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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到诺门罕对付日军，更让他高兴的是什么
1936年，伴随着由美国华尔街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德、意、日三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尤其是欧洲的德国，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在柏林举办了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在苏联，一场波及全国的权力斗争正在展开。
“幸运的”朱可夫，不仅躲过了这场灾难，还连升两级，成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这对热衷于坦克战术，以及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的朱可夫来说，是件好事，他需要这样的实践平台。意外的是，作为实战运用，他第一次用在了日本人身上。
职务快速的升迁，对于朱可夫来说，并不轻松。
就像一名小学生，直接去上大学一样，根本应付不过来。好在朱可夫有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的理论功底，以及就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的4年工作经验，让他应对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关键还是其乐天知命的性格，让他很快适应了这个角色。
首先，重视中级军官的战术指挥水平。一场权力斗争，让苏军的中级军官几乎断了层，新上任的团长、旅长，甚至是师长，战术水平完全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朱可夫因材施教，从团一级作业和演习开始，他手把手地教，训练工作抓得很紧。
同时，经常性地组织师一级的对抗演练，不合格的指挥员及时调整。自朱可夫来了以后，部队的训练热情十分高涨，年轻的军官们除了白天抓训练，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地完成朱可夫留的“作业”，生怕掉了队，被人笑话。
其次，军事主官必须加强政治学习。通过这场“权力斗争”，朱可夫深深地感受到，掌握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性，单纯的军事主义在红军中，不可能有好的前途，甚至是掉脑袋。同时，他要求军官们都要研究战役，思考战略，做到“两手都要硬”。
当然，朱可夫也终于有了机会检验独立坦克部队，在大纵深战役中作用和有效战术。他常将军区的4个坦克独立旅合成在一起演练战术，作为一名骑兵出身的将领，他十分清楚机动与火力在战场的地位，这也是他潜心研究坦克战术的根本原因。
并且，他着手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演练以坦克为主的，大纵深机动进攻和防御的新课题。朱可夫将这些训练成果，形成报告交给上级，得到了铁木辛哥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的认可和赞许。在他们看来，朱可夫已经具备指挥战略性战役的能力。
朱可夫好像天生就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再大的困难，他都能克服和解决。与其说他天生就是当将军的“料”，倒不如说他善于思考，善抓关键点，弥补自身不足，发挥自己的专长。这样的人，放在哪里都能很快适应，并创造奇迹。
让朱可夫没有想到的是，他会成为第一个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实践者。
1938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实现“北进”战略，趁苏联国内内乱，在远东的张鼓峰地区，对苏蒙军队进行了尝试性的进攻。尽管苏蒙军队凭借兵力的优势，暂时获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苏军的真实实力，日军并没有“死心”。
第二年，日军在诺门罕方向上修建铁路、集结兵力，频繁地进行空中侦察。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日本人更大规模的进攻就要开始了。苏军也不甘落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输送兵力。5月，日军发起了进攻，苏军不敌后撤，幸亏援军及时赶到，稳住了阵脚。
苏军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照这样打下去，西伯利亚地区将保不住。在铁木辛哥的推荐下，国防委员会决定让朱可夫前往远东。由于事态紧急，以至于他从伏罗希洛夫的办公室受领任务后，直接坐飞机赶往前线。
朱可夫匆忙赶到战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愤怒不已。作为军一级指挥部，远离前线120公里，甚至军长连前线都没有去过，部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经过了解调查，朱可夫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部队的战斗力，他向国防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解除第57军军长职务。战斗进行中，指挥员不前靠，怎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如何稳定军心？这样的军长，非但不懂如何指挥部队，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怯战”的懦夫行为，是犯罪；
