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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子牙亲自开创出来的齐国，传着传着，为啥就成田家人的了
齐国是周代诸侯国，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被周天子封为侯爵，分为姜姓吕氏齐国和田齐两个时代。
齐国是周代重要的封国，公元前1000年前，姜太公帮助周武王灭商后，被封国建邦，齐国建立，齐国位于今山东省。自太公望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传至齐桓公时，已经是疆域濒临大海的大国，齐桓公也依靠海上的资源，迅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被当时的人称为海王之国。
姜齐传至齐康公时，大夫田和放逐齐康公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田齐太公。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姓吕氏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在战国中晚期称王（曾一度称东帝）。前221年，齐王建向秦王嬴政投降，秦国统一六国，齐国灭亡。
代齐预言
陈完，春秋时陈国公族，陈厉公妫跃之子，字敬仲；是战国时期田氏齐国的始祖。陈厉公生下儿子不久，有一个周太史经过陈国。陈厉公款待后就请周太史为儿子占一卦。周太史清心通神后用蓍草进行演算，占得了《观》卦，并演变为《否》卦。《倜易》说这一变卦的乂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深通《易》理的太史进行了阐述：认为这个孩子具有光大一个国家的运气，就是“观国之光”；不过不在陈国本国，而有利于在异国他乡发展，就是“利用宾于王”。公子完成年时，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也进行了占卜，说他将在姜姓之国发展壮大，到第五代开始昌盛，地位及于正卿，到第八代就没有人能比得上了。
完公奔齐
公元前707年，陈国发生宫廷内乱，厉公被杀，太子完被贬为大夫。后宣公太子御寇，被宣公宠妃谋杀；完和御寇相好，恐祸及己身，便离陈出走，投奔齐国，史称“完公奔齐”。
田氏兴齐
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桓子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之后田氏、鲍氏灭栾、高二氏。田桓子对齐国公族“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对国人“之贫均孤寡者，私与之粟”，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齐景公时，公室腐败。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使“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增加了户口与实力。是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前489年，齐景公死，齐国公族国、高二氏立公子荼，田乞逐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自立为相。从此田氏掌握齐国国政。
田氏代齐
前481年，田乞之子田恒(田常子)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又以“修公行赏”争取民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前386年，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湖广填四川是什么时期的事情
很多人喜欢听四川人摆龙门阵，听不明白不要紧，要的就是那韵味，特别是广东人到了四川，一定会去挤挤人堆，因为这儿还有一种带土味的广东话。
说这种话的祖上就是湖广填四川时扎根巴蜀大地的客家人，有江西老表、福建大佬、广东梅州、韶关老乡等等。
今儿就来说说湖广填四川。
湖广为何填四川？
提起湖广填四川，很多人脑海中会出现一个人名——大西王张献忠。
按照清政府的说法，张献忠是个杀人如麻、穷凶极恶的刽子手，“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更有七杀碑为证，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于是乎，四川六万万人被屠戮一空。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六万万人是个什么概念？6亿？即便是明万历年间总人口加在一起，也远远达不到6亿，这《明史》明显是瞎扯。
