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理财名家具体有什么理财方法和政绩？明代的税收制度相比唐宋是不是僵化落后的有何依据

本文目录

• 我国古代的理财名家具体有什么理财方法和政绩
• 明代的税收制度相比唐宋是不是僵化落后的有何依据
•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有哪些
• 说说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
• 为什么有的朝代末期明知道加税会引起造反还要这么做
• 唐代两税法，到底指夏秋两次征收，还是户税和地税
•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究竟有何利弊

我国古代的理财名家具体有什么理财方法和政绩

谢谢邀请！

杨炎，唐朝财政改革家，官至宰相。他在理财上的成就，除了最主要的创行两税法外， 还有两点值得称道： 其一， 他将皇室财富与国家财政分开； 其二， 他在中国财政史上第一个提出“量出制入”原则， 开创世界预算制度之先河。

唐朝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提出了著名的“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据丁征税的作法，实行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

唐代所谓的“租庸调”主要含义：

“租”就是地租。按男丁计算，每个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斗。

“庸”是劳役。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无偿劳动）20天，闰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以交实物相抵，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

“调”是缴纳手工业品。如蚕乡，每个男丁缴纳绢、绫、粗绸各2丈，棉3两。非蚕乡缴纳布2丈5尺，麻3斤。皇室贵族勋臣免交租庸调。

《两税法》的的基本内容有：

（一） 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

（二） 主户和客户，都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

（三）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

（四）“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

（五） 两税依户等纳线，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

（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七）、凡鳏寡孤独不济者（没有劳动力而又没有亲属供养、无依无靠的人），可以免税。

“两税法”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租税徭役多出自贫苦的劳动群众头上的作法，它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同时简化了税目和手续。这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奠定了宋代以后两税法的基础，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称为“两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在那个历史时代，两税法的消极作用主要有：

第一，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

第二，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

第三，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

我国历史渊源流长，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财名家，欢迎大家下方评论区讨论，谢谢！

明代的税收制度相比唐宋是不是僵化落后的有何依据

先说观点：

无论是明代还是唐宋，其税收制度在整个朝代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唐朝在中期开始实行两税法，北宋经历王安石变法，而明代也推行了“一条鞭”法的改革。

且不论最终的执行效果，单从税收制度的设计来看，从唐朝到明代，整体的税收制度都在不断发展进步，不能说明代的税收僵化落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01 由实物缴税向货币缴税发展

在唐朝以前的纳税方式，主要是以实物的方式进行。如果种田就交粮食，织布就交布匹，同时还需要去服徭役。

唐朝初期就实行租庸调制，百姓按人计数，每年交税粮食、丝绸或布匹，以及服徭役。如果不想去徭役，可以多交粮食或布匹进行折算。

这样的税收制度，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即要保证百姓家里有田可种。在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各地的藩镇实际上已经失去控制，加上土地兼并等等。新的“两税法”开始出现，即按照耕地面积收取地税，以粮食结算；同时按照富裕程度收取户税，以货币结算，每年夏秋两季进行两次收税。

这是税收制度由实物向货币开始演变，宋朝基本沿用了“两税法”的整体框架，明初也是如此。到明代中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此方法在“两税法”的基础上继续简化，将田租、人丁税和徭役进行打包，统一以货币进行交税。

此时明代的税收已经基本实行货币缴纳，税收更加稳定和简化。虽然张居正之后，改革有所反复，但后来清朝的“摊丁入亩”实际上继承了明朝的税收制度并推行了下去。

02 工商业税比重逐渐增大

汉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比重很小。在税收上的体现就是农业税占据绝对比例，税种相对较少。

从宋朝开始，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到了明代，随着海运的日益频繁，明代的税收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对于茶叶、酒等商品征收工商税，并且设立海关征收关税等。

明代的税收制度，减弱了丁税，并且以货币进行缴纳。让税收更加简单和易执行。同时让百姓对于土地的依赖相对减少，人们可以更多地去从事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因此，不能说明代的税收制度就是僵化落后的。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有哪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统治者把土地当命根子，因抢夺领土而引发的战争不计其数。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哪些重要的土地制度呢？

