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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为游侠立传
在传统文人看来，游侠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为世人所不齿。司马迁却不一样，他以超出时代的眼光，发现了那些地处低贱的游侠们身上的闪光点，以如椽巨笔记录下了游侠们的光辉事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为游侠立传的史学家。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会为游侠立传呢？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司马迁超出时代的历史眼光使他能够扫除世人的偏见客观记述游侠事迹；二是游侠精神本身就具备了无与伦比的魅力；三是司马迁与游侠们的人生经历发生了共振，催动他用挥洒笔墨，为蒙受“残忍好杀“之名的游侠张目。
一、司马迁超出时代的历史眼光
司马迁本人具有超出时代的历史眼光，能够跳脱出时代的局限来看待问题。在司马迁看来，这些“闾巷之士“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并没有高下之分，因此，他才能摒弃时人对这些身份地位低贱的游侠们根深蒂固的偏见为他们立传，以一种不偏不倚的眼光客观看待游侠们的所作所为，甚至不吝赞叹之词大力揄扬他们身上那种快意恩仇、纵横四海的超拔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他不无痛惜地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即使位处陋巷的布衣游侠们砥砺修行，又怎么比得上王者亲属们背倚仗卿相地位和丰厚财力的天然优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扬名天下，前者却取湮当代，他因此愤愤不平，在文中数次高呼“余甚恨之“了。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太史公不吝赞美之词，多次表明对“闾巷之侠“的激赏：“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他意识到游侠们的行为与世人的是非标准乃至于法律规范多有龃龉，但他更看重游侠身上那些一直被世人所忽视的宝贵品质：言必信，行必果，信守承诺，扶危救困。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崇势利而羞贱贫“，其实，这一批评反倒显示出司马迁高出同时代人的思想境界了。
二、充满魅力的游侠精神
太史公为游侠立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游侠们行侠仗义、扶弱济危、不畏强暴的精神品质值得钦佩。“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游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别具特色的一个分支，代表了一种纵横四海、浪迹天涯的理想，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一种国人独有的豪情万丈的情怀，一种超拔高越的道德追求。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游侠的勇武正直、快意恩仇的人格，塑造了朱家、剧孟、郭解三位游侠光芒万丈的英雄形象，读之令人击节。“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朱家所救济的英雄豪杰无数，包括后来的季布将军，然而等到季布发迹之后朱家却终身不肯与他相见；剧孟因行侠而闻名于诸侯，去世时家中连十金都没有；郭解外甥因为仗着郭解侠名强灌人喝酒被对方杀死，凶手逃逸后，郭解姐姐逼迫郭解找出凶手，郭解却秉承道义，在凶手回来说明真相后放走了他。虞云国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不管男女老少强弱，性本善的普遍诉求，让很多人看到不平都会感到气愤，从而有所行动，这种担当是侠文化引发人们心理共振的源头。“游侠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万丈豪情，打动了司马迁，也打动了后世无数向往侠客精神的人们。
三、司马迁的个人经历遭际
个体对外界所做出的一切价值判断，都烙刻着他过去所经受种种事情的印记。司马迁对于游侠群体的评价也是如此。年少四处游历的人生经历和黄老之学的家学渊源，都使得他能够最大限度理解这些与官方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游侠们。
司马迁年少时期曾经遍地游历名山大川，亲身考察历史故事、英雄传说，受到了汉代初年游侠风气的熏染。更不要说司马迁中年时又经历了李陵之祸，遭受宫刑后的他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是和游侠们一样被抛出正常社会轨道的人，他的个人人生经历与游侠们发生了共振，因此，他与这些起于闾巷之间的民间人物有着天然的亲和感，《游侠列传》中也寓含着他的寄托。他不是从庙堂之高的王公贵族的角度高高在上地贬斥这些封建王法秩序的破坏者——正如班固在《汉书》里所做的那样；相反，他的叙述充满了对这些规矩叛逆者们的同情，当他写到郭解被官府所屠戮时，更是难掩痛惜之情，其民间写作倾向可见一斑了。
司马迁自小接受的黄老之学家学渊源，也使得他著书的视野更为宏通宽广。《史记》收录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文章《论六家要旨》，其中明确点出治国要以黄老之学为指导精神，兼采儒、墨、法等五家的思想。司马迁受到父亲的影响，《史记》中道家色彩也极为浓厚。黄老道家思想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学说，投射在《史记》中，就是书中颇多时人以为石破天惊的言论，其中就包括《游侠列传》。
