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名句精华20句有哪些
1、败莫败于不自知！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自知》。
人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自知之明。
2、得言不可以不察。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察传》。
听别人传来的话不能不加以思考分析。
3、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谨听》。
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这是多种祸患的根源。
4、遗生行义，视死如归。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季冬纪·士节》。
为了正义的事业，可以抛弃生命，把死亡看成回家一般。此言意在提倡一种为了行义而甘弃生命的人生价值观。
5、全则必缺，极则必反。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博志》。
太全了就一定要缺，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6、不知理义，生于不学。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劝学》。
不懂得义理，根源在于不学习。
7、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尽数》。
流动的水不会腐臭；常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虫蛀。
8、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去私》。
推荐外人不回避仇人，推荐家里人不回避自己儿子。说明举用人才应出以公心。
9、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审己》。
水从山里流注到大海，并不是水爱海不爱山，而是地势高低不平造成的。比喻在上者英明，贤才便可得到重用。
10、愚之患在必自用。
出自先秦·吕不韦《吕氏春秋》。
愚蠢的人致命弱点，就是专凭自己的主观意图去办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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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今: 八曰——
1 察今: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欲异。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2 察今: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
3 察今: 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邪；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於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於此。
译文
国君为什么不取法古代帝王的法今制度呢？不是它不好，而是因为后人无从取法它。先王的法今制度，是经历了漫长的古代流传下来的，人们有的增补它，有的删减它，怎么能够取法它呢？即使人们没有增减它，也还是无从职法它的。
凡是先王的法令制度，是适应当时的需要的。（过去的）时代不能与法令制度（的条文）一同存在下来。（古代的）法令制度即使现在还保存下来，还是不能取法它。因此要抛弃先王现成的法令制度，而取法他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先王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从人出发，自己本来也是人，所以明察自己就可以推知别人，明察现在就可推知古代。古代和现在是一样的，别人和自己也是相同的。明白事理的人，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根据近的推知远的，根据现在的推知古代的，根据看到的推知未见到的。所以观察房屋下面的光影，就知道太阳、月亮的运行，早晚和寒暑季节的变化；看到瓶子里水结的冰，就知道天下已经寒冷，鱼鳖已经潜伏了。尝一块肉，就知道一锅里的味道，全鼎中调味的好坏。
楚国人要去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里设立标记。澭水突然上涨上，楚国人不知道，还是顺着（原来的）标记在夜间渡水，（结果被）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士兵惊骇的声音如同大房屋倒塌一样。以前他们设立标记的时候，是可以（根据标记）渡水的，现在水位已经变化，水涨了很多，（可是）楚国人还是照着原来的标记渡水，这是他们为什么惨败的原因。现在的国君取法先王的法令制度，就有些象这种情况。时代已经与先王的法令制度不相适应了，但还在说这是先王的法令制度，因而取法它。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难道不可悲吗！
所以说治理国家没有法令制度就会混乱，死守古老的法令制度而不改变就会行不通，混乱和不合时宜都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不同了，时代改变了，改变法令制度是应该的。比如好的医生，病症千变万化，下药也要千变万化。病症变了而药不变，本来可以长寿的人，现在也变成短命鬼了。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根据法令制度来进行，修订法令制度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统治过天下的七十一位帝王，他们的法令制度都各不相同；不是一定要有所不同，而是时代形势不一样了。所以说：好剑只要求它能斩断东西，不要求它一定是镆铘；好马只要求它一天能跑千里，不要求它一定是骥骜。完成功名，这才是古代帝王追求的目标啊。
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宝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就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个记号，说：“这里是宝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就从他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打捞宝剑。船已经走了，但剑没有动，这样寻找宝剑，不也是很糊涂吗？用旧的法令制度治理他的国家，正和这个（故事）相同。时代已经变了，而法令制度不变，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岂不太难了吗！
