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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绥靖公署主任和行辕主任哪个官大
行营为什么又改称行辕了呢？1946年5月，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期就已组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寿终正寝，按照美国人的建议，整体改制为南京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直接接受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老蒋的领导，这也就意味着，老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不复存在，既然“委座”的职务都没了，那么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设立的各个“行营”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委员长的称谓1946年5月不存在了）
比如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李宗仁的汉中行营（原辖第一和第五战区）搬到北平改称“北平行营”，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也就是主任李宗仁在此地代行老蒋的权力，华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一把抓。在军队指挥体系上，北平行营改辖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和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至少在表面看起来，权力很大牛皮哄哄。
行营的军事化色彩很浓，抗战胜利后有些不合时宜，加之军委会和委员长都不存在了，所以行营的称谓就得琢磨改名，因此在1946年10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反正老蒋1943年已经拿回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也仍然保持着军事独裁，所以意思上没啥变化。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北平无战事》的历史知识错误了。
在剧情高潮（孔雀东南飞行动开始）历史背景的1948年8月间，李宗仁的北平行辕其实已经裁撤，去南京就任“副总统”了，即便有，也不能称为“北平行营”了。而在行营改称为行辕之前，各大战区已经纷纷改制为“绥靖公署”，所以北平行营和后来的北平行辕，在军事上就变成了指挥孙连仲的“保定绥薯”和傅作义的“张垣绥署”。
抗战胜利后保留的“行营”机构还有六个，即李宗仁的北平行营、熊式辉的东北行营、程潜的武汉行营、张发奎的广州行营、张治中的西北行营和张群的重庆行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几个大区的军政指挥机构，直接对南京最高当局负责。无论是行营还是后来的“行辕”，头目的名称都是“主任”，这六个主任也都是资历很深的将领（张群例外），其中仅陆军一级上将就有两名。
（白崇禧曾任桂林行营主任）
也不是所有的行营都下辖“绥靖公署”，这一点要搞清楚，而是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设置军事机构的，比如东北行营只辖一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武汉行营只辖第六和第七绥靖区、武汉警备总司令部，广州行营干脆只下辖三个整编师（军）。只有北平行营和重庆行营，其下才指挥着绥靖公署，张群理论上有权节制川康绥靖公署、川鄂湘黔绥靖公署、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等等。
如果单纯地讨论“谁的官大”，从表面上看行营主任的级别要略高于绥靖公署主任，类似于抗战时期行营主任高于战区司令长官半格。其实也不尽然，由于有些绥靖公署是不属于任何行营而直接对南京负责的，比如太原绥靖公署的主任阎锡山，也是陆军一级上将，论资历也跟李宗仁平起平坐。所以尽管山西省也是华北地区的一部分，但是太原绥署就不归北平行营管辖而独立存在。
（徐州绥署顾祝同）
再比如掌握重兵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和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各自拥兵数十万，这两名陆军二级上将的资历也肯定不低于西北行营的张治中（都是八大金刚嘛）、东北行营的熊式辉。这两个绥署分别是由第一战区和第三战区改编而来，是华东和中原地区的军事指挥机关，其上并未设置行营，也是分头对南京和老蒋负责。
所以必须注意，蒋系军队的机构设置，从来都要考虑派系、资历、从属、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许多时候甚至是“因人而设”，不能简单地用职务来界定级别。也就是说，行营也有大小，绥署也有高低，都需要具体机构具体分析，比如抗战时期龙云曾经就任“昆明行营”主任，但他除了能够指挥滇军以外，驻滇的中央军、空军和其他宪特单位，又哪会把他放在眼里？真正说了算的是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林蔚）。
（武汉行营程潜）
按照前述的介绍，只有李宗仁和张群两个行营主任，下面才指挥着两个以上的“绥靖公署主任”，这也是大家感觉行营主任高于绥署主任的原因，如果较真的话，其实李宗仁根本指挥不动孙连仲和傅作义，它根本就是老蒋架空李宗仁的一个手段。老蒋曾经假惺惺发布过命令，派驻华北的所有军政机构，都必须服从北平行营的指挥，但这道命令只是敷衍和面子的虚文。
事实上，华北和北平地区的各军政机关，都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上级主管官署的命令，比如中央党部、陆军总部、行政院等等，与北平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北平行营实际上成了一个只接受公文副本的空架子，李宗仁后来回忆：“我任北平行辕（行营）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昆明行营主任龙云）