二是，加大兵力投入，尤其是坦克和飞机。苏军士兵的整体战斗素养，同日军相比不是很高。这个“硬伤”，朱可夫十分清楚，现训练是来不及了，只有通过绝对的制空权和强大的火力，才能粉碎日军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通过前线侦察，日军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必须将其彻底“打疼”、“打怕”才行。为此，需要国防委员会的全力支持，准备“一次性”将对手打服。伏罗希洛夫按照朱可夫的要求，即可进行了安排。
朱可夫大胆尝试，大纵深战役理论显现威力。
参加战争，对于任何一名职业军人来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朱可夫更加高兴的是，一方面可以将大纵深战役的训练成果，用于实战检验；另一方面，远离复杂多变，人心惶惶的政治斗争，取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是保命的关键。他要大显身手。
第一步，争夺制空权。伏罗希洛夫给朱可夫派去经验丰富的航空兵，其中包括21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他们与日本空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在三次空战中击落对手64架战机，牢牢掌握着诺门罕地区的制空权。
第二步，以哈拉哈河东岸为核心，展开大纵深梯次防御，并以纵深进攻进行反突击，粉碎日军的进攻。7月，6000名日军占领了巴音查岗高地，朱可夫随即命令炮兵和航空兵，对驻守的日军进行猛烈轰炸，等坦克部队到达后，开始反突击。
300多辆坦克、装甲车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分三路进攻，直接冲上了山头，根本不给对手反应的机会。从未见过这种打法的日本关东军，尽管负隅顽抗，但无法阻止“钢铁洪流”般的冲击，只得丢下上千具尸体，仓皇败退。
更关键的是，实施大纵深机动进攻，彻底歼灭日军。随着援军不断地到达前线，朱可夫的部队已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飞机的数量，是对手的2倍，坦克更是对手的4倍。这已经符合大纵深机动进攻的条件，他决定乘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
8月20日，近300架战机对日军的防御前沿，进行大规模轰炸，火炮也是不计数量的猛轰，坦克部队快速机动迂回，将日军第6集团军死死地围住，剩下的就是分割、歼灭。此战，苏军伤亡1万人，日军伤亡5.5万人，几乎是全军覆没。
此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人“北进”的企图，展现了苏军的机械化装备和新战术的威力，特别是在德国入侵苏联时，日本关东军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可见，朱可夫新的战术原则确实将日本人打怕了。同时，也为他对付德军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如果没有诺门罕战役，苏军最高统帅部还会任用朱可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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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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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门罕战役日本为什么敢挑战强大的苏联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38年日苏就爆发过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事件中，日军参战总人数近7000人、火炮37门。
而苏军兵力更为强大，参战1.5万余人、237门火炮、285辆坦克。另有250架飞机支援苏军部队行动。
无论是张鼓峰还是诺门罕，均是关东军对苏军的军事试探。
就关东军来说，他们的唯一敌人就是苏军。
而关东军认为，他们的实力可以打败远东的苏军，进而占领远东、外蒙古甚至西伯利亚。
如果试探出日军能够明显占据上风，至少关东军发动局部作战是非常可能的。
但斯大林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无论张鼓峰还是诺门罕，均不惜代价，集中数倍兵力务必击退日军。
这两次作战，苏军虽使用兵力火力都是日军至少一倍以上，然而伤亡却更大。
以张鼓峰为例，日军阵亡526人，近900人受伤。
苏军当时公布阵亡236人 ，解体后解密的实际阵亡人数是792人，大于日本。
有意思的是，每次冲突的后期，日苏双方都会达成默契一样的减少冲突规模，最终停战。
比如张鼓峰战役，日方一直未使用空军，而苏方使用空军数量从250架到逐步减少，最后几天仅出现几架次。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日军百万部队，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关东军不可能忽视正在进行的战争。
至于苏联，他的最大敌人是西线的德国，没心情在东线同日本纠缠。
诺门罕战役到底谁赢了
诺门坎战役的最大赢家，即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撤至重庆正在节节抵抗陷入苦战的国民政府。你注意下时间点，诺门坎战役的爆发时间是1939年5月11日，而就在两天前的5月9日，日寇华中第11军还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起了进攻南昌的战役，亦称“南昌会战”，第九战区陈诚完败。本文不再重复介绍日苏双方究竟在战役中损失了多少兵力和兵器，更主要的是从宏观角度看待战役的结局和影响。