太史公所描写的游侠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唐代传奇、明清侠义小说、近现代武侠小说等，甚至今天，我们仍能在《刺客聂隐娘》等电影中看到游侠精神的存在。《游侠列传》成为了后世武侠文化的渊薮，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
《史记》中的游侠具有哪些精神
受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的影响，在人们的印象里，侠客就是一些来无影，去无踪，能飞檐走壁，武功高得没边，还可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不必去负法律责任的人。
事实上，游侠们的日子远没有那么风光，他们根本就沒有什么绝世武功，也就不具有一袭白衣走天下，到处去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本钱。
但游侠确实有很多的过人之处，太史公在《史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太史公首先对放荡不羁，不愿接受法律法规和道德约束的游侠们提出了批评“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汉初的大侠朱家就是一个敢于窝藏逃犯的人，他曾资助和藏匿了几百名有本事的逃犯，这其中就有因“一诺千金”而声名远扬的季布。
但太史公对游侠们的所做所为，还是赞赏多过批评，在指出游侠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之后，太史公笔锋一转，如实写道“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承。”
诚实守信的行为，是人们在正常社会活动中的通行证，也是游侠们最值得称道的品质之一。
而行为果敢，办事从不拖泥带水的办事作风，也是游侠们典型特征。
″已诺必承“更是加深了游侠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好感，
“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游侠必须有这样的品行才当得上一个“侠”字，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对游侠的最基本要求，游侠们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也是游侠们最让人尊敬的地方。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做好事不留名，更不求回报是游侠们的重要美德。
大侠朱家一生助人无数，却从不望回报，由于资助的人太多，花光了家中的积蓄。
朱家身穿打着厚厚补丁的衣服，每顿只吃一道菜，他却从不在意这些，每日还在热于扶危济困，帮助他人。
游侠们的急公好义，言而有信，果敢决断，不避生死，不求回报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人们学习。
游侠列传中郭解怎么死的
对于关东大侠郭解这样的人物，班固和荀悦都有着非常著名的论断：
班固认为：一个政权的存在，除了国家机器，绝对不能允许一介匹夫窃杀生之权。像战国时候的什么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这些人物的存在都是极其不正常的。
荀悦认为：社会上有“三游”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一是游侠，二是游说，三是游行。这“三游”正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伤害道德，败坏法律，是需要引起执政者高度警惕的。
在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对郭解专门的记载，一个普通老百姓能载入史册，可见其绝非等闲之辈。
据说在抓捕郭解的过程中，他逃到临晋，临晋有个叫籍少公的人，原本不认识郭解，郭解冒昧地前去求助，让他帮助其过关。籍少公久仰他的大名，把他送出了关卡，安全地转移到了太原。官吏追踪到籍少公这儿，籍少公居然选择了自杀！线索因此中断。
呜呼！一个平头百姓能让高官权贵出来替他说话，能让手下门客自作主张替他杀人，能让素不相识的人为他而死……凡此种种，应该都是让汉武帝从内心感到警觉和担心的地方吧！
郭解之死既是一个个案，也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时代大背景下地方豪强势力悲惨命运的一个历史缩影。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三个侠客——朱家、剧孟和郭解的故事，其中最详细生动、着墨最多的是郭解。在司马迁看来，郭解是汉朝第一侠客；在今人看来，郭解是中国最后的游侠。
郭解之后，再无游侠……
《游侠列传》对游侠的定义什么
游侠的产生，在汉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动，西周旧贵族下层的“士”没落分化，一部分以“文”为主，成为诸子百家和儒生；一部分以“武”为主，成为游侠和刺客。文武之士，他们凭着个人才干穿行于 列国之中，奔走于权贵之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而散居民间的游侠，以“义”结成帮派团伙，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保卫乡里，施德贫民，能做一些好事，但往往打斗仇杀，干犯法禁，祸害社会。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赞》中评论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起有既乎！’峪戏，惜哉！”
《游戏列传》是司马迁精心写作的篇章，郭解作为主要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可歌可泣。但从篇后的论赞表明看，似乎平淡无奇，只是补充叙写作者当年亲见郭解时的粗浅感受。恰恰就在这平淡中透出了司马迁飘逸的生花神笔。
