是投资回报率非常高的投入。各地可结合自己的实际,多想一些办法推进。如果我们把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对我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赵 熠 河南省西峡县常务副县长
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能不能发展好,关键是三农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在农村发展上,为什么差距越来越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因素。第一,政策制定不公平,重视了城市忽视了农村,导致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城乡差距拉大。第二,扶持机制走形,农村经济发展要资本投入,可是农村的储蓄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大中城市。国家商业银行改制以后,全部从农村退出。只允许县域存款而不许贷款。贷款权限上升到省一级。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第三,农民转移上存在着限制性。现在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降低了,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农民工的权益还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农民工在一个地方有了保障,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以后保障转移不了,也影响了农民的转移和增收。
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第一,农业政策和工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要对称,第二,扶持政策要具体,金融机构支持三农,贷款和储蓄的余额和增速要对称。第三,重视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权益保障。第四,贫困县,欠发达县的财政收入,县里是否可以多留一些,用于支持三农。
桁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潼南县县长助理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关键在县级财政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来,东部沿海地区轰轰烈烈地发展了起来,而面积更广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却被忽视。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虽然能够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但是,对于共同富裕、共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我在基层看到,转移支付自上而下拨付,越是上级政府可支配的利益越大,越是下级政府所得利益越小,层层扒皮、层层截流之后,对于基层县乡来说,还剩下多少可想而知。这样的分配制度、分配格局对于县乡财政是极为不利的。农业税免征以后,乡镇政府承担的社会事务没有相应减少,而转移支付并没有增加,这种状况如何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呢?农村改革要解决历史积累的旧账,任务非常艰巨!事实上,乡镇债务有1/3是由于“普九”教育产生的,1/3是由于清理农村信用社造成的,现在一并转嫁给了县乡政府。负担不轻啊,这个家难当。
现在出现了非常有利的转机,中央已意识到发展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畅所欲言,就是给了我们应有的话语权,强调县域经济的高度重要性。自1984年起,县域经济被忽略,甚至被取消。现在县域经济受到重视。如果把县级财政解决好了,等于解决了整个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的最关键问题。
杨荫凯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博士
县域经济发展的“喜”与“忧”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目前现状有喜有忧。“喜”的是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了相当高的份额。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5%,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4,GDP相当于全国的60%,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4,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都占全国的1/3左右。一些发达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百强县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国县域经济总量的1/4还多,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4倍多。按汇率换算,前十强及部分百强县的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 “忧”的是目前在座的各位书记县长面对的共受煎熬的问题。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发达的县分布在东部地区,落后的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03年百强县东部是92个,中部是6个,西部是2个。县域经济产业层次和劳动力素质低下。县域经济整体上表现出“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基本特征。县域劳动力的素质低。县域单位6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是7年多一点,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43%。县域范围内产业发展难度大。
有人形象地说县域发展要素被四大抽水机抽走。一是土地抽水机,中心城市和大量开发区圈占土地,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失利的情况严重。二是产业抽水机,农产品加工增值的部分主要在城市里完成,县域经济的农业产业化只留下初级环节。三是补贴抽水机,中央对农民的各种补贴,被层层截留没有真正发到农民手里。四是信贷抽水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只存不贷,抽走农村现金,把农民的资金都拿到城市搞建设去了。县乡财政困难。全国平均每个县财政赤字一个亿,赤字县占全国县域比重达3/4左右,赤字总量占这些地方财政总量近80%。农民增收困难很大。去年农民纯收入增长6.8%。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县级政府权力和义务非对称。县级行政单位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资金力量减弱,义务教育补贴、安全生产等义务压力不断增大。