井田制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土地制度，周朝建立后，一切土地都属于国王所有，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让他们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自由买卖，井田由奴隶集体耕种，劳动成果归奴隶主所有，原野上阡陌纵横，像“井”字形状，这就是井田。井田制在商朝便已存在，西周时期进一步推广。

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

一、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分成千块、万块留给自己，叫“公田”，由于面积很大，又叫“大田”，驱使奴隶耕种。

二、把距离城市较近的郊区田地分给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这些人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有受教育和当兵的权利，叫“武夫”或“士”。

三、把距离城市较远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也叫“野人”，又叫“氓”)耕种。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

初税亩

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初税亩的实施加速了奴隶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形成。

“初税亩”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初，为开始的意思；税亩是按土地亩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意思是对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对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样根据实际亩数，收取十分之一作为赋税。

初税亩在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赋税。也就是说，初税亩更接近于现代的税收，鲁国的初税亩是我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屯田制

东汉末年，连年战争造成人民大量流亡，许多荒地无人开垦，很多军队所需供食不足，导致粮荒，曹操也曾经受到粮荒的因扰。建安元年（196年），为解决用粮不足问题，曹操开始实行屯田。屯田制指的是利用士兵和农民垦种荒地，以取得军队供养和税粮。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每屯50人，所得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缴，设有屯司马管理屯田事宜。“军屯”基层单位是“屯营”，每营60人，士兵无偿劳役，所得充当军粮，屯兵身份世代相传，成为军户，如果兵士逃亡将罪及妻子。

“屯田”制的实行不仅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也加速了当时农业的发展，为北方统一打下基础。

均田制

西晋末年，中国北方在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颂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

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种谷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有耕作能力的牛授田30亩，限4牛。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还授。另外，男子授桑田20亩，可传子孙，可买卖。产麻的地方，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或身死后还。贵族和官僚可以通过奴婢和耕牛另外获得土地。地方官吏按职位高低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8顷，县令、郡丞各6顷，不准买卖，离职前交于继任者。

北齐、北周、隋、唐都沿用均田制。具体办法有所变更，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成为编户齐民，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王朝对土地均表现出高度重视，各种土地制度层出不穷，不管如何改变，最终受剥削的还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受压迫程度不同而已，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说说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

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实在是太长，所以中国古代收税这件事，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收税的方法和种类也都不尽相同。

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税收的概念就已经存在了。当时很多原始部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内部的分工会越来越完善。有些人专门负责打仗，有些人负责管理部落，有些人则负责生产。为了维持部族的日常运作，那些专门负责生产的人，就会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生产成果，交给部落。

再往后，随着奴隶制社会开始逐渐完善，尤其是国家这个概念开始出现之后，税收的概念开始更加明确化了。相传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将各地的土地按照肥沃程度，划分为九个不同的等级。然后按照土地距离王城的远近，以及土地的肥沃程度，分别规定出不同的缴纳物品。

简单来说，就是最基础的定额农业税。

在这种制度下，统治者不会管你收成如何，只会按照规定的数额进行征税。如果赶上天灾人祸，土地粮食产量减少，那土地的拥有者就倒霉了。弄不好把所有的粮食都交上去，还不够交税的。为了更公平的征税，当时的统治者还特意创造出了‘斗’这种计量工具，后来演变成了计量单位。

夏朝的时候，国家收税的制度还只是初创，并不复杂。而到了商朝之后，更创造性地开创出‘井田制’的收税方法。所谓井田制，就是指将一块土地以‘井’字划分为九块。其中八块，分别给八家人耕种，收获归他们自己。而最后一块土地，则属于国家，由这八家人共同耕种。然后种出来的成果，直接上交给国家。

随着井田制的出现，中国的税收制度向前迈了一大步。由原来的定额农业税，变成了比例税。

这种收税的方法，免去了给各地土地划分等级的问题，确实算是一个进步。而且按照比例收税，也能更好地激发大家的生产热情。但是井田制也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大家都喜欢偷懒。在这种体制下，谁都愿意去种私田，而不愿意去种公田。最后往往导致私田收获颇丰，但公田杂草丛生，国家根本就收不上来粮食。