司马迁真实的追叙当年的思想感情作为赞语，真实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年青一代对大侠的神往，从青年的迷惑感情中，衬出大侠们的平凡而出人意外的传奇色彩。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也流露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天寒三年十二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株连受腐刑。在生于死的沉痛思考和严酷抉择中，他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提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在《游侠列传》中，他高度称赞了不被主流思想所推崇的游侠，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为了助别人解脱困境，不惜牺牲自己，而侧面批判了以公孙弘，张汤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压制个性，纯粹沦为统治阶级制造顺民的工具。
在游侠起源的理性探讨上，司马迁的主要倾向是继承和发展了发家的理论。他不仅认为经济地位决定游侠风气的盛行，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游侠的盛行，而且还进一步朦胧地触及了游侠的阶级性。就在游侠之中，还可以分为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的卿相之侠、朱家、剧孟、郭解之类的布衣之侠，以及“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暴豪之徒”。与卿相之侠相比，朱家等人以布衣身份名闻天下，顷倒众生，当然更加不易，更有过人之处。
与“暴豪之徒”相比，布衣之侠不是欺人而是助人，是救人之难而非乘人之危，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世俗之人把他们视为“同类”是对布衣之侠的歪曲与误解。
中国游侠的发展过程，可以追溯 到咏侠诗，最初在民间社会流传的关于游侠的歌谣与民谚，它们是社会现实最直接、最尖锐、最迅速的反映，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作品。
从《游侠列传》全文看，司马迁对游侠并不是盲目的赞扬和宣传，而是辩证地分析了游侠的方方面面。他既看到了游侠身上难能可贵的高尚精神，又看到了游侠风气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隐患。
司马迁质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站在平民的角度和立场，肯定了游侠牺牲自己，救人之急。同时也大胆歌颂游侠，实际上是歌颂了平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什么是游侠
本期话题
在战国以至西汉的历史上，游侠是一群最神秘也最富有魅力的人。究竟什么人才能算是游侠？为什么像荆轲这样慷慨重义的江湖人物却没能进入司马迁写的《史记·游侠列传》呢？
这帧剧照讲述的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法国老人接到了来自澳门的噩耗：他的女婿因为向警方揭穿黑社会集团的账目而惨遭灭门，女儿和两个外孙不幸喋血枪下。
为了替女儿一家复仇，老人重新抄起了20年前的旧业，并在澳门当地雇佣了三个和自己一样的杀手同行——阿鬼、阿柱和肥乐。老人允诺三人，一旦他们帮自己达成心愿，他将把包括巴黎的一所大宅和一间餐厅在内的全副身家统统赠予三人以为酬报。
这不是一桩简单的买凶杀人的交易，因为老人除了要付出金钱，还必须跟时间赛跑：曾经的杀手生涯在老人的头颅中留下了一颗子弹，因为这颗子弹，他的记忆正在消退。如果有朝一日记忆退化为一片空白，那女儿的仇家恐怕也会在老人的脑海中销声匿迹，最终复仇的渴望将会被时间强行抹去。
在这帧剧照里，阿鬼、阿柱和肥乐站在海滩上，看着老人的记忆就像落日下的海潮一样缓缓退去，他脸上已不复有狰狞的仇恨，正在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中间享受着桑榆暮景的欢乐。
眼前的一幕让肥乐不禁发问：“如果一个人连记忆都没有了，那他心中还有仇恨吗？”
他的话立即引起了阿柱的共鸣：“要是还能有选择的机会，你说他宁愿记得（那桩血仇），还是不记得？”
话音刚落，身为三人头目的阿鬼坚定地说道：“他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于是乎，他们把老人留在了快乐的海滩上，转身离开，去兑现助他复仇的承诺，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脱去阿鬼身上的风衣，摘掉他的墨镜，杜琪峰导演在《复仇》这部影片中描写的阿鬼活脱脱就是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游侠列传》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侠”或许是最顽强的文化情结。这种诞生自先秦时代的神秘人物和他们的传奇故事被代复一代的文学不断演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执着地在彩色胶片里，在枪林弹雨中做着关于游侠的幻梦，《复仇》里的阿鬼只是梦中形形色色的游侠人物的其中一个，而已。
我们喜欢谈“侠”，但却很少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侠”？在真实的历史上，这是一群什么人？我们又能用什么标准把他们和别的社会群体区别开来呢？东汉学者荀悦尝试过回答这些问题，他说：
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史记集解》
把荀悦的话翻译过来，游侠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合到一起，凝成世人所不可侮的强权。
