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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上边写有四个字:考同章黄，不知道什么意思求解
关于章黄学派
虽然系统自动判断题主所提问题已过时效，预期判断流量很低，询问是否仍要回答，既然已在消息通知里了，且至今无人回答，那我就答答试试，但愿对题主有所帮助。
要说碑文，首先就要说石碑。完整的石碑，以皇陵为例，大体上分四部分即屃头、碑身、龟趺、水盘。其中的主体是碑身，就是屃头以下、碑碑担以上的部分，而碑文都刻在碑身的正面，背面很少刻有文字。个别的背面也有刻文字的，如道光帝的慕陵神道碑就镌刻有咸丰帝追忆悼念他父亲的文字。而碑身的侧面，由于较窄，很少刻东西，特别精致的碑身侧面才雕有升龙和海水江崖的图案。
由于题主所提供的信息太少，仅说碑上边有“考同章黄”四字，不知刻在哪个部位。如果在碑额，考只能做死去的父亲讲，如丧考妣嘛，但于理好像又讲不通，这里死去老人就像章、黄一样？如在其他部位，而且是随手的，是否就是经过考证，这里面是像章、黄一样的人。不管考是哪种意思，考、同都好理解，为什么这四字连在起不好理解，难点就在章、黄二字上。
所谓章、黄，就是章太炎、黄侃，因为章黄学派而称之为章黄。章太炎早年从事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东京、苏州等地办报、开班讲习国学。都说名师出高徒，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以章太炎和黄侃为代表，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研究传统语言文字学为基点，兼涉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诸多层面的学术流派——章黄学派。这一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支持者的矛盾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白之争“。
总之，知道了章黄，如再知道刻字的部位，应该就不难理“考同章黄”四字的意思了。
为什么广东人把“黄瓜”叫做“青瓜”
我一直不明白除两广以外省份的人一直把青瓜叫黄瓜，由我有记忆起我们都是黄瓜叫黄瓜，青瓜叫青瓜，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种。黄瓜皮黄且短粗，青瓜皮青瘦长带短刺，两种瓜从外观上就很好区分，但两种瓜都可以生吃。
南越王赵佗对广东有什么贡献
秦朝时，一个叫赵佗的人的出现，改变了岭南地区原始落后的情况，赵佗参加了南征百越的军事行动，被授为南海郡龙川令。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后，他在岭南地区拥兵自守，关闭进出中原的通道，兼并了桂林和象郡，建立了南越国，称“南越武王”，而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推动了岭南社会的进步。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赵佗究竟做了什么，让岭南社会焕然一新。
重用越人，让越人参政
秦军初入岭南时，由于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形式，所以民族对立情况严重，岭南的原住民被称为“越人”，他们“莫肯为秦虏”，而秦人也对越人怀着戒备心理，双方是对立的。
由于长期担任岭南地区的地方官，所以赵佗认识到，秦朝由于是以武力征服岭南的，所以在统治时往往夹带着居高临下的蔑视姿态，其一大表现就是政权机构的把持者都是汉人，越人无法参政。
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你是越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久，现在一群外来人侵占了你们的土地，还不让你们参与管理，你们会是什么情绪。所以，在这种敌对和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下，秦朝对汉越两族人民对立严重，秦朝始终难以开展有效统治。
南越国建立后，为使越人放下敌意，相信“越汉一家亲”，进而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巩固统治。赵佗大胆任用越人做官，让他们参政治国。
吕嘉原来是越人里一个大族的首领，德高望重，颇得越人信服，有很强的影响力。赵佗便任用他参与政事，后来吕嘉官至垂相（相当于宰相），位极人臣。吕嘉一族的其他人也积极从政，“余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吕氏堪称官吏大户。
由此不难想象，越人在赵佗政权中任职者不在少数，而且不仅仅局限在中低层职位，已经有人进入了权力中枢，担任要职。
由于赵佗让大批越人参政，这就使越人感到自己不是被征服受外族的统治，做到了自己管理自己，这有助于从心理上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既提高了越人的政治素养和参政热情，也为接下来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大力迁民，鼓励通婚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着疆域不断开拓，秦王朝开始大量向边疆地区迁民，岭南即是迁民的重要地区之一。
如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滴遣戍”。
移民的不断增多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汉越两族人民产生了初步的融合。
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
“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滴徙民，与越杂处。”
赵佗担任地方官后，继续主张实行迁民措施，曾上书秦皇帝，请求从内地遣送青年女子。
“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
后来这一万五千名青年女子，成为了岭南戍卒的配偶，顺利在岭南扎根繁衍，增加了岭南地区的劳动人口。
故西汉初汉高祖诏令中说：“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中县人以故不减耗。”
尤其强调了迁民对增加人口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秦朝统治期间的岭南地区，民族矛盾相当复杂。一是汉人与越人的矛盾；二是越人各部落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乃至流血冲突。