对此，商朝的统治者也曾想过很多办法，但最后都没能解决问题。直到商朝灭亡、西周建立之后，这个问题才稍稍被解决了一部分。西周虽然继承了商朝的‘井田制’，但是琢磨出来一种叫做‘彻法’的东西。所谓彻法，就是指一块井田之内，大家一起耕种。然后，所得的粮食最后进行汇总，国家从里面抽走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几家再平均分配。

另外，西周还提出了所谓的‘力役’，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劳役。力役包括很多种，比如参加国家的军队，或者参加国家的建设，都算是力役。参加力役之后，就不用再交税或者可以少交税了。

不过，西周统治者提出的‘彻法’，依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懒的问题。在平均分配之后，很多懒人更不愿意干活了。反正就算少干活或者不干活，你们一样要分我粮食，那我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所以，到了西周晚期之后，井田制开始逐渐崩溃了。周王室收不到税，没钱去投资军队。反倒是那些诸侯国，用各种手段能够收到更多的税，军队也越来越强大。于是，周王室开始渐渐衰落，诸侯国开始越来越强大。

就这样，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大诸侯国，都开始纷纷改进税法，琢磨怎么才能更好地收税。在这个过程当中，涌现出了一大堆的奇思妙想。比如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新税法；比如晋国“作爰田”、“作州兵”；比如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不管是公田私田还是，全部交税。

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办法依然没能从根本上填补井田制崩溃之后的空白。最大的原因在于，进入春秋时代以后，铁器大量开始推广，新田地的开垦，变得越来越容易。既然这样，大家为什么还要顶着高额的税赋，去耕种在册的国家田地呢？直接去开荒不是更好吗？

直到进入战国时期以后，秦国的商鞅，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商鞅变法之前，天底下所有的田地，从法理上来说，都是周天子和那些贵族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就是在说这件事。然而商鞅进行变法之后，却承认的土地私有权的合法性。尽管在这之前，大家通过开垦新田，已经拥有了很多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国家的土地。但商鞅的这次变法，则将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彻底确立了。

土地私有化的合法，对于收税这件事，有着本质上的影响。土地私有化之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国家按照每家拥有田地的数量，进行比例征税。如此一来，就不存在井田制时期偷懒的问题了。多劳多得，少干你就饿着，反正国家该收的税是不会少的。

正是因为秦国率先变法，在收税这件事上领先了其他诸侯国一大步，所以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强大了起来。有了钱就能训练军队，有了军队就能打败其他国家，夺取更多地盘。就这样，最终秦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秦朝。

然而，秦国确立了土地私有化之后，却导致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导致有钱的人可以占有更多的土地。当土地兼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国家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底层农民没有土地，这个王朝的寿命也就快到头了。

这个问题，后来困扰了所有封建王朝近两千年的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彻底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税率的问题。

商鞅变法之后，将税率定在了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土地拥有者需要将三分之二的税收，都交给国家，才能抵税。如此高的税率，自然超过了大家的承受能力。所以，秦国统一天下之后，二世而亡。

秦朝之后，便是汉朝。到了汉朝之后，汉朝吸取了秦国高税率的教训，汉初时期，将税率定在了十五税一。汉文帝在位时，甚至实行过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正是因为这样的低税率，导致国家可以迅速藏富于民，国家开始逐渐强大起来。

但是，在汉朝之后，土地兼并的问题，却成了所有封建王朝灭亡的元凶。这个根本问题，在封建社会的体系下，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后来的历代统治者，就只能在收税的方式上进行各种改革。

从西汉到东汉，再到三国两晋，大家一般都是在税率上做文章。至于收税的方式，一般没太大变化。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率先实行租调制度，也就是说底层农民除了要交农业税之外，还得服兵役和徭役。正是因为这种税制的改革，北魏开始迅速强大起来，后来北魏演变成了北周，然后又变成了隋，最后统一了天下。