至于这种价值观念是什么，荀悦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猜，他指的是江湖道义，也就是司马迁所谓“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事实上，司马迁本人也正试图从江湖道义的角度为游侠制定一个身份标准，他说：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捍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试图让我们相信，只有那些讲原则、守信义、有人格的江湖大佬才有资格被尊称为侠。
如果以电影里的角色而论，像阿鬼这样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杀手就算得上侠，而更多的只管杀人越货的江湖匪类，无疑要被司马迁降格为游侠不齿的“豪暴之徒”。
虽然太史公用热血澎湃、一唱三叹的口吻不断强调道义对游侠是多么重要，但抛开感情的共鸣，理智却不容许我相信道义是界定游侠身份的绳尺。因为阿鬼如果算是游侠的话，那么他的那些古早时期的同行们——豫让、聂政和荆轲不该同样被视为游侠吗？
可事实是，对这些人，司马迁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史记·游侠列传》而另立了《刺客列传》。一部分当代学者试图用他们的研究打通“刺客”与“游侠”的壁垒，论证司马迁所称的“游侠”其实是包含“刺客”在内的，但我认为这样的努力几乎不可能奏效，因为司马迁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中略）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史记·游侠列传》
对秦代之前的布衣游侠的事迹，司马迁明确表示他一无所知，也无从得知。这意味着写入《刺客列传》的豫让（属春秋）和聂政、荆轲（属战国）肯定不算司马迁口中的“古布衣之侠”。
但这三位刺客又分明具备了“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道义特征。以是否具备道义来界定游侠，最终却将为道义殉身无悔的豫让之辈排除在游侠的范畴之外，太史公对游侠这个概念的描述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自相矛盾。
在现代学术观念中，一个概念能够成立的基础是必须具备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以道义来界定游侠的范畴，导致后来学者将刺客滥入此范畴当中，这表明“侠”的概念在司马迁那儿没能建立起准确的内涵和外延，司马迁口中的“侠”同其他社会群体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黏连，甚至与“侠”发生黏连的社会群体还不止“刺客”这一个：
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中略）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
——《訄书·儒侠》
从行为准则上看，游侠的道义与儒家的仁义实在是太像了，无怪乎章太炎先生要将游侠和儒生打并归一。如果我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司马迁的思路，用道义来界定游侠的范畴，那么我们将不断遭遇诸如“侠出于儒”或者“侠出于墨”这一类史学命题的困扰。
但真实的历史却是：儒家或者墨家从不承认游侠是他们的同类：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
——《史记·游侠列传》
话说到这儿，不难看出，我们跟随司马迁的指引，以道义为线索去追寻什么是游侠，结果却被他带进了死胡同里。是时候改弦易辙了。
可要是抛开了江湖道义，我们又能用什么来界定游侠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究竟哪些人是古人眼中公认的游侠。即以西汉为例，《汉书·游侠传》载：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①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②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③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④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
——《汉书·游侠传》
在这段文字当中，班固提到了四类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差异悬殊的游侠。
这其中的第一类如代国国相陈豨，他本是追随高皇帝刘邦征伐天下、开创汉家基业的从龙功臣，属于异姓军功集团的一员。第二类譬如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一个是刘邦的侄儿，一个是刘邦的庶孙，都是宗室的同姓、皇族的血亲。
至于第三类——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前一位是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娘家侄子，后一位是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同母兄弟。俱出刘姓王室的姻亲外戚。这三类游侠都是身份贵重的社会名流，只不过通天图龙，各有其术——功臣凭战绩，藩王靠血统，姻戚则攀援裙带关系。
四类西汉游侠中唯一的另类是剧孟和郭解，他们是远够不着上流社会的贫贱阶级，是活跃于市井坊间的布衣百姓。
为什么班固要将他们与前三类人相提并论，这四类人物的共同特征又是什么呢？钱穆《释侠》分析道：
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则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
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
