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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浦的当代名人
孔宪珍，字宪熙，号和轩，浙江萧山临浦自由孔人，迁居四川成都华阳县。授四川太平县典史。 孔庆馀，字保滋，生於同治七年八月初五，住四川成都华阳县，祖籍萧山临浦镇自由孔村。历任民国四川军政府司法司次长，四川省福建省等审判庭推事。 孔庆之，字缄三，生于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卒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住四川成都华阳县，祖籍萧山临浦镇自由孔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孔庆成，字笙三，生于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二十七日，住四川成都华阳县，祖籍萧山临浦镇自由孔村，光绪癸卯恩科举人，江苏即用知县，民国山东县知事，历任江苏江阴县知事山东日照县知事，四川督军署秘书。 孔庆叡，字韦虎，生于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初七，住四川成都华阳县，祖籍萧山临浦镇自由孔村。早年留学欧洲，习军事，毕业于比利时国武备大学，陆军步兵上校。在巴黎参加兴中会，为国民党左翼人士，政治上失意后转入学术界，曾任黄埔军校第三期上校工兵教官、第四期编译处处长、办公厅主任、第四届特别党部，候补监察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特别党部委员，执行委员。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青岛天文台工程师，四川高等学堂校长，民国政府中央训练团总务处副处长，1946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授予陆军少将。 孔凡璋，原名繁禕，号礼南，生于民国三年（1914）年四月初七，卒于1999年，孔庆叡长子。四川成都人，祖籍祖籍萧山临浦镇自由孔村。孔凡璋自幼随父母辗转于京、穗、沪、宁等地，1927年入上海正风中学读书，1934年考入震旦大学。抗战爆发后中断学业，1939年入西北公路局工作，担任过兰州油料总库库主任。1942年折返四川。抗战胜利后，又来到上海创办震旦物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1949年，因不满国民党政府在彻底溃败前的横征暴敛、贪污腐败而辞职返乡。建国以后，孔凡章以极大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9年，他在省围棋比赛中获奖，被调入成都市体委，任围棋教练，后又调到四川省体委任主教练，为国家的围棋事业培育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在妻子意外病故后，孔凡章几十年来孤身一人，将女儿孔祥明拉扯成人并培养成一代围棋国手。1979年，孔先生退休；1987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真正伴随孔凡璋一生并为他珍爱不舍的，是对古典诗词的痴迷与创作，但多部诗集都在战乱中遗失，而晚年所出版的《回舟集》四卷，是作者留给世人的诗词集。 孔繁祁，字丽京，生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住四川成都华阳县，祖籍萧山临浦镇自由孔村，孔庆之长子。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当时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泽霖、闻亦传、刘聪强，一共六人，组成一个小团体，取名“⊥社”。“⊥”字是古“上”字，人们借此以时时上进自勉；他们会友是六人，“⊥”字恰是我国数目中的六字。所以，他们的小团体取名“⊥”社。后于闻一多、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等29人是大江会主要成员。 孔祥明，1955年出生，四川成都人，孔凡璋之女。四川成都人，祖籍祖籍萧山临浦镇自由孔村，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女子围棋名手。八段。幼承家教，曾经当地棋苑指导。8岁学棋，10岁进棋校，1973年19岁被选入国家围棋集训队。1982年定为六段，1985年升为八段。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棋坛一代女中豪杰，是中国围棋第一个女子八段棋手。曾3 次荣膺全国围棋女子个人锦标赛冠军和多次亚军，有“中国女子围棋第一人”之称，并与芮乃伟、杨晖、张璇并称为女子“四大天王 杨敏生，1947年10月出生于临安县城，那是他母亲的家乡。6岁随父迁居父亲原籍临浦镇。14岁时做过一段时间的学徒工，18岁以后当过店员，教过书，做过车床操作工。1985年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86年调入萧山县文联任。1992年起任萧山市文联印刷厂厂长，兼任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萧山区作家协会主席。
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开始创作时多为新诗，发表过上百首，有的收入全国性诗集。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偶尔写写散文，倾吐情愫。1989年结集为《羚羊集》，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由于该散文集干净的文字，不强调结构，似乎信手拈来的题材，以及以此为载体表现出来的不算很肤浅的识见和情感等特色，受到省内外文学界的重视和好评。《羚羊集》1990年获得“杭州文学奖”，1991年获“浙江省新时代优秀散文集奖”。《杭州文学四十年》一书对作者和该文集作了专节介绍和评介。 周明道，一名伯仁，号观沧楼主，1936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生，临浦周家湖村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萧山名老中医，从医40余年，现已退休。工作期间，曾任《实用中医药杂志》通讯员二年，在全国、省、市医药杂志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医学著作23种，其中三种（有两种与人合作）正式出版外，其他均由省、市中医学会印行。1992年经浙江省卫生厅批准为国家中级科技干部。酷爱吟咏，人呼“诗痴”，诗词创作颇多，被国内外一百多家诗词刊物采用。1984年创办萧山苎萝山诗社，首任社长，每年出刊两期，颇得舆论好评。1991年任杭州钱塘诗社副社长，主编《钱塘诗刊》、《钱塘诗讯》，并从事地方史的纂辑工作，著有《萧山诗选》、《萧山楹联集》、《萧山稗史类编 》、《萧山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明清时期萧山儒学补正》、《萧山诗画人物志》、《今诗吟》、《周明道诗词序跋集》、《观沧楼随笔》、《观沧楼诗文抄》等四十余种，均由钱塘诗社和社会团体印行。虽属内部印行，而发行量覆盖全国，影响颇大。《中国当代中医人名志》、《中国当代中医医疗特色辞典》、《名医辞典》、《中国名医列传?当代卷》和《当代中华诗词大辞典》、《二十一世纪诗词大典》等20多部辞书均采编其传略和诗词作品。
关于国学大师吕思勉介绍
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吕氏先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才迁居至常州。吕家世代仕宦，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平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生于书香世家，15岁入县学。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家学渊远，遍读群书
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吕氏先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才迁居至常州。吕家世代仕宦，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清史稿》有传;高祖父吕子珊，嘉庆十五年庚午顺天乡试举人，曾任河南偃师知县;曾祖父吕佑逊，道光二年壬午乡试举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谕。祖父吕懋先，国学生，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
