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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的起因是什么
这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铁路大跃进说起”。修建铁路究竟是富国强兵还是破坏风水的荒诞争论经过20多年才最终确定目标：要修铁路。然而面对铁路这个超级“吞金兽”，当时的清政府不要说修建铁路了，就连北洋舰队的更新军费都无法保障。铁路的修建速度可想而知：到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一共才修建了447公里。而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大大加快了修建铁路的进程，没钱就引进外资。在盛宣怀的主持下，共实现了芦汉、正太等10条铁路的外资引进工作。在铁路修建的过程中，清政府为了吸引民营资本的进入，给出了优惠政策，达到一定条件的出资人会被授予一定的官职。在扶持政策的鼓励下，各地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到1910年时已达到了17家。
当时铁路修建的进程如何，俨然成为了衡量各地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民营铁路公司也成了各地官员的“香饽饽”。如此一来民营铁路公司不但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就连地方政府也是大开绿灯。以至于民营铁路公司竟然可以向老百姓强制征收各种铁路捐税。可以说铁路公司俨然就是一个可官可商双重身份的机构：两边好处都拿着，两边监管都管不着。清末贪腐成风的官场，名义上是修铁路，实则成为了官僚士绅捞钱贪污的所在，十分黑暗。偏偏本职工作又做得一塌糊涂：以川汉铁路公司为例，仅仅修建了20多里，倒是在资本运营上亏掉了300多万的资金。
有鉴于此，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出台了，商办的铁路改为国家修建，由国家收购铁路公司的商股。这样一来，各地铁路局借铁路之名盘剥百姓的好处也将烟消云散。于是，各地铁路局纷纷抵制，甚至借爱国之名（因为铁路国有后将引进外资来修建铁路，也就是所谓的卖给四国银行）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参与进来。于是铁路国有这么一个免除百姓被盘剥的善政也被扭曲成了卖国欺压百姓的恶政。由于太多的百姓之前被征收过铁路租股，所以群众基础十分雄厚，各地的“保路运动”也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为什么保路运动发生在四川呢
抄书的傻孩子。
保路运动不光发生在四川，当时粤汉、川汉铁路都发生了保路运动，最终四川保路运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武昌起义是在四川保路同志军已经起义、荣县已经独立之后，趁端方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才起事的），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判断失误。
首先，朝廷铁路国有化的决策是正确的（辛亥革命以后，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第一项决议就是铁路交国家，滑稽不），因为民资根本不可能修成铁路，其实就跟李嘉诚的套路一样，占着资源等朝廷来赎。粤汉铁路商人投资为主，朝廷要收回筑路权，富不与官斗，闹腾一下就算了。朝廷也知道湖南人脾气暴，赎回的条件也可以，所以很快就平息了。
四川不一样。四川没什么富商，铁路公司的股份是从升斗小民哪里作为税务附加收起来的，乡下人把钱看得重，为了钱要和你拼命，这是原因一；川汉铁路地质情况复杂，以当时的技术能力根本无法修建（想一下宜万铁路什么时候才通车就知道了），所以铁路必定流产，而川汉铁路迟迟不能动工，收上来的银子官府挪用，高管贪污，本钱折了一大半，更糟糕的是，总理施焕拿这个钱去炒股，遭遇股灾，血本无归，退不出本钱了，朝廷要来收烂摊子，拿不出现银，承诺用保息股票兑换，而川汉公司高管不肯被夺权，封锁了朝廷用保息股票兑换的消息，煽动川民抵制，这是原因二；四川人温柔敦厚，朝廷误认为“川人易于定议”，一味高压，哪知道同盟会、袍哥早就有打算，借机渗透，发动起义，此为原因三；最后的原因是关键时刻四川没有总督，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致使保路同志会壮大，风潮初期时赵尔巽奉调离川，王人文代理川督，不是正式的，而且清朝的汉人算是“党外干部”，一开始就对铁路国有化不积极，默认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等赵尔丰到任，保路同志会已经成了气候，而赵尔丰听了王人文和成都将军玉昆的意见，对铁路国有化也不积极，后来在朝廷的高压下转而血腥镇压，所以其实“成都血案”才是辛亥革命第一枪，但是是赵尔丰打响的。
最后强调一点，铁路国有化和西方列强屁关系没有。盛宣怀向四国银行借钱修铁路不假，但是是纯粹的融资，筑路权、管理权都没有捆绑其中。说英国要趁机攫取川汉铁路路权，是革命者发布的谣言，现在已经没必要重复这个谣言。
“四川保路运动实为吾党辛亥军兴之始”，近年来由于近代史部分领域开襟，四川保路运动取代武昌起义为辛亥首义已经是学界共识。辛亥革命100周年，叶选平为荣县独立广场纪念碑题名“辛亥首义纪念碑”，就是官方态度。
商办铁路强行没收，清末为何会爆发保路运动
著名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是众多老百姓自己卖了自家的家当筹钱入股，一起商办修建的铁路。（川汉铁路）
清政府将百姓辛辛苦苦修建的铁路“占为国有（实则卖国）”，和帝国主义签合同，又拱手让给帝国主义了，清政府这种卖国求荣的罪孽，激发了诸多百姓抗议，于是发生了著名的“保路运动”。详情请看以下内容：
随着革命风暴的席卷全国， 1911年5月，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铁路）运动。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
为什么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夺取夺取中国铁路修路权？
这是因为一旦夺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物产。帝国主义夺取的条条铁路，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压榨中国人民的血管。