袁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城乡区域差距拉大式发展转向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
过去政策对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现在,政策正在朝着重视欠发达地区的方向转变。但是还存在着转变不快、力度不足的问题,欠发达地区希望这种转变再快一些。县域经济问题主要是三农问题,承受了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负担,而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承担了区域差距扩大和城乡差距扩大的双重代价。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差距拉大,并不都是市场机制造成的,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政策如何对待县域经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城乡区域可否实现协调发展的宏观问题。宏观政策和发展政策应该尽快朝着更加重视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方向转变。
十六大以来,区域和城乡发展关系从城市化主导转变到城乡统筹发展。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才会有今天这样欠发达地区受到重视的新局面。但是后面的转变困难很多。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已经扩大到了非要重视不可的严重程度。去年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了1:3,今年收入差距还会扩大,如果考虑到农民没有享受到而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实际消费,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就更大。目前的统计数字和计算方法对差距扩大的估计存在问题,造成了对欠发达地区落后程度及承受程度的低估。还有一种认识认为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支撑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很少研究向东倾斜政策造成的区域和城乡差距拉大的不良后果。现在欠发达地区开始受到重视,政策将会转向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目前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发展高潮。区域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面临考验。如果政策有意无意地向东倾斜,或者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政策转变不够大,就会形成差距继续扩大甚至加速的趋势。差距不可能在原有政策不调整不转变的情况下出现缩小性变化。近几年国家在三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支持性措施,可能起到了延缓差距扩大进程的作用,但是遏制区域差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力度还不足,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困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0多年来,我一直不同意差距拉大是发展必经阶段的理论。差距拉大造成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差距拉大问题与政策有关,可以用政策调整和转变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问题,推动中国经济从城乡区域差距拉大式发展转向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
冯建林的主要公开发表文章
◆Feng J, Sun W.2010. Michigan Has New Opportunities in China. SeidmanBusiness Review 2010(1).
◆冯建林:点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2009年2月28日
◆徐振斌、彭小菊、冯建林:农村经济呈现出显著的劳务经济特征,中国改革报,2007年10月29日
◆冯建林:关于价格传导的初步研究,宏观经济管理,2005年第12期
◆年勇、冯建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宏观政策研究,中国经贸导刊,2005年第21期
◆年勇、冯建林: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五个因素及扩大居民消费的对策建议,经济日报,2005年6月13日
◆年勇、冯建林、谢辉: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更加侧重促进消费增长,宏观经济管理,2005年第2期
◆冯建林:注重扩大居民服务性消费,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12期
◆Feng J:Review of Studies on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Income Disparities in China:an OECD Perspective, OECD 2004
◆冯建林:“三农”问题与乡镇企业,宏观经济管理,2003年第6期
◆尹艳林、冯建林:对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28日
◆Tseng Y-C,Xiong YL, Feng J, Ramirez-Suarez JC. 2003. Quality Changes in Australian RedClaw Crayfish (Cherax Quadricarinatus) Subjected to Multiple Freezing-ThawingCycles. J Food Quality 26: 285-298.
◆Feng J, XiongYL, Mikel WB. 2003. Textural Properties of Pork Frankfurters ContainingThermally/Enzymatically Modified Soy Proteins. J Food Sci 68(4):1220-1224.
◆Feng J, XiongYL. 2003. Interaction and Functionality of Mixed Myofibrillar andEnzyme-hydrolyzed Soy Proteins. J Food Sci 68(3):803-809.
◆Feng J, XiongYL. 2002. Interaction of Myofibrillar and Preheated Soy Proteins. Journal ofFood Science 67(8):2851-2856.
