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在泰国，武装部队听从谁的指挥，是泰皇还是总理
- 怎么看，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夫塔尔宣布就任总统，废除《希拉特协定》
- 陆压道人是个什么级别的角色
- 防御专家莫德尔，为什么在法国扛不住美军进攻
- 解放军的纵队建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不用通用的军编制
- 美国三军总司令是总统，美国国防部长是什么职责
-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 为什么会有人恋老，恋老是如何产生的
- 抗日战争时期韩复榘被杀到底冤不冤
-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在泰国，武装部队听从谁的指挥，是泰皇还是总理
在泰国有以下几大政治力量：民选政府（一般代表下层民众）、军队、国王与佛教（后三者一般代表上层势力）。自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民选政府与军政府（或军队支持的政府）交替掌权。
从泰国的法律规定来看，泰国的军队是效忠国王的，经国王批准后，泰国政府才有权调动军队。但在实际操作中，泰国的军队是泰国上层的代表，其行动基本是独立的。一旦贵族阶层的利益受到伤害，军队就会出面干预，甚至是推翻民选政府，接管政权。当下层民众不满军政府之时，国王就会出面调停，在泰国重新举行大选。近几十年的泰国政局就是在这种循环反复中运作的，于是就有了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
当前泰国的巴育政府就是军队推翻英拉政府而成立的。但当前泰国政局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威信较高的泰国老国王去逝了，而新的国王的威信大减，并且与他信家族关系密切。这样就使国王对军队的影响力更小了。目前巴育军政府正在酝酿实现华丽转身，企图在新一轮选举中赢得大选。但前景仍不明朗。
怎么看，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夫塔尔宣布就任总统，废除《希拉特协定》
只要是反美的，我们就应该支持，不管什么协定，美国连正常国家都武力推倒，借口洗衣粉等，现在更是无底线了，只要反美就行！
陆压道人是个什么级别的角色
陆压道人是西昆仑的一介散仙，虽然逍遥自在但是却也非常孤单，没有师父也没有师兄弟。陆压道人是一个非常善于自我包装非常擅长于自我营销的高手。他一出场的时候是非常高调张扬的，一点都不谦虚，本来他帮助阐教打击截教是有求于元始天尊和阐教十二金仙，但陆压道人却摆出了一副高高在上施舍者的派头。
他为何事有求于阐教师徒呢？是为了应劫，元始天尊门下十二金仙杀罚临身，犯了一千五百年的杀劫，其实陆压道人也犯了同样的杀劫。十二金仙可以抱团取暖背后又有元始天尊和大师伯老子这样的两大圣人作为靠山，他们渡劫成功不在话下。但是陆压道人就不行了，他光杆司令一个，凭借他一己之力根本就没有能力成功渡劫。好在陆压道人非常精明，他想到了抱阐教这根大粗腿带他一起渡劫成功这样的好办法。
陆压道人大概是担心阐教上下不待见他这个外来户，于是他采取了高调张扬的策略，他来到西歧阵营面见燃灯道人和十二金仙。燃灯道人等诸仙都不认得这位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何方神圣，于是问他来自何方。这给了陆压道人自我表现的机会，他声称自己虽然是西昆仑散仙但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不去蟠桃餐寿乐。不去玄都拜老君，不去玉虚门下诺；三山五岳任我游，海岛篷莱随意乐。
陆压道人这种毫不谦虚的强势开场白给读者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错觉，就感觉他的地位和实力至少是跟老子和元始天尊一个咖位的，怎么也得是圣人级别，否则他怎么会说出不搭理天庭，不拜老君也不拜元始这样的话来呢？别说是普通读者，估计当时在场的燃灯道人以及十二金仙也被陆压道人的强势给整懵圈了。他们心里肯定会觉得此人来头不小，绝不是普通散仙，一定要好好招待。
陆压道人的强势开场白为他顺利赢得阐教金仙的重视和尊重是很有帮助的，为他更快地融入到阐教内部奠定了基础。当然了，仅仅是口才好还不行，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战绩能够给予阐教解决实际问题才有说服力。毕竟阐教金仙都是修行数千年的大神，他们什么样的大场面没见过，仅仅靠忽悠是过不了阐教金仙这一关的。
陆压道人确实有能能耐，一出手就技惊四座，他通过盯头七箭书悄无声息干掉了阐教的苦主也是死对头赵公明。赵公明凭借定海珠和金蛟剪两样法宝打得阐教金仙落花流水。但陆压很轻松就除掉了赵公明，这一战之后阐教十二金仙都认可和接纳了陆压道人。
陆压道人没少为阐教出力，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先后用斩仙飞刀斩杀白天君、余元、袁洪、邱引，甚至苏妲己都是姜子牙用陆压道人的斩仙飞刀斩首的。陆压道人为阐教做出的贡献元始天尊都看在眼里，虽然陆压道人曾经说过不去玉虚门下诺这种大不敬的话，但是元始天尊还是选择了原谅他，毕竟人才难得啊！
陆压道人成功进入了元始天尊的排班序列，在大破诛仙阵之时，元始天尊让弟子排班，陆压跟黄龙真人一起。这传递的是什么信号呢？这是元始天尊认可了陆压道人成为自己弟子的身份，至少是记名弟子，也就是说陆压道人终于可以跟十二金仙一起共同渡劫了。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团队和门户不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仙了。
结语：综上所述，陆压道人是跟阐教十二金仙一个级别，是元始天尊的晚辈和学生。
防御专家莫德尔，为什么在法国扛不住美军进攻