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在收回铁路权运动中，对收回川、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非常仇恨，从而将剩下的铁路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保路运动纪念碑）
西方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借款签订修路合同，并且帝国主义拥有铁路权
1909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并规定修筑粤汉、川汉铁路，要分别使用英、德两国的总工程师。
美国得知这一消浴息后，以“利益均分”为借口，在1910年挤进了3国银行团，从紧而结成四国银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通其尽快订立借款修路合举同。
清政府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却蛮横地向中国人民开刀。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在邮传部大巨头大买办盛宣怀的策动下，悍然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
5月18日，又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铁路公司。
清政府紧接着在5月 20 日，就和四国银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保，将1800里的铁路修筑权拱手送给了帝国主义。（商办川汉铁路，左二为詹天佑）
清政府这种“铁路国有”政策完全是一种“夺路转送外人”，为帮助帝国主义敲诈勒索中国人民卖国政策。
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罪行，立即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
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是经四川省人民长期斗争，才从帝国主义手里夺回而归商办的。四川省铁路公司，历年筹集了4000多万两资金，除广东全是商股以外，其他三省还有用各种捐税征集来的“民服“。
四川、湖南甚至从田亩抽收租股，因此包括的阶层比较广泛。本来就在清政府剥削下困苦不堪的穷苦农民，出于满腔爱国热忱，为了修中国人民自己的铁路，忍饥挨冻，才交上了修路的股钱。
人民为了爱国而修路，清政府为了卖国而“铁路国有”！
这两种行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人民是绝不能饶恕清政府的。
首先起来反对铁路国有的是湖南人民。
5月13日，绅商学界各团体刊发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1万多人民群众的集会，反对“铁路国有”。
16日，长沙、株洲的1万多铁路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全拒交租税，以对抗清政府收回路权。
6月以后，湖南许多地方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保路运动正向武装起义的方向发展。（保路纪念碑和百姓入股修铁路的股份）
湖北人民抗议最为激烈，准备和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决战（这是“武昌起义”的前奏）
湖北人民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汉口商人一律罢市，革命党人詹大悲等在《大江报》上连刊文章，愤怒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民不要对清政府抱一丝一毫的幻想，准备和清政府决战。
詹大悲写了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行动起来，鼓吹反清革命。湖广总督瑞激怕得要命，查封了《大江报》，逮捕了詹大悲。
但这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怒火。数千群众举行集会，有人当场砍断手指，挥泪演说，高呼救国口号。会场上群情激愤，决心争回路权。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绝食3天3夜，抗议清政府媚外卖国。（粤汉铁路）
宜昌到万县的线路，本来已经动工修筑，清政府借“铁路国有“，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商人奋起抗争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清政府又调兵来镇压。数千名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奋勇抵抗，当场打死清兵20余人。
香港同盟会员办的《中国日报》等报纸，也连续发表文章，大力声援。远在国外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也积极投入了保路运动。留日学生提出“路存我存、路亡我亡”的战斗口号，决心和清政府斗争到底。
6月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会场上情绪激昂，一致骂盛宣怀是卖国贼，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并发表宣言，电告全国，痛斥清政府卖国求荣。
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发展10万多人，全省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以至僧道人士也都参加到斗争行列里来。四川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群起响应，投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工农劳动群众表现得尤为坚决。四川保路运动急风暴雨般的展开，使清朝官吏惊慌失措。（武昌起义！）
搞史人总结：风风火火的人民保路运动，起因是清政府将老百姓花大钱造的铁路拱手让给了西方侵略者，清政府和西方共同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引发了广大百姓的不满，才有了后面的“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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