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在拉着个婴儿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婴儿啼哭起来。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孩子的父亲尽管很会游泳，那孩子难道就一定也很会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楚国人治理国家，就有点象这种情况。
《吕氏春秋》的作者是难
吕不韦，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早年在韩国经商，成为“家累千金”的大贾。庄襄王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后，为了酬谢吕不韦奔走请托的拥立之功，便用吕不韦为丞相。吕不韦在秦执政期间，不但学习信陵君、春申君的养士风气，还学习信陵君使用宾客著书立说的办法，命宾客选取各派学说之长，加以综合贯穿，主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部分，共160篇。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迄今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作于秦八年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沼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的习惯，书作成后才作序，那么，吕不韦自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是不该有什么问题了。 二、作于秦十年说。时移世易，到了汉代，《吕氏春秋》的作者自说书成．于秦八年，居然受到被誉为“良史之材”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疑弃。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正义》说：“即《吕氏春秋》。”这就是说：“《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司马迁《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的吕不韦迁蜀的那一段历史可以用作佐证自己《吕氏春拗成书于秦十年后的观点，“秦王(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吕不韦，出文信侯(吕不韦)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不韦迁蜀很清楚在秦十年之后，与上所证吕氏之书成于秦始皇六年(即秦八年)之说不相蒙。 三、初作于秦八年。完作于秦十年说。《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说到：“岁在涒滩。”依太岁纪年“涒滩”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戌”，不是“申”，所以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就此，清人孙星衍作了重新考虑。他说：“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这言下之意是说，所谓“秦八年”应该从秦庄襄王灭东周后的第二年癸丑(公元前248年)起推算。孙氏的话头，引起今人陈奇猷的注意。他着手从吕不韦偏重于阴阳说的主导思想来推求、论证，对吕不韦、司马迁之所以提出的《吕氏春秋》的成书年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司马迁作为成书说依据而例举的吕不韦曾把刚成书的《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件轰动当时、传颂后世的事，陈氏认为似乎不大可能成立。因为那时吕不韦“权势大落，不可能将其所著的书摆在咸阳市门展览，还延请诸侯游士宾客来参观，以致悬千金以赏增损一字的人”。然而陈氏又承认“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其所记载，当有所根据”，问题在于司马迁没注意到“《吕氏春秋》的《序意》篇置于《十二纪》之后，这就清楚地表明，《序意》篇只序《十二纪》，不包括览、论在内。又审《序意》篇的内容，序的是《十二纪》，无一字提及览与论；《序意》篇只提‘十二纪’，不提览与论，可知此时，览、论尚未完成，序而布于咸阳市门者只是《十二纪》的60篇(连《序意》篇共61篇)”这一事实。这样，就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吕不韦在始皇十年免相，据《六国表》，始皇十二年吕不韦卒，其间只有二年左右的时间，在此短促的时间内，处在生死存亡的斗争，陷于纷乱如麻的情绪之中的吕不韦好像不太可能完成《八览》、《六论》共一百篇约九万字的巨著。”但是，陈氏提醒说：“应该注意到，吕不韦与众不同，他是令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门客各人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是不费多大力气的，况且门客的文章多是现成，是抄袭师传下来的著作的。”陈氏进而又说：“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太史公不说传《吕氏春秋》而说传《吕览》，这又清楚地表明，不韦迁蜀后著的是《吕览》，不是《吕氏春秋》全书。只是张守节误解了，误以《吕览》即《吕氏春秋》。”据此，陈奇猷提出了他的成书说：“《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多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吕不韦失势迁蜀之后，即秦始皇十年之后。” 如此看来，《吕氏春秋》作于秦八年说当不该怀疑，因为作者吕不韦总不会像他的书中自嘲的“刻舟求剑”的人那样愚拙，而搞错成书年代。而《吕氏春秋》作于秦十年说也不当质疑，因为地下发掘的史料总屡屡证实《史记》记载的正确性。再细细看看陈奇猷提出的《吕氏春秋》初作于秦八年，完作于秦十年的《(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确也说得不无道理，使人信服。究竟哪一个的断说符合历史的真相，这还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哪! (周朝民) 施宣圆按：《吕氏春秋》的写作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又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除了以上各种说法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该书的初稿成于秦政八年，但其补缀之功，直至秦政统一天下之后。但多数学者仍不赞同《吕氏春秋》是两次或陆续补缀完成的观点，认为它是一次性完成的。他们认为是于吕不韦执政后期一次编纂而成的。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虽然经过历代辗转而出现若干讹误漏衍，但就内容而言，即是当初布于咸阳市门而悬千金其上的那部书。(见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