1944年，对于德国来说，已完全没有发动战争时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气势了，在各个战场上承受着盟军的大反攻，“撤退”成了德军在这一年的“主基调”。德军统帅部决定启用“赋闲”在家的莫德尔，去“收拾”东线的残局。
他不负众望，在北方解救出20万德军；在南方接替曼施坦因的指挥，又帮20万德军“脱困”，并身兼两大集团军群司令。俨然就是德国的“救火队员”，哪里有危机，他就出现在哪里。现在，他是德军统帅部最信任的人。
西线战局每况愈下，莫德尔又来到法国“救火”。
在东线的成就，也为其赢得军事生涯的最大辉煌，不仅晋升为陆军元帅，而且成为非官方的“东线总司令”，这让喜欢战争的莫德尔十分享受这份快感。当通知其前往法国时，从他的内心来讲，还是有种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的感觉。
但到了法国后，情况并不乐观。首先，盟军的实力比苏军更强。依靠强大的美国支持，登陆的盟军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整个西线德军只有100辆坦克，不到600架飞机，而盟军前锋就有2000辆坦克，作战飞机更是超过了14000架。
这种近乎20倍左右的火力差距，注定西线的德军几乎没有什么能力与盟军抗衡。登陆后的美军，以惊人的速度向法国内陆推进，7天之内就占领整个布列塔尼半岛，严重威胁B集团军群的退路，其前锋直指巴黎。
其次，德军兵力明显不够。战役初期由于误判，德军遭受严重损失，再加上部署西线的德军，大多是一些“老弱病残”、战斗素养不高的士兵，一旦遭到攻击，就会迅速溃散或投降。仅有的几支精锐部队，在如潮的盟军面前，也很难维持战局。
更让人心烦的是，法国有比苏联更强大的“地下军”组织。他们的活动能力更强，破坏交通、提供情报，甚至有组织地进行抵抗，俨然就是一个庞大的抵抗组织，有章法、有策略，这让德军常常举步艰难、焦头烂额。
不管怎么说，莫德尔到了法国，再次像东线那样，成为德军的“救火队员”。在德军统帅部看来，凭借他卓越的防御天赋，希望将战局稳定下来。不仅让他担任西线总司令，而且还兼任B集团军群司令，成为西线权力最大的人。
莫德尔的当务之急，是解救出更多的部队。
踏上法国领土，莫德尔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部队了解情况。在西线，制空权完全掌握在盟军手里，德军白天不可能展开行动，B集团军群已损失16万人。更要命的是，盟军布置的“法莱斯口袋”里，几乎囊括了西线全部的德军，他必须想办法解救他们。
一是，将前线情况形成报告，请示撤退。要知道，德军统帅部让他到法国是稳定战线，而不是撤退。他曾在东线违令撤退，被解除了集团军司令职务，这个教训必须吸取，但莫德尔认为不能消极固守，请示上级必须撤退，并得到了许可。
二是在没有形成包围前，部队大踏步撤退。莫德尔立刻命令部队开始撤离，并要求所有能动的装甲部队发起反冲锋，迟滞盟军进攻，掩护大部队撤退。同时，允许撤离的部队可以丢掉所有重装备，轻装撤离，越快越好。
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不分白天和黑夜的后退。尽管负责掩护的部队顽强抵抗，但盟军的猛烈进攻，合围圈是越来越小，必须抓住时机，尽快撤离。撤退是惨烈的，盟军飞机不停地轰炸，通往德国的道路，挤满了被打坏的车辆、火炮。
自莫德尔8月15日接管西线指挥，20多万被围部队开始撤离。尽管“法莱斯口袋”里的德军损失了7万人，但一周之内，还是有13万人冲出了包围圈。有人称之为德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正因为这些有生力量，将西线的战事延后了4-5月。
莫德尔再一次充当了“救火队员”，成功地挽救了西线德军的命运，德国上下备受鼓舞。尽管由于蒙哥马利的“私心”，致使巴顿的第3集团军被要求停止前进，让德军有机会撤出，但依然不能抹灭莫德尔的功劳，他成为盟军公认的悍将。
但大势所趋，不是靠一两位“战术家”就能扭转的。
按照德军统帅部的要求，退下来的德军在塞纳河一线建立防线，但亲临现场的莫德尔十分清楚，没有重装备的德军无论如何也守不住，他将目光放在了400公里以外的“齐格菲防线”上，并暗暗地做着准备。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
首先，放弃巴黎。与盟军的正面作战已经是顾此失彼、自身难保了，而法国庞大的抵抗组织也从“地下”转到地面，在各个城市开始攻击德军，甚至在巴黎形成武装暴动的局面，这对莫德尔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要继续撤退。
其次，美军装甲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远远超过苏军，再加上绝对的制空权，莫德尔的“弹性防御”战术毫无用武之地。在他看来，只有大踏步的后撤，拉开盟军补给线的距离，使德军的补给更及时，才能有机会坚守住防线并反攻。
更让他为难的是，德军统帅部答应的30个师和500辆坦克迟迟不到位。西线的德军没有能力与盟军抗衡，当务之急，能将剩下的部队带回“齐格菲防线”就已经不错了。也就是说，“有人还有胜算，如果没人只能是死路一条。”
德军撤退之快，超出了盟军的最初判断。他们以为对手会采取“阶梯式”的防守模式，但莫德尔根本没有坚守的意思。于是，美军只得派出飞机在其后方袭扰，延缓德军的撤退速度，而地面部队加紧追击。此时的德军完全是无序的、混乱的撤退。
随着土伦、马赛港口的解放，盟军90万人在南部登陆，并与巴顿的部队汇合一起。德军一路溃逃，一连串的失败，让士气跌到谷底的官兵们越来越狂躁，失败情绪在军中迅速蔓延，尤其是不服从指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莫德尔的指挥也不好使了。
但是，他一再向德军统帅部提议退守“齐格菲防线”，同时建议由龙德施泰德担任西线总司令。莫德尔认为，这位老帅在军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只有他“出山”，才能“镇住”当前混乱的局面。