七杀碑也是伪造的，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其实上面书写的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意思是说上天赐予万物给人类，却没有向人索求回报，所以人应该多多反省，多行善少作恶，所以这七杀碑显然是清朝御用文人断章取义加油添醋刻意抹黑张献忠的杰作。
张献忠到底有没杀人，答案是有。
但是有个问题，面对清兵围剿，南明反扑，四川本土地主武装反抗的复杂局面，张献忠只能借助四川人的力量来征兵和弥补军需，这时屠戮完川人等于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要人没人，要钱粮没钱粮，这仗还怎么打？张献忠不傻。
可事实上，曾经的“天府之国”的确变成了荒芜之地，“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
真是张献忠毁掉了四川吗？
湖广填四川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湖广填四川的开端
张献忠不是四川人，他是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人，为什么要进川呢？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战略时说，“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就是四川地理位置的好处。
张献忠以四川为根据地，出汉中可定西北，下长江可定江南，也可以占据四川，静观鹬蚌相争，坐收渔翁之利，最不济投降后也能封王封侯，做个快活王爷。
这就是张献忠进入四川的谋划。
张献忠入川算是依葫芦画瓢，早行人在元末已经称帝，曾叫板朱元璋，他就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明玉珍。
湖广填四川的开端就是明玉珍率兵入川。
明玉珍带领十几万部队入川，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招集乡人以自固”，不少没田地的湖北人随后前往巴蜀大地开垦务农，不管是出于避祸还是为了发展的目的，“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直接扩充了四川的人口。
明玉珍病死，由其子明升继位，朱元璋派遣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领兵征大夏国。
这三员大将随便拉出去一个都能打得别人溃不成军，何况是三个呢！
明军攻到重庆时，明升在其母彭太后的劝说下，没有逃往成都据守，而是率部下投降，这一举动保全了重庆，也成全了成都，巴蜀大地上，没了以往战火惨烈的荼毒。
明玉珍带兵入川作为湖广填四川的开端，元末遭到重创的四川人口逐步增长着，在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时，重庆和四川民户总共达到了八万四千余户，人口上升到了146万，再经过明朝两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四川有户籍人口稳定在300余万上下。
随后张献忠入川直至兵败再被清政府肃清川内全部势力，清朝官方统计四川人丁为1万8千余，估算人口约为9万多人！
消失的四川人去哪儿了？
真的全倒在了张献忠的刀下？
四川人不相信眼泪
伴随巨量四川人口的消失，原本殷富的土地荒芜一片，这就促成了湖广填四川在清朝延续。
要想“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这是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康熙七年向康熙帝上的奏折，诉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四川已经没法依靠本土人员进行繁衍生息，必须强制外迁人口入川来填补这巨大的人口缺失！
是谁差点毁灭了四川？
一、成都三日屠城
1640年，张献忠在枸坪关被明朝平贼将军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后又遭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农民军损失惨重，张献忠不得不在川地四处游走化解危机，最终还是被逼出了四川，转战湖北、河南等地。
信阳败后，张献忠投奔李自成，因不愿意被收编而带兵自河南经安徽东下，连克数州、县，又集聚了上万兵马，随后攻占武昌，处死楚王朱华奎，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自称“大西王”。
张献忠为了将来的发展，依靠四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经济条件，决定再度进军四川，这一去，就给四川带去了毁灭性的灾难。
四川的土地上，其实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
通江县人姚天动、黄龙起义，上对抗朝廷，下打击地方土豪，占州夺县。
朝廷除了派兵镇压外，还征召地方土豪势力帮助镇压农民军。
土豪拿着朝廷优厚的的军资出工不出力，一边打着朝廷的幌子趁机铲除异己，一边掳掠百姓冒功领赏。