（冈村也在关东军呆过）
总体而言，诺门坎战役就是日苏双方分别支持了自己的附庸军（伪满军和蒙军），在哈拉哈河两岸大打出手，苏军也因为大清洗带来的后遗症，官兵战斗素养处于低谷期，伤亡很是不小，更由于纳粹德国在西方的巨大威胁，所以并不想扩大战事。而日本陆军也在苏军的装甲洪流面前，遭遇前所未有之重创，是一场两败俱伤之役。所以要注意，日苏对诺门坎战役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苏联人打算见好就收，而日本人却是很不服气准备继续死磕的。
日本人为应对逐渐大打的诺门坎战役，特别升格组建了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第六军，军司令官是谁呢？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时期的华中日军主力第13师团长，中将荻州立兵。这个第六军下辖挑起诺门坎战事的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和第8“国境守备队”，随后增援了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熟悉吧？未来的第11军司令官），以及日本人唯一的宝贝“战车第1团”和其他杂七杂八的特种兵科部队。
（关东军司令植田）
他们的顶头上司则是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原第9师团长）和参谋长矶谷廉介（徐州会战时的第10师团长），也就是说，战役的主要指挥官多半是侵略过山海关以南的老鬼子，打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挺顺手，一个个狂得没边，结果在苏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是这帮家伙并不死心，再抽调第2和第4师团驰援诺门坎战场，结果主力还没有到达，东京日本军部已经决定停战，并开始下手整肃一直不听招呼的关东军。
在决定停火之前，为防止苏军继续深入东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紧急增调在关内战场的第5师团、第14师团和一批特种兵联队开赴东北，比如第5师团就在齐齐哈尔呆了好几个月，这两个师团一度被称为板垣师团和土肥原师团，是日本陆军四个机械化师团的其中两个，在关内战场急缺兵力的1939年8月间，却被调往了遥远的东北，这就直接影响了关内抗日战场的局势。
（第六军司令官荻州立兵）
其实武汉会战以后，国军许多部队已成惊弓之鸟，尤其是南昌会战的失利，使国军上下畏战情绪非常严重，比如在日军还没有接近长沙的情况下，长沙守军自己烧起“文夕大火”致损失惨重，就是这种思潮的具体反映。如果侵占武汉、岳阳和南昌的日军于1939年5月间分两路攻向长沙，几乎可以肯定，老蒋和陈诚必定弃城，因为部队迫切需要整补，官兵士气需要恢复，第九战区是没有胆量跟日军决一死战的。
然而诺门坎的严重失败和损失，让日军参谋本部必须考虑加强在东北的兵力，不仅抽调了若干老牌师团前往，包括弹药和补给也得优先考虑输送关东军，这样就使华北和华中的日军一下子供血不足，攻势陷于停顿，而重庆政府和军队，则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比如冈村宁次的第11军攻陷南昌后，在1939年夏获得的弹药和补充兵数量极少，只能暂时以确保占领区为目的，无力向南和向西深入侵略。
（蒙军指挥官）
其实在抗战初期，确曾有苏军出兵参战的传闻，有一部剧《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个背景编出来的，所以日本对此种可能保持着深深的警惕，“对苏戒备”成为优先战略考量。诺门坎的两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下来，关东军本来是不服气的，准备增调部队和装备挽回败局，毕竟“皇军之花”的面子得要，真正叫停进一步行动的是东京军部，因为以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实在不能支撑两大战场的全面战争。
看一看日本陆军在1939年底的兵力分布：在当时总共编成的43个师团中，华北有12个师团、华中有10个师团、华南5个师团，半岛和本土有5个师团，而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则达到了四个军11个师团，以及“航空兵团”的两个飞行集团，尚不计战车部队、骑兵旅团和一堆的独立守备队和所谓的“国境守备队”，因此在1939年的几大战略区中，东北日军的兵力和实力其实是最强的。
（朱可夫在前线）
日本人把目光重点放在诺门坎的结果，是华中和华北日军不得不暂时停下侵略的脚步，冈村宁次直到日苏签订停战协议的9月16日以后，才获准发动第一次进攻长沙的作战，日军主攻部队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强渡新墙河南犯的时间，已经是9月18日，所以时间点是非常微妙的。然而经过四个月的整补，以及陈诚离开前线由薛岳代理司令长官，第九战区的心气大大提高，加之日军进攻兵力不足，终有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收官。
而长沙的坚守成功，极大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对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具有重要意义。冈村和后任司令官们总是苦恼第11军兵力不足，因为要同时面对着中国军队四个战区（第三、第五、第九，后面又加了个第六）的百万大军，20余万人的兵力属实捉襟见肘。然而由于诺门坎战役的影响，满蒙地区关东军的增兵还在继续，到了1941年“关特演”期间，兵力已经猛增到31个师团85万人，号称百万关东军，基本上就是关内战场四处缺兵，而东北地区鬼子扎堆（这还不算伪满军呢）。