隋朝之后，便是唐朝。唐朝继承了这种租调制度，而且在之前税务演变的过程当中，各种不同的税开始出现。比如商税、杂税、盐税等各种税。反正只要大家能用得到的，国家都会收税。不过，因为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国家，相比之下，还是农业税最为重要，其他税都只能算占小头。

不过，到了唐朝中期的时候，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又开始收不上税了。于是，唐朝的统治者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税法，也就是田税和户税分开。你家有多少地，你就交多少田税，交粮食。你家算一户人家，所以征户税，交钱。

从这时开始，税收开始由单纯的粮食，向钱过渡了。

此后的几百年当中，中国先后经历了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宋朝有一个王安石变法，明朝又有张居正变法，都是在如何收税的问题上做文章。这两次变法，说起来比较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收税。

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原本历朝历代收税，都是收粮食或者各种生产作物。但是在明朝中晚期的张居正改革之后，收税开始逐渐向纯粹的钱过渡了。我不收你的粮食，粮食运输还怪麻烦的，你直接给我钱就好了。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又实行了摊丁入亩，将丁税直接放到田税里面一块收，也算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了。

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原本田税是国家的主要税收，但是后来生产力越来越发达，商税和工业税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田税占得比例已经极低。到了2006年，国家干脆直接取消了农业税，只征收其他领域的税费了。

为什么有的朝代末期明知道加税会引起造反还要这么做

历史上各个朝代末期，都会出现税赋加重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这些朝代的统治者在明知道“加税”的政策后会引起造反，还要执意加税，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更加形象地分析其原因，我就举我们比较熟悉的“唐”、“北宋”、“明”、“清”四个朝代来举例子。

一、唐朝-末期的“加税”及其灭亡：

唐朝实行“两税法”，它的正式颁布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际提出者是时任宰相杨炎。所谓的“两税法”，理解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自唐朝初期开始，分为了地税和户税，“两税法”就是合并二者，并统一各项税收后制定的新税法。

因为“两税法”分“夏、秋”两个季节，分两次征收，所以被称为了“两税法”。

很显然，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国家的税收有了增加，但是百姓的税收负担加重。到了唐朝末期，各种新增税收层出不穷，为了更好地分配和管理税收，出现了“两税三分制”，从而细化了税收分配制度。

在元稹《全唐文》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

意思就是是所有收上来的税收，留一部分给地方政府，然后拨一部分给军队，所剩下的都是归于国家，上交国库。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唐朝中央政府，对于财政还是把控很严格的，除了必须留给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外，其余都收归国库。

但是这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留给地方政府的，够不够地方政府花。大家也知道在唐朝时期，各路藩镇节度使都有着很高的权利，他们作为一方军政要员，掌握着很大的权利。有了权利，他们就会大肆使用，一点不客气。所以在唐朝末期，那些节度使为了扩充自己的地盘就会耗费大量的金钱去扩军。但是为了不让唐朝朝廷知道自己的异动及野心，这些庞大的支出又不能如实告知朝廷，于是地方藩镇就会在朝廷税费之上再额外收取附加的一些税。

结果就是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日子过得无比艰难。而唐朝中央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知道地方藩镇的小九九，本着与其被地方政府搜刮完还不如自己也搜刮的精神，也开始逐年增加百姓的赋税。这样，从明处和暗处，百姓的税费被双重增加。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唐帝国瓦解。

二、北宋-末期的“加税”及其灭亡：

北宋时期，基本上沿用了唐朝时期的“两税”法，不过北宋又新增了“丁税”，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人口税。这样的话，人口众多的百姓，出了“两税”外还要交丁税，而且家中每新增一个人，就得新增一份“丁税”。这样的话，百姓的负担又有所加重。

我们都知道，北宋是比较富裕的朝代，但是富裕也架不住过重的税收。到了北宋末期，贪官横行，可以说八成以上的官员，都在忙于经营自己的生意或者贪污税款。这样，经过一层层的盘剥，有时候，交至国库的税收竟不到原有数目的三成左右。

