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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 论文杂记中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评价的是
刘师培的“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评价的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
章太炎与刘师培：谁的学问大
——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琐记之一刘克敌
黄侃——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小学功夫（特别是音韵学）在那个时代几可独步天下，却为学术上能够更加渊博精深，先后拜章太炎和刘师培为师，并对二者终生恭敬有加。特别是刘师培，仅仅比黄侃年长两岁，两人早在日本时就是好友，但黄侃为了能够向刘师培学到经学真谛，决心拜其为师，行叩拜大礼，之后始终以师礼待之，即便其学术成就早已被世人称为“章黄之学”，依然不改尊师之道，传为佳话。
且说这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有一天早上备课时看到陶渊明的一句诗，却不知典故出在何处。黄侃便去问刘师培，刘师培说，那让我想想，等一会再告诉你。黄侃说来不及了，我等下上课要用到的，就急忙去问章太炎，章太炎正在刷牙，听后当即说出此典出处。黄侃从章太炎处回来时，又绕道看刘师培，刘师培也想起来了，所说出处与章太炎完全相同。从此，黄侃对两位老师更加敬重了。
刘师培以研究《春秋左氏传》名扬天下，且系家传绝学，因此，即便是章太炎也要让其几分。可惜，如此博学者，书法竟极差，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被主考官形容为“字如花纹脚，丑细不成书”。本不欲录取，但见其诗中有“木兰已老吾犹残，笑指花枝空自疑”这样的佳句，最后居然被列为第一名。对刘师培写字之差，周作人也有评价：说刘氏虽然文章极好，但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与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
至于章太炎，不仅学问博大精深，弟子门人众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章门弟子”早已是遍布域内，其成为大家者几乎数不胜数，只要提提黄侃、钱玄同、周氏兄弟这几个的名字，哪个不是如雷贯耳。其治学的博大与精深并重，在20世纪学术界也是很少有人可以比肩。至于书法，更是自成一格。至于那部连鲁迅也看不懂的《訄书》，自然艰深，平庸如我们，看不懂是自然的，不提也罢。
那么，他们二人，或者再加上其共同的弟子黄侃，谁的学问更大呢？是否因为章太炎对于黄侃的问题张口就答而认定他更有学问？恐怕不能这样说。总之学问之事，不仅要看知道多少，更要看理解和发明多少。黄侃就认为研究中国学术，发明比发现更重要，也更难。理由很简单，发现是以前没有的，如今出现了，也刚好被你发现，自然是你的成就。但发明则是在人们早已熟悉之处，利用常见的材料，看到前人没有看出的问题，做出新的结论，自然更为难得。（草撰此文，只为引起一些学生的兴趣而已，亡羊补牢，聊胜于无呢）
近现代国学大师和学者怎样评价汤斌
首先是满清的皇帝康熙对汤斌进行过多次批判和指责。康熙帝指出汤斌、李光地为伪道学，“以帝王之好恶为瞻而变易其说”，“汉人行径殊为可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标点整理 1984年 北京 中华书局版《康熙起居注》）。说汤斌“并不能践其书中之言”。(1989年版《辞海.汤斌》）“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1986年11月，中华书局《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圣祖实录》卷一六三）康熙一再批评道：“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熊赐履所作《日讲四书解义》甚佳，汤斌又谓不然。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标点整理 1984年 北京 中华书局版《康熙起居注》)。
刘师培：“汤斌亦受学夏峰，然觍颜仕虏，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梁启超：“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汤斌、李光地，皆以大儒闻于清初，而斌以计斩明旧将李玉廷，光地卖其友陈梦雷，而主谋灭耿、郑，皆坐是贵显。然斌之欺君，圣祖察之，光地之忘亲贪位，彭鹏闽人，给事中，与光地同乡。劾之，即微论大节，其私德已不足表率流俗矣。而皆窃附程朱、陆王，以一代儒宗相扇耀，天下莫或非之。质而言之，彼二氏者，学术之醇，不及许衡，而隳弃名节与之相类；阶进之正，不及公孙弘，而作伪日拙与之相类。程朱、陆王之学统，不幸而见纂于竖子，自兹以往，而宋明理学之末日至矣。”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卷 新民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1页）
梁启超：“而李光地、汤斌，乃以朱学闻。以李之忘亲背交，职为奸谀，（李绐、郑成功以覆明祀，前人无讥，全谢山始诃之。)）汤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汤斌虽贵,而食不御炙鸡,帷帐不过枲絅,尝奏对出语人曰：生平未尝作如此欺人语，后为圣祖所觉，盖公孙弘之流也。).而以为一代开国之大儒，配食素王，末流所鼓铸，岂待问矣！” 后此则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乾学辈，以媕婀夸毗之学术， 文致其奸，其人格殆犹在元许衡、吴澄之下，所谓《国朝宋学渊源记》者，殆尽于是矣。（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卷 新民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18页）