朝廷与起义军战，起义军与土豪战，土豪之间为抢地盘战，四川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抱着报复之心的张献忠率领部队进川，以强大的实力一路凯歌，攻夔州、克梁山、夺忠州、占涪州，一举拿下川北重镇重庆，俘虏了包括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对于明朝宗室和官僚，张献忠没有丝毫犹豫，一杀了之。
张献忠乘新胜之威，兵分三路攻打成都，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
八月，起义军就这么游玩似地合围了成都，由于四川首府成都易守难攻，“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里应外合，三日，便攻破了成都的大门。
明藩成都王朱至澍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人，当重庆失守，驻守成都的官员请求朱至澍拿钱犒赏军民，加固城防，被他一口拒绝了，“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守财奴最终没能守住钱财。
张献忠攻进蜀王府时，朱至澍与太平王朱至渌跳井自杀了，“蜀王世子金印”和一库金银全落在了张献忠手中，这就是后来张献忠兵败后“江口沉银”中上千船的金银财宝的来源。
驰援成都的四川巡抚龙文光、驻守成都的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官员全部被俘，均大骂张献忠誓忠朝廷而不降，这彻底惹怒了张献忠，决定屠城三日以敬效尤！
蜀王一脉一个不留，“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与朱姓血脉牵连者，尽皆诛杀。”
忠于明朝的官兵、士子、百姓，以及资助明军的乡绅，不愿归顺的当地土豪势力等等，全都被送上了刑场。
这三日混杀，基本把成都周围反对义军的重要势力连根拔起，随后又连续日杀百人立威，震慑一些倾向明朝的人士，如此一来，成都彻底被张献忠掌握。
1644年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对百姓还是挺公正的，颂布“蠲免边境三年租赋”、严禁军士“擅取本土妇女为妻”等法令，与民生息。
张献忠夺取成都后的形势并非高枕无忧，反而是内忧外患参半，战乱不断，这才是让四川人口巨量减员的真实原因。
二、内忧——南明
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
南明政权怎会甘心让张献忠坐大？于是开始着手讨伐张献忠，于是一纸诏书递到了遵义。
遵义，有两个人在这儿避居，一个是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一个是原大学士王应熊。
南明诏书一到，两人立即走马上任，樊一蘅仍任川陕总督，王应熊升任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主持对张献忠作战。
老谋深重的樊一蘅与王应熊征召不仅派遣明将在四川各地作战，袭杀大西政权的官员和农民军，同时笼络了四川当地反张的地主武装，牵制张献忠。
当四川巡抚马干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与成都互为倚靠的重镇重庆后，南明由此展开了大反攻，接连夺回失陷的州县。
樊一蘅与督师王应熊会师泸州，剑指成都，胜利的天平倾向南明！
张献忠一把火烧了成都帝宫，由水路出发，退走川北，满载金银的船队行至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时，遭到地主武装杨展部队的袭击，张献忠无奈选择了凿船沉金，退回成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江口沉银”事件。
杨展借机占了川南地区，回防成都的张献忠大怒，派兵回取川南，却被南明军队击退，紧接着杨展与曾英、王祥等人攻向成都。
张献忠大怒出征，与南明军对峙西充金山铺。
打破僵局的人叫刘进忠。
张献忠接连兵败，明降兵开始心向南明，导致军心不稳，张献忠决意肃清这些不坚定者，却遭到了部将刘进忠的反对，上书劝谏他不要乱杀兵士。张献忠根本不听，大杀降兵，并下令调刘进忠回金山铺合剿南明军。
刘进忠大惊，以为张献忠召回他是假，拿他开刀是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投靠了第三股势力。
他将第三股势力引进四川，最终导致张献忠死在西充凤凰山。
这股势力就是入关不久豪格带领的清兵！
三：外患——清朝廷
张献忠抄了蜀王朱至澍的老家赚得盆满钵满，李自成当然也要筹措军资，占领北京后封刘宗敏为汝侯，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
刘宗敏赶制了五千副夹棍，用来逼迫明朝官员们交钱，其中一个被俘的官员叫吴襄，这是明朝派驻山海关吴三桂的父亲。
李自成客客气气地请吴襄写了劝降书，并派部将犒赏吴三桂，希望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此时的选择有三个，归顺李自成，效忠南明，或者投效满清，从汉人情结和形势来说，最佳的选择就是投靠起义军，吴三桂也的确有了这个打算，但有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了。