这还不算，从北宋的统治者宋徽宗起，朝廷上上下下都过着奢华的生活，支撑他们奢华生活的便是每年的税收。所以，眼看每年的税收不足以支撑北宋统治阶级奢华的生活后，他们并没有想着怎么去查被贪污的税款，而是进一步加大的税收的额度和收缴力度，甚至动用了武力，百姓怨声载道。

再加上，北宋末期，金国南下，多次袭扰，打一次北宋就筹钱赔款，买一时的平安，这些钱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税收。但金国人的贪婪是没有限度的，最终经过“靖康之乱”，金国直接攻占汴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并以此为要挟获取了大量的金银财宝，整个北宋被搜刮一空，直至北宋灭亡。

从北宋末期的加税可以看出来，北宋朝廷对于加税可能引起的百姓造反并不十分担心，他们更加担心所收的税款能够满足自己的奢华生活，以及是否能够足够向金国人埋来片刻的安定。这样的朝代是没有希望的，最终北宋被金国所灭。

三、明朝-末期的“加税”及其灭亡：

说起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后金的崛起及清军的侵入。本质原因，其实就是财政危机，要是明朝政府很好的解决了财政危机，但就后金而言还没有实力能够灭亡整个明朝。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还有“闯王李自成起义”和“天灾”吗？其实仔细看这两个因素就会，看出来其本质还是财政危机。先是有了明朝末期各种天灾，蝗灾、旱灾、水灾不断，农民没了收入，别说交税了，就连家中几口人的粮食都成了问题。

此时的明王朝，但凡是有一些能够解决财政危机的大臣，如果迅速拨款给灾区，开仓放粮，接济受灾百姓，至少确保人们不被饿死，那么“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就压根发生不了。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就是打着为农民谋口饭吃的旗号，发动了起义。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

明朝末期，统治者为了镇压各处的农民起义，派出了大量的军队，自然也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国库没钱，就得向百姓加税，来获取更多的金钱。要说，这明朝的税，其实在历朝历代一来，本是不高的，哪怕是到了明朝末期，其实也不算高。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百姓已经习惯了较低的税，明朝政府每一次的加税，都会让百姓造成较大的心理抵触，反抗情绪眼中。

要是风调雨顺时期还好，还偏偏在天灾不断的年间，所以百姓最终就受不了，纷纷开始加入起义军，公开反抗朝廷。

所以，在明朝末期，统治者是怕因为加税而引起百姓反抗的，但是他又没办法。不加税，就没有钱去镇压百姓起义，更没有钱去反抗崛起的金国，所以加税就成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险招”，只能奋力一搏，结果最后输了，先是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城，之后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四、清朝-末期的“加税”及其灭亡：

清朝末期，就更不用说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各项大事，活活把大清朝的国库给掏空了。战败了，自然就又要割地赔款，国库中的钱都掏空还不够赔款，就又得向百姓加税。

与列强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所赔款项金额巨大，到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的《辛丑条约》，约定清朝政府要支付连本带息9.7亿两白银。到了1902年，清政府各项赔款和使得每年需支出约4700万两白银。但是，哪怕是“康乾盛世”的康熙时期整个清朝政府一年的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白银。

这巨大的财政缺口，怎么弥补？不交，列强的军舰的炮口就会对准皇宫。所以，最后受苦的还是百姓，清政府加了了各项税赋的征收额度和频率。

例如，清朝咸丰帝时期，在于太平天国争夺地盘的时候，又新设立了一种新的税，叫做“厘金”，说白了就是过路费。清军在各路交通要道设置管卡，过路的商人都要交一定的“厘金”才能通过。可见，连过路费都收了，清朝末期的加税行为有多么严重。

最后，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重创后，清朝最终在革命党人和列强的双重打击下灭亡。清政府也是知道加税会引起人们抵抗，不过他们认为没有那么快，他们始终将首要问题放在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割地赔款上。

回答感悟：

通过分析上述历史上四个主要朝代末期的加税问题，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无论是“唐”和“宋”，还是“明”、“清”，他们的统治者都清楚的知道“加税”会引起造反，但是他们认为那都是可控的，至少对于他们统治地位的威胁没那么快。所以，他们依然选择了加税，然后意图用加税得来的款项武装军队，再反过去镇压农民起义。