先生父亲吕德骥(字誉千)，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梫(字仲芬)，生于咸丰三年(1853)，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1卷。
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
“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律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
“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以上四段，描写了他二十三岁前的学习情况：(一)他出生于史学气氛浓厚的家庭，幼承父、母、姊之教诲。(二)他从目录学入手。(三)他养成读书必读“元本”以及“自首讫尾”的习惯。(四)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他从注意“时务”、“推求”因果，而专意治史。
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先生幼年起便系统地阅读了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的各种文史典籍，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执教于常、苏、沪、沈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6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挥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如钱穆即为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爱戴。
1910年，屠宽的父亲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张誉创办的南通国文专修馆，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邀请他去帮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
1912年，又接受杨秉锉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学公会办的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教应用文字，并教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因无教科书，他就边参阅日文书，边讲授。
1914年7月由沈颐介绍进中华书局当，因在书局专事教科书、参考书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远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杨成能介绍他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务。
1919年冬，沈阳高师仍来延聘，乃于1920年初到沈阳。不久，他深感此间专制守旧，便提倡学生阅读新杂志书籍，认为“生今之世，总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并专门安排课时让学生阅读。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史学家顾领刚先生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说，《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进入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册”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铺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张韵海、容启兆、颜任光、胡适、徐志摩、朱公谨、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
时先生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对学生的考核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下面录其一组试题，可见之一端：
《中国通史乙组试卷》
习惯、法律，村于离婚往往加以禁胆。其故安在?其得失若何?
或谓社群制度为女子之友，家庭制度为女子之敌，其说若何?
试述女系氏族易为男系之由。
宗法之制，所联络之人，血缘关系实多疏远，何以仍能有亲爱之情?
试述氏族崩溃，家庭代兴之故。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刽析其故。
齐有巫儿之制，本以女主祭祀，然后世宗祧继承，必专于男，其故安在?
或谓今人之牲，实为无用之长物，仅因习惯而存在，其说然欤?
右九题，作一题即可完卷，九题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构，能勿抄录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
整风运动是几几年开始几几年结束的
整风运动是1941年开始，1945年结束。
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120多名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严肃地提出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同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这是全党整风的预备阶段。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
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为第三阶段。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研究、讨论、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的内容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贯彻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
采用的方法是在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文献基础上，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党内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以上内容参考 人民网——延安整风运动
大夏大学的聘请人才
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1928年初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同时向他发出聘请。论条件，当时的大夏大学还在艰苦创业之中，无法与早已是名校的清华大学相比，但大夏师生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使他深为感动，因而宁愿选择在大夏。不久，燕京大学又以相当可观的待遇为条件，两次邀聘吴先生，吴先生以“我应当帮助大夏”作答。在大夏期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社会学方面的课程，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社会学的论著、译著和教材。抗战军兴，他随同大夏师生内迁，曾任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的教务长，继而又至贵州任贵阳大夏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和社会研究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组织学生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分布、民族习俗和民族关系，将调查所得材料写成民族学的论著，还为大夏建立起“民族文物陈列室”。吴泽霖先生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学者，至1941年，他才离开大夏至西南联大任教。