◆ 冯建林、严伯奋:螺旋藻多糖的结构研究,《第五届中国海洋药物年会论文集》1998年。
◆ 张淑萍、严伯奋、徐文达、冯建林等:克氧灵对火腿品质保藏的影响,《食品与发酵工业》1998年第24卷第2期。
出版书籍
◆莫文静、冯建林:从态度到行动的关键7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1月。
关于能力与个性的论文提纲
给你一些资料,希望有所帮助。
一、引言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亚洲诸国痛定思痛,纷纷上调外汇储备额以应对国际游资的再次冲击,捍卫本国货币,我国也不例外。截止2003年末,我国外汇储备额已达创记录的4033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20倍,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然而,高额外汇储备是否真能在稳定一国汇率中起到“定海神针“的 作用,它在我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真的有利无弊呢?对此,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既有支持保 持现有储备存量观点的,又有认为应当降低储备数量的。因此本文献综述尝试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归纳和整理,以利于在比较中分析利弊,抓住问题的实质。 本文基本上按照对外汇储备存量问题讨论的先后顺序展开。第二部分介绍刘力臻等人强调实行高额外汇储备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通过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得 出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都认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诸国纷纷失守固定汇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作保证,使得国际投机游资在交战中占了上 风。第三部分介绍围绕刘力臻等人实行高额外汇储备的观点反对派学者(余永定等)所提出的种种反驳和理由,他们认为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 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无效、危险和代价高昂的。第四部分则是关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消化过量外汇储备 的建议。
二、赞成实行高额储备的观点及理由 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东北师范大学刘力臻教授认为实行高额储备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刘力臻:《国际金融危机 四重分析》)。外汇储备可以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夯实我国加快改 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变得更为明显。同时,入世后,我国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明显提高了我国对世界经济的适应能力。 尹艳林在她所著的《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中提到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极大改善甚至是扭转了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局面,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 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而且外汇储备多使得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了货币供应,支 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抑制了国内通货紧缩的趋势(尹艳林:《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还有利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反映了我国的资金过剩,有利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特别是像家电、服装等优势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能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于润/张岭松:《国际金融管理》)。
三、反对实行高额储备的观点及理由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观已经过时》一文中认为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稳定是一件十分冒险 的事情。在把辛苦赚来的大量外汇储备赌光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使货币贬值。比如泰国、韩国等,货币当局都想通过抛售外汇来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而结果都是 宝贵的外汇被花光了,本币却依然下跌不止。外汇储备的职能已不在于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和支付债务的需要。在IMF对外汇储备功能的新表述中,“增强对本币的信心”被放在核心地位上。简单地说,外汇储备过去是准备“用”的,而现在,则主要是给人“看”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没有什么必要。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外汇储备过多,目前已经造成我国极为短缺的外汇资本资源的浪费,出现穷国反而向富国输出资本,支援美国等发达国家 人民的高消费。同时,维持高额外汇储备的难度和成本加大,央行在保持巨额外币资产的同时,为防止货币供给量增长过快,又不得不通过出售国债的方法对迅速增 长的基础货币进行对冲操作,央行会因此承受很大损失,而且我国储备结构较为单一,其中的70%以美元的形式存在,外汇储备过多,必然会增大外汇储备的风险(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 央行分析,外汇储备增加过快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造成压力。其次是可能延缓结构调整和综合国际竞争力。第三针对我国贸易和国际压力逐渐加大。 另外,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可能刺激短期资本流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王雅范/管涛/温建东:《走向人民币可兑换:中国渐进主义的实践》)。
江西财经大学在哪个区
一、江西财经大学在哪个区 江西财经大学 是在南昌市昌北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具体地址在江西省南昌市昌北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169号,该校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财经学府。
二、江西财经大学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 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经学府。2008年2月6日,温家宝总理与江西财大师生共度除夕,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称赞说:“你们学校是所很好的学校”,激励着学校永葆奋斗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办学历史: 江西财经大学 的前身为1923年秋创办的江西省立商业学校,1958年成立江西财经学院,文革期间几经更名并遭停办,1978年复校,1980年成为财政部部属院校,1996年更名为 江西财经大学 ,2000年学校管理体制由财政部主管转变为由江西省主管,2012年成为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
2、办学特色:办学以来,学校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特色。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人才强校、法德治校,形成了在红土地上培育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模式,走出了在欠发达地区办人民满意高校的路子,正努力朝着“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发展目标,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迈进。
3、办学条件:学校坐落英雄城南昌,东临赣江碧水,西接梅岭烟霞,北吸锦绣庐山之灵气,南纳雄伟井冈之精神。现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四个校区(不含独立学院共青校区)。占地面积共2200余亩,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馆藏各类图书862万册(含电子图书186万册)。校园幽香雅静,错落有致,层重叠翠,湖光潋滟,是全国绿化300佳单位之一。
4、机构设置:学校设有工商管理学院(MBA教育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国际经贸学院、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统计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软件与物联网工程学院(用友软件学院)、外国语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国防教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共16个教学学院,国际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创业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共4个管理型学院,以及1个独立学院。