当然，德军统帅部对莫德尔一再撤退，也早就没了耐性，同意他的建议并继续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至此，莫德尔仅仅只当了18天的西线总司令，就“主动请辞”了，一方面他对混乱的局面没有信心去把控，另一方面也是“回天乏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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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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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的纵队建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不用通用的军编制
洪学智曾经回忆：
“如果全纵队走一条路，一个师的队伍长达十五六公里，一个纵队的队伍前后要相隔五天的路程。”
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指的纵队，相当于一个军。
当然，真正行军时，也不可能排成这种一字长蛇阵。以前的路，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大马路，更不是高速公路。
纵队本意指纵长的队形，前后竖直列队。本来是一种游击部队的作战单位，是一种游击编制，并非正规军编制。
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这种建制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和必要性，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体现了我党我军灵活、高超的对敌策略。
在我国的游击编制中，有纵队，总队，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等建制，与正规军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编制有显著的区别。
那么，解放战争中，为何人民军队中会出现大量的纵队建制呢？
下面我为您详细分析。
抗战期间人民军队的纵队编制。
纵队这种建制，不是共产党军队的首创。
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东征部队就曾编有3个纵队，每个纵队的编制人数各不相同：第1纵队有4个师，第2纵队有1个师、1个旅，第3纵队成分更复杂，由鄂军、赣军、潮梅军、豫军等部拼凑而成，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作战单位。
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将起义部队一部的800余人编为一个纵队，辖3个步兵支队、1个机炮大队、1个特务大队。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为抗日作出贡献，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日军之手，削弱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因此在国共谈判时，国民党方面想方设法压缩共产党军队的编制。
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将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129师。
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师一级编制，根据实力大小分为：甲种师，乙种师，丙种师。蒋介石把八路军的3个师定位为丙种师。
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编为甲种师，其编制人数最高可达3万人左右，人数几乎相当于一个军，而乙种师编制人数也可达2万左右，丙种师编制人数只有1万左右，如此编排，其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削弱八路军的部队。
当时，八路军的每个师下辖两个旅，定员12000人（后来实际编有15000人左右）。国民政府按照这个编制发放一定的钱物，目的是为了限制共产党军队的发展。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谈判，把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境内15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只相当于八路军的一个师，全军共1万余人。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不仅没有被日寇消灭，反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越战越强，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已经分别发展为战略集团。原有的编制早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战场形势需要。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共之间既有合作，又有摩擦。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攻击和限制，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
虽然有摩擦，但同时，国共双方对一些具体问题，仍然在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军委曾提出将八路军扩编为3军9师，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不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人民军队的发展，当然不能受国民党方面的控制。