刘宗敏对吴襄用了刑，并且把他的心头肉陈圆圆给强占了！
吴三桂大怒，打开山海关迎接多尔衮，联清在一片石大败李自成，从而使清军兵不血刃地入跨过了长城；后来吴三桂还出兵四川，用巴蜀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
四川民间曾经留下来一句顺口溜，很说明对吴三桂的恨，“冲冠一怒为红颜，三桂卖关不要脸，领兵又屠巴蜀地，使我川人泪涟涟。”
实际上，当清兵入川，彻底激发了四川人的血性，反清从不拉稀摆淡。
四川大乱战
张献忠、南明、清朝外加四川土豪势力，彼此牵制互斗，把巴蜀大地搅成了一锅粥。
一、张献忠战满清
1646年十一月，刘进忠引清军统帅豪格入川北，由于他的带路，巴蜀地势的优势便已经荡然无存，鳌拜等将领率领八旗护军轻易突袭了张献忠的部队，战斗一开始就白热化，双方损失惨重。
张献忠以为遭到了地方势力的袭击，引着牙将正在河对岸观察敌情，此时刘进忠向豪格指出豪格的身份，于是豪格迅速发箭，将毫无防备的张献忠射死。
《清史稿》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
二、南明内乱
张献忠余部并没妥协和投降，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农民军向南退走，如果此时南明与大西军合作抗清，也许四川将来的局势就会大大改观，四川人的泪水也没有那么多。
曾英（南明）：想从重庆走？看我的弓箭答应不答应！
孙可望：那我就折了你的箭！
李定国：砍了你的头！
曾英战死。
曾英的义子李占春与于大海率领剩余明军转战重庆涪陵：孙可望，你给我等着！
孙可望：毛都没长齐的小子，爷爷会怕你？
孙可望游走云贵抗清，后改投永历帝，却用武力挟制了永历朝廷。
朱容藩（南明）假称奉永历帝命封楚王世子天下兵马副元帅，邀请李占春加入了南明。
朱容藩：你去把重庆的李乾德收拾了。
李占春于是带兵攻打重庆李乾德。
吕大器（南明）：朱容藩是假的，他是矫诏自封副元帅。
李占春：敢骗我？朱容藩你胆子不小。
李占春掉头攻打朱容藩，朱容藩败死云阳。
李乾德说服杨展与袁韬、武大定合兵抗清，势力最大的杨展与袁、武磕头认了兄弟。
李乾德：杨展这小子坏得很，肯定没我们好日子过，我们把他咔嚓了吧？好处均分？
李乾德与袁韬、武大定合谋杀了杨展，自己独自兼并了杨展的队伍。
孙可望：杨展冤枉，请帝发兵讨伐！诛杀李乾德这逆臣！
永历帝：我说话有个屁用？你想打就打吧……
孙可望派手下能将刘文秀入川攻打重庆，走投无路的李乾德投水自杀；武大定、袁韬皆降。
孙可望可没忘了占据涪陵的李占春，派张虎持书招降：李占春，归顺我南明，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李占春：呸，你杀我义父，这账还没算呢，要我投降，除非让我义父活过来！
李占春在群猪寺被击败，单骑入华山当了道士，后被逼投降了满清。
孙可望持军功逼迫永历帝封他为秦王，驻守贵阳，俨然以皇帝自居。
永历帝忍无可忍，命朝臣吴贞毓等人召李定国护驾，事情败露后，孙可望赐吴贞毓自缢并斩吴以下十七朝臣，南明史称十八先生之狱。
1656年，李定国迎接永历帝到昆明。
孙可望大怒，失去了永历帝这块权力招牌，谁还听他的？次年带着十万大军兵从贵阳出发兵进云南，意气风发要给李定国好看，哪知道十万大军出去，最后仅剩下50余骑逃回，这脸可丢大了！
孙可望一不做二不休，投降了清朝，要借兵复仇，后来还真给他办成了，出卖给清朝西南军情，最终导致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失败。
南明内乱，十几年互相攻伐不断，打仗要兵要粮，从哪儿来？四川老百姓承受了这一切！
清朝也没闲着。
三、清朝剿四川
清朝前前后后花了30余年在四川的大地上战斗，四川义军和百姓的鲜血染红了每一寸土地，开出了一朵不屈之花。
1、豪格占成都
1647年春，曾是明大将左良玉部下总兵，后在左良玉病逝后投降满清的李国英，带着肃亲王豪格进军四川，占领了成都，命其部下张德胜驻守此地。
张德胜与明降将齐联芳不和，齐联芳杀张德胜，清军又杀张德胜，成都被战乱按在地上来回摩擦，“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粮食早就被抢光了，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瘟疫四起，城中能喘气的没多少了，连山中的老虎都可以跑到城里溜达晒太阳了，成都州县，老虎比人多……
11月，清军因孤军深入被迫撤出成都，顺带带走了还能喘气的老百姓，走到绵阳，全部杀了，“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四川人有股血性，明军和张献忠怎么打，都是汉人的事，再苦再累都能忍，如今满清来占四川，那就不得行，拿着锄头也得上，大不了人死鸟朝天。
四川军民的永不停息的反抗，迫使清军集结保宁，退出了成都。
1652年七月，吴三桂与李国翰派遣军队攻打四川，守将刘文秀弃成都逃走。
等待四川人的是永不妥协的战斗，四川人看不到黎明，那便与黑夜作伴。
战火毁不掉四川人骨子里的血性和韧性。
2、围剿夔州十三家
1651年，离开广西后大顺军余部在李来亨的率领下在川东鄂西建立根据地继续反清，以夔州为中心休养生息，活着的四川年青人再次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加入这支明朝在大陆抗清最后一支队伍。