设有《当代财经》杂志社、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高等教育研究所、财政大数据分析中心、生态文明研究院等7个独立设置科研机构;有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监测、预警与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江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江西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等4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有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会计发展研究中心、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中心、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西法治政府研究中心、江西省应用统计研究中心等7个省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有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财税研究中心、江西省经济预测与决策研究中心等3个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现代商务研究中心、创新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心、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科技金融研究中心、法治政府研究中心等与学院合署或挂靠学院的科研机构。
5、学科专业:学校现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文学、理学、艺术等学科门类;拥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7个博士后流动站;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7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39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点,13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70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4个本科专业。拥有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产业经济学);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应用经济学、统计学获评A-等级(全国前10%),工商管理获评B+等级(全国前20%),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获评B等级(全国前30%),公共管理获评B-等级(全国前40%);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统计学、工商管理入选“江西省一流建设学科”;1998年获批江西省首家MBA办学权,2009年获批江西省首家EMBA办学权,2017年通过中国高质量MBA教育认证,2018年通过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认证并获评“A级成员单位”;拥有6个国家级特色专业(金融学、市场营销、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财政学、法学),10个省级特色专业,11个省级一流专业;学校自2015年以来共有38个专业参加江西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23个专业排名全省第一,7个专业排名第二,4个专业排名第三,排名前三的专业数占参评专业数89.47%。
6、教学工作:2002年和2007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两次均获“优秀”等次,2016年,在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审核性评估中获得高度评价。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3项,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8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4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7门、国家级双语示范教学课程3门、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MOOC)8门、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2个、法律卓越人才培养计划1个,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大学生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和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等。拥有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园1个、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45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8个。学校于1994年(全国较早)实行学分制,学生可以选修双专业(学位)。2007年学校获得普通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
7、科研工作:2009年至今,学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320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12项,重点项目16项,一般项目220项,青年项目65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3项,后期资助项目4项;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90项,其中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任基金1项,应急项目2项,天元基金3项,面上项目18项,地区项目230项,青年项目35项。近年来,10余项研究成果编入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要报》并送中央领导决策参考,百余篇研究成果、调研报告获中央及省部领导批示。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00余项,在国际一流刊物及国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近800篇,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50余项。学校现有江西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江西省重点实验室2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江西省软科学研究基地1个。主办的《当代财经》入选新闻出版总署首届“全国百强社科期刊”,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 江西财经大学 学报》(双月刊)入选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两刊均为CSSCI来源期刊。
学校依托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紧密联系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聚焦江西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建设重大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管理部门提供具有重大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相关论文成果多次获得省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充分发挥了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智囊团”与“决策库”的作用。学校针对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新形势,积极推进传统成人教育向现代继续教育的转型,以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依托学校学科优势,每年承办财政部以及全国各地财务、财政、税收、金融、银行和保险系统等政府、企业以及各行业的培训业务,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8、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2239人,专任教师1302人,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77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506人;具有博士学位的767人;博士生导师133人;硕士生导师744人;“*”讲座教授2人,“*”领军人才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2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30人,全国模范教师2人,全国优秀教师10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人,全国“百千万工程”人才3人,“*”青年拔尖人才2人,国家优青1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2人,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3人,江西省赣鄱英才555工程人选21人,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63人,江西省高校骨干教师41人,江西省教学名师21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梓坤、何祚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 南京大学 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等担任我校顾问;国内外330余名著名学者、专家和企业家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
9、招生就业:通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继续教育、留学生教育为补充的办学格局。学校面向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近年来在江西省招生投档线和录取平均分均为全省高校第一。在2018年《中国软科》“中国最好 大学排名 —生源质量”排名中我校列150名、江西省第一名。全日制本科生有2.1万人,各类研究生5千余人。就业工作保持良好态势,2018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年终就业率96.3%,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年终就业率100%;普通本科年终就业率90.25%、常规就业率66.83%,国(境)外升学率10.53%,26名本科生到全球排名前20的著名高校深造。学校获2016-2018年度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估优秀等级”等荣誉,2010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全国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2012年获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称号。在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8中国大学教学质量评价报告》中公布的最新“校友会2018中国大学毕业生质量排行榜100强”中我校位列90名。2016年江财众创空间获评“国家级众创空间”、江西省科技厅首批“江西众创”,2017年江财众创空间获批共青团中央首批“全国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学校获批教育部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学校获批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中央媒体多次报道学校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