章太炎：“汤斌、杨名时、陆陇其辈，江郑堂（江藩）《宋学渊源记》所不收，其意良是。何者？炎黄之胄，而服官异族，大节已亏，尚得以理学称哉！”（章太炎．《国学略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章太炎：“斌既有吏才，而知取与之术，欲托方闻大儒以自华。闻孙奇逢讲学夏峰，往从受业十年。又尝与黄宗羲问对，则曰：“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水，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然本意欲以此养高，出而缘饰吏事．故终身无自得。特工为剽取，调和朱陆间以自文。而流俗遂相扇为大儒，稍稍忘其拒义师战功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章太炎全集•别录乙•汤斌》）
邓实 ：邓子又曰：余叙述一代学术，而不及在高位者，如宋学一派，则二魏象枢、裔介、汤斌、李光地，汉学一派，则徐乾学、纪昀、阮元、毕沅，皆以大人先生，执学界之牛耳，然而无取焉者，一则伪名道学，以腴媚时君，一则著述虽富，或假手于其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蠹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清代学术之流变 《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一年（1905）第四、五号）
朱维铮：“作为康熙提倡的‘真理学’后的头一个表率，汤斌做官是小心的。……他学问虽低劣，却极善于揣摩君心，在向皇帝辞行时便说自己的长处唯在‘平生不敢自欺’。他看准比自己小两纪多的皇帝想追步汉武帝、明成祖，便自甘扮演当代的公孙弘、解缙。……等到皇帝发觉他也会欺骗，那已在他死后。”（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6—207页）
张鸣：“清朝皇帝提倡理学，为的就是让臣子安分守己，老实效忠。康乾年间的理学家，个个都是规规矩矩装孙子的宝贝。说他们虚伪是可以的，像汤斌那样，位极人臣，总是穿补丁裤子在人前晃来晃去。但说他们会有什么悖逆犯上的言论，打死他们都不敢，做梦都不敢。”（张鸣《五光十色说历史●乾隆为何将孝子官员凌迟？“英主”只需要奴才》）
张鸣：“清朝的文字狱很猛，士大夫即使特别有写作的爱好，也得三缄其口。那些对名声有特别偏好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自我表现。东汉的士人，是争着做孝子，而清代的士人，则喜欢做理学家。其中，做自薄自刻的清官，就是表现的一种。只是汤斌的禁欲行为，虽然很像海瑞，但海瑞可以抬着棺材上书骂皇帝，汤斌却不敢。刻薄自己行，刻薄皇帝，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康熙朝，最害民的弊政，就是满人圈地，从未见汤斌对此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清官，其实只是顺臣。”（张鸣《理学之顺臣与清官》）
徐世平：“清朝谥文正，是从乾隆朝开始的。他所谥文正，以汤斌这个汉族文人为对象，似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只有归随大清的文人，其文才正。”“乾隆用意也是清楚的，树汤斌而达到收拢汉人的政治目的。用邹容的说法，‘人中虽贤’者，不过是‘驯静奴隶’也。汤斌死后，其墓志铭由其乡人田兰芳撰文、吴学颢篆刻，两人是平民儒者，层次和级别比较低，根本不符合御祭御葬的体例。由此可见，汤斌显然是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刻意拔高的。”（《重读历史：汤斌凭啥成为清朝文正第一人？》）
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年轻人的表现
在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混乱之中。在许多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后，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长期的思想解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国家政治制度。因此，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想要改变中国被西方制度和思想殖民的现状。然而，仍有一些顽固的保守派出于自身利益和执政需要，想要复兴儒学，推行所谓“尊儒除儒”，让熟睡的人敬畏孔子，从而在思想上固定人民，达到当时统治奴隶人民的目的。
在陈独秀的带领下，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深恶痛绝。他们从小叛逆，不屈不挠，发起了挑战，这也是几千年来第一批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的人。此时，“新青年”成立，新文化运动正式爆发。当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系主任。因此，《新青年》也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并在北京大学扎根。《新青年》与北京大学完美结合，《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也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阵地。
梁启超、张秉林、刘师培等知识分子领袖东迁日本，恰逢日本学术界西化的高潮。一些日本学者和一些日本人接受西方的“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的进程遵循普遍规律，不同国家的历史基本上只是先进或落后的。这一观点对中国历史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所谓国粹派的历史学家刘师培。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文化史上的精髓与西方文化是一致的。同时，梁启超也认为中国历史应该用西方的历史模式来改写。
虽然改变世界的骄傲令人兴奋，但过度的狂热也容易绕道而行。反古文学反过来又会发展为对整个国家过去的否定，反儒、反道、反中医，甚至反京剧、反月亮，憎恨一切与“龙”有关的东西，一百年后似乎是激进的，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新形势下的旧问题”，使每个人都能掌握白话成为官方语言，暗中崩溃后只有贵族精英才能获得一些特权，这是革命最好的“心理改革”，它让更多人看到了所谓的高高在上者也没什么大不了，“双肩一头，在革命中推翻他们很容易。
对刘师培人物的评价如何
刘师培在 历史 上非常有名，不管是在 政治 界还是在学术界，那么刘师培的评价是怎样的?下面是我为你 收集 整理的刘师培的评价，希望对你有帮助!