1662年，康熙下旨20万大军围剿夔州十三家义军，战事异常惨烈，义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不得不四处转战。次年陷入绝境的义军小头领刘体纯选择自缢而亡，郝永忠、袁宗弟被俘杀；1664年8月，义军首领李来亨被10万清兵围困于茅麓山，李来亨散发钱财给将士，让他们突围逃命，自己携全家自焚。
清军“四山搜剿”，“扫穴无遗类”，夔州十三家“无一漏网”。
3、三藩之乱
吴三桂再次攻入四川，刮地三尺，收索民脂民膏以作军需，部下拿着鸡毛当令剑，“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再一次把四川架在火上烤，最后是“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
四川人就如一头老牛，四川就如一架快散架的破车，谁也不知道是牛先累死还是破车先垮掉。
吴三桂病死，康熙终于扭转了战局不利的形势，开始腾出手来处理让清朝一直头疼的四川问题。
1680年，清军入川，由于三藩之乱，导致清朝物资捉襟见肘，面对入川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向清廷要粮的求援，康熙发出了一份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
话摆在这儿了，朝廷没粮，自个儿想办法，是偷是抢，看着办吧，我不要过程，我只要结果。
“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这便是当时四川真实的写照。
清朝平定四川之后，1685年的统计人口数据出来了，王骘在《条陈太和殿采运楠木疏》中说，“以通省之户口总计之，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是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也就是说，四川这块大地上，能够呼吸的只有九万多人了！
清初张烺在《烬余录》说出了造成四川人员天量减员的原因：“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当然这是给康熙帝看的，但比例比较真实，除开缺粮饿死、瘟疫中丧生的3层人口比例，其他的都毁于战火，我们数一下在川乱战的队伍就知道有多惨了：张献忠两次入川；姚黄起义；明朝、南明与张献忠互斗；清朝镇压起义军、吴三桂叛乱以及平定四川土豪势力。
四川打到最后真得快没人了，别说耕种，就是活下去都是个问题，这才有了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清朝再续湖广填四川
巴蜀大地，曾经的天府之国，不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地位，都不能让她一直荒着，但是康熙也拿不出银子来，因为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康熙帝在1684年颁布《招民填川诏》，让湖广再填四川。
“湖广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
大白话就是说，湖广的老乡们，你们人多地少，我给你们找了块好地儿，到四川去开荒吧，沿途官员谁也不准当着，否则我给你急。老乡们，种地还可以考取功名哦，当地官员办事得力，我也不含糊，想要什么尽管说。
有些家有几分田地的人不想去冒险，由不得你，负责事务的大臣直接把村子一村人打包强行入川，用你的钱办好他的差使，两全其美的事，多好啊。
有些人本来就失去了土地，很光棍地上路了，只要人不懒，还会害怕巴蜀大地养不了人？
有些人脑袋好用，百废待兴，这不是发财的好机会吗？啥都不说了，带着银两就直奔四川。
这些“外来的四川人”的勤恳终于恢复四川的生机，直接推动了移民潮，“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对于百姓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
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开始进入饱和状态，朝廷正式限制移民，四川再度恢复成富饶的“天府之国”。
清末《成都通览》中曾说“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并非夸张。成都东山区域（市区以东到龙泉山的浅丘低山区域）聚集了大量从广东、福建、江西一带的移民，统称为“东山客家”，生活在洛带、龙潭寺、石板滩、西河、十陵等地区，他们说的便是具有四川独特韵味的土味广东话，住处也保持着客家建筑的特色，他们成了成都的新主人。
当今四川人的包容性的来源就是来自此处，从不排外，也没法排外。
土地有区域限制，可人心没有，这就是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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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穷人为什么不自己去荒郊野外开垦一块荒地自给自足，而要给地主打工