据《汉书·高帝纪》记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
通俗的说就是好战，时常聚众斗殴，这种情况极不利于南越国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为改变这种局面，南越国建立后。赵佗在两方面采取举措。
第一是，采取“和辑百越”政策。
简单的说，就是在越人聚居区推行自治，册封当地首领为王，还时常给他们赠送礼物，但不改变社会组织的中、下层结构，因为当地首领得到了安抚，所以他又能带动越人的自我约束，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下来。
第二是，改变原来汉越两族人民居住地划分明显的局面，让南迁的汉人与当地越人杂居共处，以增进两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
这样汉越两族人民相互影响，打破了越文化固有的封闭状态，有利于培养和促进共同文化素质和心理状态的形成。
为了和睦越人与南迁汉人的关系，赵佗鼓励汉人与越人通婚联姻。如之前提到的，吕嘉任南越王垂相，他的子女就与南越王族通婚。
据《汉书·南越传》记载：“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
赵佗让子弟宗室，率先垂范与越人通婚，在高层领袖的推动下，其下级官吏，乃至民众参与通婚者越来越多。这对于民族和睦与融合，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
大力发展经济文化
赵佗统治岭南时期，十分重视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大量向岭南越人居住区引进“金、铁、田器、马牛”。
西汉建立后，曾一度禁止向南越出售铁农具、马、牛、羊等生产工具，这引起赵佗的不满，南越国与西汉的友好关系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可见赵佗对引进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的高度重视。
汉文帝即位后，废除了之前的禁令，南越国恢复与内地的相互贸易，双方关系和好如初。
因南越国主动向西汉称臣，所以通过贸易，得以从中原地区大量输入铁器和牛马等，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岭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原来“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态，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得岭南地区的大片荒芜土地得到开垦。
南越国建立后，农业生产成为了赵佗治国的重点之一。如将军吴霸就率领族人，“垦近土庐，居番禺之西有江浦焉”。
与西汉的贸易，也使得南越国得以引进新型农作物，在广州华侨新村的墓地中，发现有稻、小米、高粱、桃子等壳核，以及加工粮食的石磨和柞臼模型器等，甚至还有粮仓。这反映了岭南当时农作物品种增多和加工器具的进步。
除了农作物品种、加工器具、开垦荒地外，赵佗还十分重视水利。早在秦朝还没灭亡，他在担任南海郡龙川令时就带领当地人民大力开凿水井等水利设施，发展水利事业。
除了农业，手工业在赵佗统治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南越国的手工业主要有煮盐、纺织、冶铜、制陶、漆器和造船业等，品种齐全。通过与西汉的贸易，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得以传播到南越国。
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了70多件冶铁工具、大量铁剑、铁矛等兵器和保存完好的铁制恺甲，这说明南越国此时已掌握锻铸铁器技术。
此外，在广西的一些南越国墓中，也出土了不少铁器，其中铁农具有镰、斧等，铁制生活用具有剪、釜（烹饪器具，锅的前身）等，这反映了赵佗统治时期铁器制造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此外，南越王墓中随葬品有铜器、铁器、漆器、陶器、金银器、玉器、象牙器等1000多件，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国已有冶铜、制陶、漆器等手工业存在。
造船业，则在南越国手工业里存在感很强，甚至赵佗亲自主持造船。
据《南越志》记载:“越王造大舟，溺死三千。”
1974年广州市发现一处南越国统治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其船台结构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这一规模甚至已经能与西汉不相上下，显示了当时岭南地区高超的造船技术水平。
南越国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海上贸易小有规模，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岭南地区的商品交换也日益扩大，随着贸易的逐渐发展，一批中小城市相继出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南海郡的番禺已是“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都会也”。
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受限于考古成果，我们还不知道南越国的货币长什么样，有学者提出他们的货币与中原地区是通用的。在南越国辖区的一些汉墓中发现有同中原一样的货币，这说明南越国与内地经济有着紧密联系。
总结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刘彻，发兵十万灭掉了南越国。从公元前204年到公元前112年，历经92年的南越国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南越国偏安一隅，历史也并不算长，但是他在岭南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它成为了岭南地区走出落后社会状态的起点。
如今，广东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龙头，回望历史，正是赵佗的努力，为它开辟了一条发展道路，并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