到1948年5月，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需要去南京任职前，便向老蒋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老蒋则在接受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因人设事而安排的北平行辕这个空头机构一并裁撤掉了。而远在西南的张群，却因为是老蒋的嫡系文官头子，他的重庆行营是有实权的，节制着川康地区的中央军和川军，后来改称为重庆行辕，到1948年又更名为“重庆绥靖公署”。
这个重庆绥靖公署在老蒋第三次下野期间，又被李宗仁更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已经充分说明，行辕和绥靖公署这两类机构，某些时候还是平级和可以互换称谓的。这也就是老蒋因人而设、因事而设的典型例子，因为这两种机构的职能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大区设与不设行营，或者设几个绥署，完全是老蒋视情况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重庆行营副主任钱大均）
随着在解放战争中蒋军不断的失败，从1948年初开始，老蒋着手将主要交战区的“行辕”逐渐裁撤，又改制为比较集权的“剿总”，这就是军事化色彩非常浓厚了，意图是非常时期以作战为第一要务，比如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徐州剿总等等。而这一时期剿总“总司令”的人选，则一定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物了，否则如何指挥作战？比如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等等。
更深刻的理解应该是，无论是行营、行辕和绥署主任，是嫡系的就有实权，是杂牌的就是个摆设（傅作义还真是个例外，所以有陈继承），而机构的名称并不重要，因为设立和裁撤都是最高当局随心所欲分分钟就决定的事情。
（东北剿总卫立煌）
什么叫“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
就是主要责任方，对某些势力已经出格违反公认规则的行为，采取默认甚至怂恿突破既有框架，从而获得短期利益或者期望自己得到长期利益的行为。
最著名的绥靖政策，当然是英法二战前对纳粹德国不断违反协议的纵容，最终导致自食其果的笑谈。
一战结束，德国限制武装，但遭遇了世界经济危机，国内容克资产阶级期望重新争霸，国民被洗脑要求复仇，希特勒上台后就是一系列突破限制的行为
德军原本被限制陆军10万，飞机坦克潜艇禁止研发，但德国迅速扩军，本身经济困难的英法视同不见。
随后，德国于1936年3月7日象征性试探派军队1000人进入莱茵兰非武装区并实际随时准备放弃，但法国沉默以对。
下图1就是莱茵区：
德国得到了充分鼓舞，就公开宣布恢复征兵制，法国依旧熟视无睹。
接着，德国要求合并奥地利，这是一战后明确禁止的，但英法依旧默认。1938年2月英国首相公开宣布，当德国占领奥地利，奥地利不能指望英国帮助。
英国首相张伯伦：
1938年3月12日，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随后于15日签署了合并协议，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东方省，英法美均表示承认并将大使馆降为领事馆。
下面，就是捷克的苏台德地区了。
黄色部分是苏台德区：
作为主权国家的捷克是英法盟友，但德国以保护苏台德地区德语族为名，要求捷克割让该土地。捷克准备武装反抗德国侵略，英法在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上蛮横表示，如果捷克拒绝而导致德捷战争，英法是不会帮助捷克的。但捷克如接受苏联援助，则德国与苏捷联盟作战将具备反布尔什维克性质，英法都将帮助德国。
被逐出会场，等四大国协商好再被带进来指定签署意见的捷克代表只能表示同意。对此，英法极为无耻地欢呼和平到来。
不料半年后德国就全面占领捷克土地，英法再次表示默认。绥靖政策已彻底被暴露在世界面前而且全面失败。
英法开始紧张起来，与苏联进行谈判要求苏联对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提供保护义务，却不愿为苏联提供保证。苏联当然不同意，转身与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图获得战争准备时间。
7天后的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依据1939年5月19日的波法军事协定，英法虽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但一直未实际出兵攻击德军。当时法国拥有110个师及后面到来的13万英军，对面德军只23个师，长达9个月时间，英法从未发起主动进攻。
静坐战争：
此后，德国侵占挪威荷兰比利时，1940年5月对西线发起进攻，英法迅速失败，饱尝恶果，遗笑天下。1940年6月14日，德军骄傲地进入巴黎：
法国不仅要割让土地，傀儡维琪法国还需要每天支付德军占领费，一战英雄的贝当元帅被订在耻辱柱上：
民国绥靖公署，行营，行辕都是什么机构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特别选择了一个全部担任过如题职务的三栖模特：桂系老大李宗仁，他先后出任过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汉中行营主任、北平行营主任和北平行辕主任，基本上也是唯一一个挂满全职的民国高级将领，包括期间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比较好的特例。
（北平行营、行辕主任李宗仁）
先说绥靖公署，全称是某地“绥靖主任公署”，它的准确定义为“地方性军政指挥机构”，并且分为抗战前、抗战后两大类型，注意级别是不一样的啊！抗日战争之前，早在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重建军事委员会起，绥靖公署就陆续开始设立了，作为直属军委会的地方军政统一领导机构，一般每省设立一个，情况特殊的地区（与红军作战）则在两省或者数省边区设一个。