有一个成语叫做“道旁苦李”。
讲的是魏晋时期大名士王戎小的时候有一次和小朋友们出去玩，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路旁边有一棵李树，结满了李子，又大又圆，所有小朋友都兴高采烈的去采摘，只有王戎一动不动；
旁边的大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摘李子？就不怕被小伙伴们吃光了？
王戎说这棵李树生长在十字路口，每天那么多人路过，居然还能结这么多李子，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棵李树的李子都是苦的，所以路过的人都不吃。
果然如王戎所料，采摘了李子的小伙伴一吃才发现李子都是苦的。
为什么叫垦荒的时期，我要先讲这么一个成语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题目说是穷人为什么不自己开荒，而要去给地主做佃户，那么肯定不是王朝初期，肯定是中后期了。
那么，王朝中后期好开垦的土地肯定已经被人开垦差不多了，剩下的要嘛特别偏远，要嘛特别难以开垦。
以河南一带著名的盐碱地为例，这些盐碱地绝不是一般普通穷人有能力治理的；上世纪著名的焦裕禄，为了治理河南兰考的盐碱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结果依然是亩均小麦玉米产量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这还是科学已经极大发展的近代。
要是古代，普通贫民根本不要想去治理盐碱地，没有哪个能力；再说盐碱地治理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至少需要三五年时间，哪个贫民有资本治理三五年盐碱地？
（盐碱地）
而在古代讲究的是“人离乡贱”，古代老百姓对本乡本土的人是很热情的，但是对外乡人可没有那么善良了；别说一代人，几代人都不行，清代太平天国运动起源不就是广西土客矛盾导致的吗？
石达开、韦昌辉在广西金田都生活了三代人了，可当地土著依然还敌视他们，把他们视作外人。
所以，在王朝中后期想要开荒没有那么容易。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开荒成功，做小自耕农也没有做大地主的佃户“舒服”。
这一点是有史料可以说明的。
清朝乾隆年间广东学政李调元是四川人，有一次他回老家遇到了他儿时的玩伴王泽润，王泽润见到李调元，两个儿时好友见面很亲热，聊天的时候李调元才发现王泽润以及从他小时候记忆中的地主子弟变成了一个佃户。
李调元大为吃惊，忙问是不是有土豪劣绅逼你卖地啊？你赶紧说出来，我现在也是三品高官，我一定帮你做主。
王泽润说不是的，是我主动卖了十几亩地，主动做佃户的。
李调元很吃惊，觉得你小地主不做，做佃户，脑子瓦特了吧？
王泽润微微一笑，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王泽润做小地主的时候，虽然朝廷的正税不多，但是地方衙门的各种摊派、加征太多了，是正税的十几倍，他一年辛苦到头都存不下钱，甚至搞不好还要亏。
于是他干脆把地卖给了本地一个举人老爷，而且他还把卖地的钱又给了这个举人老爷，又购买了额外20亩地的永久租赁权。
简单说，就是王泽润把自己十几亩地卖给了一个举人，又用卖地的钱承担了举人老爷另外20多亩地。
王泽润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虽然现在他要和这个举人老爷5：5分账，但是他可以永远租种三十几亩地了，而且分成比例是永远不变，两家人也立了字据的。
虽然分走50%看似很多，但是从此他不用再承担地方衙门的乱摊派和加征了，就连这三十几亩地的田赋也是举人老爷去缴，他只管和举人老爷5：5分账就可以了。
他现在挣得比他当小地主时多多了，而且还存了一些钱，下半年准备找这个举人老爷，再花点钱多承包二十亩地。
说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王朝中后期很多人宁愿做佃户了吧。
清朝为何不学习北魏孝文皇帝改革
我是历史问答达人青言论史，乐于为您解答中国古代史的问题。
之所以不学孝文帝改革，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满清根本不具备孝文帝改革的基础。
尽管时代落后了北魏一千多年，但是建州女真人开始建国的时候，并不比当年的鲜卑人先进多少，他们甚至连奴隶制都没发展起来，就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造了大明的反。
即使到了定鼎中原的时候，满清依然是个头重脚轻的政权，也就是虽然在控制地域上很大，但是从个体文明程度上，却根本没有一个能控制这么大帝国的本事。
所以多尔衮们作出的抉择就是全面汉化，几乎完全承继明朝的政治制度，除了在民族问题上头有一些自己的原创。
而北魏则不一样，在经过五胡乱华近百年的征战后，鲜卑人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行政体系，而且比较成熟。但是这套体系不适合国家的统治，所以孝文帝才选择了汉化。