（苏军的重炮炮弹）
我们知道，东北抗联在1941年是最艰苦的时期，人数锐减，已经很难对伪满的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而日军留驻大量部队于东北，更多的是为了“对苏警备”，诺门坎战役确实把鬼子打疼了，他们特别担心苏军觊觎东北，东京军部宁肯拒绝华北和华中日军的增兵请求，宁肯扶持汪伪政权“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也丝毫不敢放松在东北的军力集结。所以诺门坎战役，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牵制日军大量兵力的作用，受益人当然是苦撑待变的重庆政府。
诺门坎战役更深邃的影响在于，骄狂的日本陆军在大草原上栽了跟头，被海军马鹿各种嘲笑，也因此在北上和南进的战略选择中，话语权遭到严重削弱，尽管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不完全是因为与苏军作战受挫，但是心理畏惧的因素肯定还是存在的。而日本“南进”的后果，是必然跟美英的利益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迎头碰撞，也促使之前一直实施绥靖政策的美英，开始全力援助重庆政府。
1941年12月8日凌晨，当老蒋听闻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消息后，长舒了一口气，知道日本战败已成定局，而这一切都与两年前的那场诺门坎战役有着莫大的关系，其间最大的赢家是谁，不是很清楚了么？
（日军俘获之蒙军士兵）
诺门罕战役失败后，关东军为何不继续北上，是因为惧怕苏军吗
日本陆军一直以来都是以苏联军队为自己的假想敌，加之日本陆军在此前的日俄战争中曾大败过俄军，日本陆军是不惧怕苏联军队的，日本陆军反而一直都认为他们占据着质量上的优势，诺门坎战役中日军第23师团确实遭受了重创，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日军战斗力弱于苏军。首先苏军并没有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同样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还是苏军在兵力、坦克、火炮等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的情况下，而且参与这场战役的日军第23师团也并非是日军精锐的主力师团，只是一个三流的边境守备师团，能打成这样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所以日本陆军并没有因为诺门坎战役的失利而惧怕苏军。
日本最终在诺门坎冲突上选择退让，根本性的原因是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由于德国和英国、法国在欧洲的矛盾日益加深，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欧洲上空，双方都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及尽可能的孤立对方，紧邻欧洲的庞大苏联无疑是最重要的争取对象。1939年4月英法就和苏联开始了结盟的相关谈判，此举直接针对德国。德国元首希特勒对于三国的逃跑担心不已，这将使德国再度重蹈一战两线作战的覆辙，希特勒最终决定主动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是通过德国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上让出重大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现在苏联的国际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原来持反苏立场的德国、英国、法国都开始向苏联示好，日本一直期望的全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一起武力进攻苏联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至少在1939年来看毫无希望。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日本的国家战略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重要的反苏盟友德国突然转变了对苏立场，日本和苏联在诺门坎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连德国也选择了无视。此时日本如果执意要和苏联扩大战争，那么很显然不会有任何一个西方强国支持日本，更不用说提供武力支援了。日本陆军将不得不独力对抗整个苏联陆军，显然日本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另外从军事角度来看，日本陆军也没有做好和苏联开战的准备，当时日本陆军刚刚结束在中国战场上的大规模进攻作战，开始在中国战场转入战略对峙阶段，主力野战师团开始向中国东北转调以对付苏联，但是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日本陆军并没有完成在远东的集结，陆军的大部分仍旧部署在中国战场，诺门坎的冲突显然来的太快了，日本陆军并没有做好和苏联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准备。所以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准备充分，自然也不会选择扩大和苏联的冲突，息事宁人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