绥靖公署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辖区治安，因此不仅可以指挥辖区内驻扎的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也有权控制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是特殊历史时期“军政一元化”的产物。李宗仁就是于1936年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为什么这么晚呢？因为桂系之前一直在从事反蒋活动，直到“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双方才达成妥协：桂系不再反蒋，老蒋承认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于是才加封了名正言顺的职务。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
粗略统计一下，这一时期共设立了18个绥靖公署，比如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豫鄂皖边区绥靖公任卫立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等等，所举实例，基本涵盖了某省、两省、数省边区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况，但是职能和权力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绥靖公署要么被裁撤、要么被改组为“集团军”编制，所以才说抗战前后的级别不同。比如卫立煌的豫鄂皖绥署被改编为第14集团军、刘建绪的浙闽赣皖边区绥署改编为第10集团军、张发奎的苏浙边区绥署改编为第8集团军等等。然而在抗战胜利以后，改制为绥靖公署的已经是“战区”了，所以特别说明，抗战前的绥署级别较低，只相当于集团军建制，而抗战胜利以后的绥署，基本由战区改编而来。
（西安、赣州行营主任顾祝同）
比如胡宗南第一战区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阎锡山第二战区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名字没变，级别升格了）、顾祝同第三战区改编为“徐州绥靖公署”、刘峙第五战区改编为“郑州绥靖公署”、余汉谋第七战区改编为“衢州绥靖公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改编为“张垣绥靖公署”等等，但是职权与抗战之前没有区别，仍然是军政一把抓的机构。
行营则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的特别派出单位，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某地行营”，因为老蒋1932年复职以后，并没有兼回“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而是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那么它的派出机构当然就是军事单位。抗战前第一个设立的是南昌行营，之后分别在武昌、重庆、西安等地分别设立，以高级将领充当“行营主任”，主抓几省地区的军事和作战。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战区之上设置了若干行营，理论上可以督导几个战区的作战行动，比如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即可协调第四、第九等战区，而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升任的“汉中行营主任”，理论上则可以指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军事行动，当然了，胡宗南和刘峙根本不听他的，李宗仁等于被明升暗降夺去了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战区已经改制，所以行营即可以指挥两个以上的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李宗仁的汉中行营换了地方，在日军投降后驻跸北平，遂改称“北平行营”。北平行营下辖傅作义的张垣绥靖公署和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第十一战区改制），不过呢还是没有什么实权，因为那俩绥署主任只是表面上听招呼，实际都听老蒋的。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重庆谈判开始以后，军事化色彩较浓的“行营”名称有点不合时宜了，并且从1943年起老蒋已经重新做回国民政府主席职，所以1945年年底开始将行营改称为“行辕”，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所以行辕实际上是一个行政领导机构，李宗仁因此也就换了职务，尽管只差了一个字。
因为行辕之下有专门的军事指挥机关，比如东北行辕就下辖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北平行辕下面有“华北剿总”，再后来节节败退之际，行辕又被改制为军政长官公署，均属换汤不换药，因不在问题范围之内，那就以后再介绍。
（豫鄂陕边区绥署主任卫立煌）
战争中常听到的“绥靖”、“妥协”和“纵容”三个词有什么区别
感谢信任与邀请。
绥靖政策古今中外都有。
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英法对德国的绥靖政策。
当希特勒德国试探性向莱茵区进军时，英法绥靖了。却哪里知道德国小部队接到的命令是：“如遇阻拦立即撤退。”
当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时，英法绥靖！坐观让希特勒得逞；
当希特勒要求苏德苔地区时，英法又绥靖的帮助希特勒达到了目的；
当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英法还是绥靖；
当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时，英法宣而不战，坐观纵容；
于是迎来了希特勒德国的反噬！
中国绥靖、妥协最典型的就富裕的宋朝，“岁币政策”使得宋朝成了“肥猪王朝”。软弱、无原则的忍让，不仅是宋朝最后走向覆灭，而且给宋朝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异族欺辱。
原则问题上的退让就是绥靖、妥协和纵容，这样只会使强盗得寸进尺，最终只能迎来更大的损失、乃至自取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