（中略）至于任侠之所养，在当时则均目为客，或称宾客，门客，食客。而客之中有刺客。而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
——《释侠》
西汉游侠，或者贫贱，或者富贵，但无一例外都做着这样一件相同的事情：每位响当当的江湖大侠都维持着一个规模庞大的门客集团。史书中提到他们的追随者，动辄说“从车千乘”或者“门客千人”。
凡不养客的人不能被称之为侠，因为从训诂学上说，“侠”这个字正是以“养客”为最原始的含义。唐代学者颜师古说：
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
——《汉书·季布传》注
把这段话翻译过来，颜师古的意思是游侠是依靠自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深刻的政治背景以养客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集团势力。这个集团的核心和领袖才有资格被尊称为“侠”。
至于《刺客列传》中的传奇人物，除曹沫之外，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都得算是游侠门下的“客”，只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刺杀活动，故而又别称“刺客”。如果还用电影《复仇》中的人物来模拟，那么阿鬼、阿柱和肥乐就是刺客，而他们曾经的幕后老板，那个买凶杀害法国老人的女婿一家的冯先生才是古人口中的所谓侠。
弄明白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游侠和刺客都奉行同一套江湖道义，因为所谓江湖道义本来就是侠客集团中各成员相互交往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它既对上约束领袖，也对下约束门客。
阿鬼之所以反水，帮助法国老人来向冯先生复仇，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冯先生“坏了规矩”：江湖事，江湖了。祸不及家人，你不该朝仇家的女眷和孩子下毒手。
颜师古说，游侠必定是有“权力”，足以裹挟他人的人。但他说的这个“权力”，倒并不一定非富即贵，更不是暴横的武力。《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这么个故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
——《史记·游侠列传》
西汉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杜绝割据势力，往往由地方政府造册编撰豪强名录，并将这些人举家迁徙到关中，监管于天子辇下。当时世人眼中的所谓富豪，通常要具有三百万以上的资产。
可河内大侠郭解家里穷，够不上这个标准，因而为自己被编入迁徙豪强的名录大呼冤枉，还请出了将军卫青到汉武帝面前为自己关说。卫青向武帝进言，道是郭解太穷，不该被徙。
精明的汉武帝意味深长地回答说：“他一个平头百姓居然手眼通天，请得动将军的尊驾来替他说项，这还能是穷？”果然，举家迁徙的时候，郭解收到了各路朋友的馈赠，加起来有千万之巨——远超过三百万的“中訾”标准。
像郭解这类的布衣游侠，乍一看或许不算富有，也不担任高官显爵，但他的社会影响力——或者径直称为“势力”好了——却足以和王公亲贵分庭抗礼。
与郭解齐名的洛阳大侠剧孟，在七国之乱时前往投效太尉周亚夫，周亚夫兴奋地说，他来了可顶得上一个大国的作用呢。“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这令宰相都为之侧目的煊赫权势，绝不是独来独往的刺客所能具备的。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
王先谦《汉书补注》；
章太炎《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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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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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给哪些游侠做了列传，你最喜欢谁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没有忘记这些以义字当头，劫富济贫的游侠，他们以武犯禁，为国法所不容，按说是不允许编入史记的，但司马迁却顶住了压力，甘冒风险，把他们写 入史记中，也许是为了让世人明白，还有这样一些人，虽然于法不容，但他们却不失为人民当中的英雄。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这也是金老爷子武侠小说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一身白衣，仗剑游走于江湖之间，杀富济贫，伸张正义，是何等的豪迈，又是何等的洒脱，这是多少人的向往，但终因武功失传，自已连要条狗都打不过，更别说劫富济贫了，现在是有其心没有其力呀。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举了几个代表人物，有朱家，剧孟和郭解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朱家，因为他符合我心目中的大侠形象，施恩不图报，救人于危难之间，扶困于沦落之时，做的好事太多了，难得的是，他终生都在做好事，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别人很大方，对自己却很节俭，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而剧孟只是学朱家而已，但却自愧不如，郭解是我最不喜欢的，少时做尽坏事，虽然后来浪子回头，但难以洗刷以前的罪恶，满身的污点一生也洗不掉，其下场也是很惨的，被灭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