比如，在一些被日寇攻占的地区，国民党军队早已“撤退”。但“寇能往，我亦能往”，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些敌占区发展武装、收复失地，是完全正当合法的。国民党军队自己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反而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为加以种种限制，从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
因此，为了抗战的需要，同时避开国民政府规定的三个师的编制限制，后来八路军、新四军新成立的部队，大多以纵队、支队、总队、大队等编制命名，还成立了大量的独立旅、独立团、警备团、教导团、新编团等等。
有时，为了临时某个战略目的需要，协调多个不同来源部队的作战，也会临时把这些部队编成一个纵队。
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成立的纵队，是下辖几个旅级单位的师级单位，如：八路军于1939年5月组建山东纵队（后来因为成立了其他纵队，又改称为八路军第一纵队），级别与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平级。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国民政府认可，如果直接以“某某师”命名，则目标太大，容易刺激国民党，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不利。
总之，在人民军队快速发展过程中，新成立或者扩编的部队，番号没有那么正规。新四军和游击队，较多以“一纵、二纵、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县大队”等方式命名。八路军的正规部队，除了师级和纵队番号，下辖的作战单位，则更多以“独立团、新编团”等形式命名。
这些部队，在国民党方面来讲，得不到承认，因此也得不到国民政府的给养后勤保障。
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在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八路军）129师386旅独立团团长，他这个“独立团”，就是没有得到国民政府承认的，装备、补给要靠自己找米下锅。
李云龙率部渡黄河时，楚云飞的358团守着渡口，不让李云龙过黄河，理由就是因为李云龙这个团没有国民政府授予的编制。后来李云龙跟着程瞎子的772团混过了黄河，而772团的番号是国民政府授予的。
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的发展需要。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根据协议，正式组成了“军事调停三人小组”，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三人组成，并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任务是：协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以及军队整编等方面的问题。
之后，国民党方面整编部队，军改为整编师。比如：头号王牌主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被改编为整编第74师。
而共产党军队，如何整编，具体保留多少武装力量？国共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国民党方面始终采取压制策略，希望通过谈判，削弱中共的武装力量。
而实际上，此时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得非常强大。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一共编成了27个野战纵队，每个纵队一般下辖3个师，或者下辖2～3个旅。纵队级别相当于军一级，纵队司令相当于军长。
之所以没有直接以“军”命名，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和平谈判，不刺激国民党，避免内战，同时保留自己应有的权利。此外，也是为了和“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军”级番号相区别。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人民军队普遍采用纵队编制。如晋冀鲁豫军区组建了5个纵队，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各组建了3个主力纵队，晋察冀军区编有4个纵队，中原军区也编有2个野战纵队。
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的纵队，大多由抗战时期的主力师扩编而成，如原新四军第1师，扩编为华东野战军的第4纵队。原新四军第3师，扩编为东北野战军的第2纵队。
应当讲，纵队的编制脱胎于游击战争，因此带有临时性质，人数并不固定。
例如，解放战争时期的东野2纵，是东野的主力王牌，在黑土地上以善打大仗、硬仗、恶仗著称。其前身是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时，该师就已达到37,000多人，第三师下辖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第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第十旅（旅长钟伟，政委王凤梧）。此外，还有一个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以及三个师直属特务团。实际上，当时第三师的一个旅就相当于其他部队的一个师了。