所以，不是他们不知道“加税”的后果，而是他们过于自大，忽视了“民可载舟亦能覆舟”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尊重百姓的统治者终究尝到了覆灭的苦果。

唐代两税法，到底指夏秋两次征收，还是户税和地税

唐朝初年，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除了田赋、丁调、劳役外，还以亩计征“地税”，按户数征税，每亩还附加“青苗钱”，这是唐朝财政的主要来源。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失去土地的人民到处流浪，贫富差距加大，富人增加了土地的同时还获得了免税的权利。

安史之乱后，赋税混乱加重，朝廷收入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建中元年，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正式颁布新的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

• 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制定的总税额，各地按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征收。
• 规定“户无王客，人无丁中”，不分主户客户，主户客户都编入现州县的户籍，按照人口和财产的多少定户。
• 两税。将以往的各种税收归为两税，统一征收。分夏秋两次，夏税限6月完毕，秋税限11月完成。
• 无定居的商人，所在州县征收其三十分之一收入为税。
• 鳏寡孤独者免税。
• 取消征收实物，统一征收货币。

两税法实行初期对平民百姓十分有利，过去政府用钱是随意加税。而新法按资产征税而不按人口征，这样有钱人交的多，穷人交的少。

简化了税幕和手续，解放了部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恢复，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奠定了宋朝以后两税法的基础。

扩大了征收对象，使贪污现象得到缓解，同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恢复了被安史之乱打破的经济，利于国家统一。

但是杨炎的两税法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并没有很好的贯彻。从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到雍正的“摊丁入亩”可以看出，直到清末时期，亩税改革仍没有彻底实现。但两税法中主张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有利也有弊

两税中的户税是以钱计算，而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导致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到后期增加了农民负担。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富人逼迫农民卖地却不移税。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究竟有何利弊

唐朝的两税制，开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由当时的掌管财务的大臣杨炎提出并执行。所谓“两税”，就是一年分春秋两次收税。

两税制的好处

一、一个人从湖北到江苏，只要常住在江苏，就加入当地户口册，在当地交税，这个税制的制定，客观上刺激了人口的流动，增加了地域之间的交流。

二、你有多少田，就向政府交多少税。这样的话，促进了土地的自由兼并，之前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被打破，从此一直到清代，都是允许土地自由兼并、自由买卖，这样就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对明清之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收税的手续大大简化，收税的时间也确定，提高了政府收税的效率。

两税制的弊端

一、两税制规定，政府收税，只收货币，不收粮食。这样就逼得种粮的老百姓不得不把粮食卖出，拿钱去交税。如此一来，商人们就可以上下其手、操控市场，以赚取差价，而农民则损失很大。现在想来，如果古代政府也像今天一样，出台粮食收购的最低保护价就好了。

二、政府任由土地自由兼并， 自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产生，耕者无其田，又不会做生意，租地主的田，还要被剥削，社会矛盾逐步激化，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两税制制定之初，由于账目混淆，无从整理。于是政府便把一个地方在某一年的田租收入固定下来，此后每年都按这个额度来征收，古代地多人少，如果人口流出了，地也跟着撂荒，确还要地方政府收这么多的税，地方政府无奈之下，只好变着法子加重本地的交税负担，这样就进一步逼得人口流出，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是以唐朝后来的流民非常多，这也是后来导致黄巢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之前的税收政策，税率都是一律平等的，比如汉代是三十而税一，唐初是四十而税一。但两税制把这个传统打破了，由于各地户口、田亩不一，田的肥沃程度也不一，中央就给地方一个收税额度，让地方自己制定标准，只要完成任务就行，各地后来慢慢就随意摊牌，人民的负担反而家重了。

结语

两税制的制定，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以后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是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稍作修改的，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之前，中国历史的文化与经济基础，一向在农村。而在这一制度允许田亩自由兼并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以及工商业者，可以慢慢的脱离农村，不在受土地的制约，自由的发展下去，这也是这一制度可以一直推行到清末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