刘师培的评价
刘师培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自幼时起刘师培在文学上就有极高的天赋，这也是所有名家对刘师培的人物评价中不可否认的一点。刘师培八岁的时候就研读周易，并学会卦位的变换方法。十二岁时一下午作诗六十余首，到了第二天凑够整百之数;因此，说刘师培是文坛神童也不为过。
对于刘师培的人物评价需要从政治和文学上两方面做出评价。在政治上刘师培显然不够成熟，没能认识到时代变革，在群众强烈要求民主的情况下，由于对 国学 思想的深重崇信，他拥护袁世凯称帝，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事情。最后袁世凯称帝失败，刘师培很是凄惨，只能在破庙中度日，最后在陈独秀的引荐下去北大教书。
在文学上对刘师培的人物评价需要中肯一些，去北大教书后，新旧 文化 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刘师培为首的守旧国学与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站在了对立面。但是客观的说，思想上不同的认知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尽管最后是新文化得到普及，但是刘师培提出的保留国粹仍旧得到沿用。看待人和事物需要冷静客观，对刘师培的人物评价同样如此，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不能掩盖他对文学的贡献。国学之中保留国粹，去粗而取精是在新文化持久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只是在特定的时代下，新旧文化各有偏重罢了。
刘师培北大经历
在清末民初时代，刘师培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当时的他不管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学术方面，都非常出名。他本来是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又渐渐的发展成为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除了在政治上活动的非常踊跃之外，在学术界也是一次又一次的给了人们惊喜。
大家都知道，刘师培名师培，字申书。当时的刘师培在学术界已经出名到了可以和章太炎并肩的地步，章太炎的字是枚叔，所以大家都把这两个学术界的名人并称为二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看出来，刘师培当时的名气了，刘师培北大经历更是非常丰富，在北大的这段期间，刘师培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师培其实并没有在北大待很长的时间，仔细算算也就三年，但是这三年，是刘师培生命中的最后三年。他从1917年去到北京大学，1919年去世。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处在于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当中，北京大学 自然 也不例外。本来刘师培在北京大家是讲学育人的，并且取得的成就也比较大。但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刘师培根本没有 办法 置身事外。
刘师培北大经历，不管是对于刘师培本人，还是对整个北京大学，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北京大学来说，北京大学能够有这么完善的校史，和刘师培的这段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很好的推动了北京大学的历史发展。
刘师培简介
刘师培的老家是江苏仪征，少年时期的他在学习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也很聪明。对于学习到的知识经常都是过目不忘的，所以他就掌握了很多的儒学经典和历史 典故 。成人之后，刘师培就中了举人，但由于扬州学派没有相应的继承人，所以，刘师培毅然决然的加入了当中。
由于少年时代对经典学论的学习，让刘师培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所以，他一直坚持推翻帝王制度，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刘师培又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加入了光复会。
刘师培在之后的创学过程当中，一直以国学为基础，坚持民主，同时，还和陈独秀、梁启超等人成为了知己好友，一起宣扬革命理论，维护国学。
其实，在刘师培简介当中，除了以上所说的，对他好的方面，同样也有对他坏的一方面。在有一段时期，刘师培甚至同意暂时中日合作，这无疑是与民族统一独立的理论相悖。同时，由于刘师培妻子信念的不稳定，导致刘师培妻子被金钱和权利诱惑，一度做出不正确的事情，这样的事情间接的也导致了刘师培的毁灭。
刘师培65岁去世的，但是却也遭到了通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思想的号召力对于人们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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