所以，之所以孝文帝要改革，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但是需要完善。而清朝根本就没有体系，那又何谈改良呢？
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青言论史”，也欢迎您的批评指正。
孙子故里是广饶还是惠民
关于它的作者孙武子，由于历史没有留下更多的文献资料，以致连他的里籍身世也发生了疑问，随着新的世界性“孙子热”的兴起，在中国，在孙子的故乡——山东省北部濒临渤海的大平原上，曾经进行过一场“抢孙子，争祖宗”的争夺战。事情发展之初是平静的。80年代中期，以中国军事科学院为首的北京和全国各地主要的“孙子兵法”研究家们，经过了一番认真的考辨、论证之后，一扫历史的混沌，认定兵学鼻祖孙子的故里就是今天山东惠民县。此种说法最早源于李浴日先生对孙子的研究。早在1937年，他在《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中，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学者孙星衍以其先祖孙文虎追封为“乐安郡公”，认为自己“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为据，从而作出如下判断：“孙子是从唐代之乐安郡，即清代之山东省武定府，今之惠民县附近奔吴。”尽管李日浴先生没有重新提出孙子故里是惠民县。然而，惠民县孙子故里的传统说法便被学术界所公认，迄今己有50余年之久。就连《辞海》等多种工具书也明确了孙子故里是今惠民县的概念。
1989年5月，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惠民县召开。在此之前，国内还有“博兴说”和“惠民说”之争。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专家吴如嵩和陈秉才合作著《孙武故里考疑》一文，集多年争论之大成，力排“博兴说”，作出了孙子故里应是古称“厌次”的惠民县的结论。其他史志研究专家在惠民考察所得的种种文物遗迹，也证实了这一点。1988年12月，惠民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院、国防大学、总后勤编审办、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确认惠民乃孙子故里。
1990年10月，更大规模的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上会下，也从没有人对孙子故里的问题提出异议。
1991年初，山东省广饶县突然挑起了“孙子故里”争夺战。1月27日至30日，广饶县出面在本地又召集了“第一届孙武故里研讨会”，到会的有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30多人，提交论文20余篇。会议认为，通过对广饶“水文地貌等进行实地勘察”，“孙子故里在今广饶县”，“这项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关于孙子研究的一项空白”。会议还决定，成立“孙子研究会”，修建一个孙子纪念场所“孙子园”等等。2月27日，几乎全国各大新闻机构同时登载和播发了消息，又把“孙子故里是今山东广饶县”传播到全国、全世界。
面对这种学术上的争论，一时舆论哗然，莫衷一是。惠民人民更是街谈巷议，群情激越。当天，由地委副专员和惠民县县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组成的上访队伍出发了，到省委、省府，到北京，找领导，找报社，找电台，汇报情况，查询来头。为了“救火”，县史志办和老研究员搬着县志和古籍，到大街、集市上设摊，向群众宣讲孙子故里是惠民县的种种根据，据理批驳“广饶说”。
设在北京的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忙碌起来。会长秘书长和学者紧急集会。重新研究孙子故里的问题，认真分析“广饶说”的论据。
坚持“广饶说”的一方也不甘示弱，上下游说，阐明自己的道理。他们由广饶县长带队，到省里，到中央，找过去在广饶县战斗过的老领导给予支持；有关的研究人员也到孙子兵法研究会当面汇报。
至此，关于孙子故里的争论己到了白热化程度，牵动了学术界，波及两种宣传的新闻界，也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方面。
各方争执不下，辩论日益升级。面对“广饶说”引起的争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专门召集本会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再次对孙子故里进行了考辨，重申。从目前资料和考辨情况看，孙子故里在山东惠民之说是合理的。专家们认为，在没有新的确凿考古和史料发现之前，不要随意推翻历代史学研究成果，而应维持多数史学家所认同的传统说法。很快掀起的“孙子故里”争夺战，也很快降温。孙子故里的考证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相信，将会在以后的争鸣中得到发展，在探讨中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