10、国际办学: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法国南特高商、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芬兰奥卢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138所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1998年开始,学校先后获批中美合作培养MBA、中澳合作培养MBA等研究生项目。2010年正式成为国际交换生组织中国大陆首家成员大学;加入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组织、国际商学院联盟、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联合国学术影响力组织等国际组织。获教育部批准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获批与瑞典达拉那大学合作本科双学位项目、商务部国际商务硕士项目和中国政府“丝绸之路”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入选国家留基委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6年5月学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合作建设的孔子学院正式揭牌运行。获批为全国托福考点、GRE考点、GMAT考点、ACCA考点、SIMA考点、FRM考点、HSK考点。学校2002年成立国际学院,开办本科教学试验班,设有会计学(国际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CITF方向)、金融学(国际投资与金融)、金融学(CFA方向)四个专业方向,长期聘任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知名高校的教师授课。学校还在相关学院开设了会计学(ACCA方向)、会计学(CIMA方向)、金融学(FRM方向)、国际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等涉外专业,教学方式和资源与国际接轨,目前初步形成了“教学相长、中西合璧、外引内联、高位嫁接”的国际化办学特色。我校自1999年招收第一批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的留学生,目前开设了各层次的全英文授课专业,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层次的来华留学教育体系,2018年通过教育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自2013年以来,有1500余名学生于在校期间分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芬兰、荷兰等国高校长期学习。2007年至今,有900余名学生毕业后赴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百余名学生进入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排名前20的高校深造。 2018年招收来华留学生近500人,生源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学校定期举办出国留学咨询展、海外留学分享会、宣讲会等活动,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最新的留学信息与动态,促进了全校师生出国(境)交流人数的稳步增长。每年举办国际文化节、来华夏令营、汉语角、家庭结对子等品牌活动,增进了中外师生融合,浓郁了校园国际化氛围。每年百余位海外知名学者来校授课、讲学,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11、党建团学工作:学校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掌握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权,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改革和完善学校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局面。学校扎实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程,完善“三个课堂联动、三类实践互促”的人才培养机制;“国旗日日升,党课周周讲,好事月月评,新苗季季育,红歌年年唱”成为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品牌。
学生获得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第一名、全球ACCA(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课程统考全球第一名和大陆第一名、“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特等奖和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挑战赛特等奖、“用友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设计暨ERP沙盘模拟经营大赛一等奖、博创杯大学生嵌入式大赛全国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一等奖、全国包装设计大赛学生最高奖、“世华杯”全国股王争霸赛冠军、香港AIA国际双语求职王语文大赛冠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等荣誉,学生社团绿派社获全国“百佳学生社团”、团中央“保护母亲河”项目等荣誉,学生自强社获全国“优秀百强社”,大学生网球队获评为国家高水平运动队。
学校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渠道、勤工助学为手段、奖学金为激励、助学金为依托、社会资助为补充、困难补助为保障、校内减免为辅助的多渠道资助体系,通过贯彻实施奖、助、贷、补、勤、免、捐等“七位一体”多元化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长效机制,年累计发放各类奖助资金6900余万元,受助学生达22000余人次,校院各类社会奖助学金20余项,年奖励金额300余万元。
12、社会声誉:学校连续20年被评为“暑期三下乡大学生社会实践全国先进单位”,先后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法制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高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大学生军训先进集体、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江西省高校党建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高校校风建设文明单位、江西省大学生思政工作先进高校、江西省文明单位、江西省综治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公共机构节能先进单位、江西省全民阅读先进单位、江西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江西省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江西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学校办学以来,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20余万人,多数学生现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甚至成为商界、政界、学界的精英。毕业生中涌现出了用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等大批知名企业家;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江西省副省长孙菊生、吴晓军、胡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省政协副主席谢茹、汤建人、张勇,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国务院副秘书长陆俊华,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仚生,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尹艳林,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荣发,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许宏才,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艾俊涛等优秀党政干部;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副校长吴晓求,著名会计审计学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著名会计学家、广州大学校长魏明海,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樊启淼等知名学者。
据资料显示,学校排名中国财经类大学排行榜第7名、中国CFO大学排行榜第5名、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第16名、中国高管校友大学排行榜第30名、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第47名、中国大学生创业竞争力排行榜第59名、中国大学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第60名、高考生最喜爱的百强大学榜第71名、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第86名、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第89位、全国毕业生质量排行榜江西省第1名。近三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江西日报》、江西卫视等众多中央和地方媒体对学校进行了近千次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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