儿童教育专家沈百英先生与其他许多教授不同，沈先生既未出国留学，甚至还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一名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杜威先生曾听他一课，对他的教学评价甚高，由此风闻全国。在他担任尚公小学校长期间，大夏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前去参观，大家对他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之后，即不拘沈先生的学历，邀请他来大夏为教育系学生讲授《小学教材教法》。沈先生上课总是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要热爱儿童教育事业，然后以生动而具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在教学中怎样循循善诱使儿童饶有兴味地学习各种知识。此后，沈先生又在光华、沪江等大学任教，成为上海的名牌教授。1951年后，他继续在华东师大任教，直到他以90高龄退休。 其他硕学名师举不胜举，只能从略。
罗俊同志生于1913年，江苏昆山人，是我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少数几位先驱者，一位合作经济的学者和实践者。 罗俊同志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于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革命互济会沪西分会秘书、全国互济总会宣传部长。1932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批捕入狱，始终未暴露政治身份，保持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服刑两年多出狱。1935年，东渡流亡日本，就读于东京农业大学，选修农业经济和合作社课程）；九州帝国大学，师从研究苏联集体农场的权威泽村康教授主持的农政研究会“专攻生”（即研究生），主攻苏联集体农场和合作社课题。1936年9月回国，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技术人员训练班学习。1937年在武汉《农业合作月刊》任，先后在南京、梧州、桂林、西康等地筹办合作金库等，后在宋庆龄、路易·艾黎创办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1941年，经党组织批准，到重庆中国农业银行农贷处任课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5年6月，经党组织批准，罗俊同志赴美国学习、考察，先后就读于俄亥俄大学和爱荷华大学，主政“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课程，还在多地农业银行、合作社和农场实习考察。回国后，于1947年初，参加中共地下党统战工作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任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期间，一度在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南通农学院上海临时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夜校任兼职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军事委员会金融处任课长、驻农行军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罗俊同志历任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华东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北京农业银行副经理、全国供销合作社常务监事、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局局长、总社副主任等职。 1958年9月，罗俊同志调外事部门工作，历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兼外文出版社社长、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织书记。1964年，当选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期间，罗俊同志受到迫害，曾到河南汲县“五七”干部劳动5年其后闲赋在家。 1978年3月，罗俊同志获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再任外文局局长，兼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员。1981年，退居二线，任外文局顾问、中国供销合作将积学会顾问、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1983年至1993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和顾问。1886年，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1993年，离职休养。2003年12月29日，因病在背景辞世，享年90岁。
大陆清华大学与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有什么历史渊源
华东师范大学曾有哪些历史名人执教
曾执教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名人有：郭沫若、田汉、厉麟似、马君武、何炳松、邵力子、吕思勉、钱基博、胡适、钱钟书、徐志摩、曾昭抡、艾伟、吴泽霖、王蘧常、马宗荣、夏元瑮、谢六逸、吴泽、周昌寿、姚雪垠、朱公谨、容启兆、张歆海、颜任光、张东荪、谢霖、蒋维乔、韩湘眉、潘光旦、周煦良、罗隆基、王造时、章乃器、张寿镛、朱经农、廖世承等著名学者。
闻一多的爱国事迹
爱国无罪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犹如晴空霹雳。五月四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强烈的反差撞击了青年人的心灵，顿然迸发起他们的爱国激情，这种爱国激情在青年闻一多身上也有反映。
一九一七年，胶州湾收复，青岛德国守军被缴械，其中部分军官关押在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清华园正西一带。这情景使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学校学生们兴奋异常，有人甚至产生了参战报国的念头。据吴泽霖回忆：他们曾秘密地参加了译员招考，其中第一批刘沛漳、张邦永两人顺利出国，第二批吴泽霖、钱宗堡、方来、葛鼎祥四人也抵达威海卫候船赴欧，而闻一多则是第三批译员的组织者。
但是，事情这时泄露了，管理学生的斋务处开除刘沛漳、张邦永学籍的同时，还要给吴泽霖等以记大过。按理说，同属筹划者的闻一多要想避免处分，唯有闭口不语。可是，他非旦没有沉默，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吴泽霖等辩护道：“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他们一起去斋务处抗争，并威胁说要向清华董事会申诉，经过努力，终于争取到从轻发落。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的这些思想活动，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却不乏典型性。换句话说，人们正是因为企图通过参战来改变国家虚弱地位的幻想过于浓厚，方对巴黎和会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期望值过高，所以当它崩溃时而导致的社会震荡才尤为强烈。
吴泽霖的主要著作
《社会约制》(1930)、
《现代种族》(1932)、
《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935)、
《世界人口问题》(1937)、
《炉山黑苗的生活》(1940)等。
吴泽霖将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对社会现象作了跨学科的研究。30年代初，他在《现代种族》一书中，即预见中国人口过剩的危机，主张提高民族素质。后与潘光旦、陈鹤琴等学者呼吁“立即公开提倡节育”。他对种族的意义、产生、划分标准和分类提出了独到见解，并批驳了种族天生不平等的观点。他撰写的《社会约制》是中国最早专论社会控制问题的社会学著作。他强调社会控制的相关性，认为必须使全社会发挥这种控制的作用，才能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他还明确区分了社会控制的工具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