1946 年8 月，第三师机关一部组成西满军区。黄克诚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同年9 月，第三师主力被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吴信泉。
原第三师的各个旅，则分别上升为师。
随着部队的快速发展，原第三师第七旅被调出，与山东的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即后来的东野第四十三军。第三师的三个特务团及西满军区一部，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七纵，即后来东野第四十四军。
东野后期的主力纵队，能达到5万多人，师一级能达到1.4万至1.8万余人。如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38军，全军有4个步兵师，达59000余人。而解放战争初期，有些新成立的纵队，只有1万多人。如华东野战军的纵队一般在2万人到3万人之间，而中原野战军的纵队，有的只有1万多人。
解放战争开始后，各解放区扩编部队，抽调所属军分区主力团合编为纵队，再把一些县大队、区小队等上升为主力部队，编为团级单位。如1945年10月，分别从冀鲁豫军区8分区、9分区、10分区抽调了十几个团，组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总兵力超过15000余人。
纵队的番号上，基本上是各解放区自行命名，一般都是设第1纵队、第2纵队、第3纵队……，依次往下排。但基本不设立“第5纵队”。这是因为，1936年西班牙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叛军有4个纵队，而隐藏在马德里市内的叛徒、特务，被称为第5纵队，因此，第5纵队有隐藏在内部的敌人的含义。
组建四大野战军及华北军区，纵队整编为军。
1949年1月，为适应军事斗争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建立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整编成了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整编成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整编成了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整编成为第四野战军；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与四大野战军平级。除了一些特种纵队，如炮兵纵队，铁道纵队，各纵队全部整编为军。
其中，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共6个军。
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10个军，以及一个特种兵纵队。
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6个军，以及一个特种兵纵队，包括华东海军。
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共12个军，以及一个特种兵司令部、两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师，高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两广纵队等。
原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改编为华北军区，一共11个军。其中，华北军区的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每个兵团辖3个军，番号为第六十军到第六十八军，共9个军。华北军区另直辖两个军：第六十九军，第七十军，为军区战略预备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的纵队番号全都取消。
美国三军总司令是总统，美国国防部长是什么职责
美国总统与国防部长分工明确。
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是管理美国军队的部门。它的中心所在地是五角大楼(The Pentagon)。国防部的领导是美国国防部长。按照美国法律，这个部长不准是军人。在1947年，美国把美军管理中央化，把战争部和海军部组合成国家军事部(1949年后改名为国防部)。同时把陆军航空队与陆军分开成立对立的空军, 并建立一个新空军部在国防部之下。 美国国防部现行体制是按照美国国会通过的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Goldwater-Nichols Act of 1986)。按照这个法案，军事命令是从美国总统通过美国国防部长直接到各战区指挥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责任准管美国武器和军人准备也当总统的军事顾问，但是他们没有命令权。
文官控制军权，国防部统管三军。
美国《宪法》和《国家安全法》规定，国防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和三军军种部部长必须由文官担任，因此，领导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以及所属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海军空三军种总部的主要成员均为文官。实行文官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国防部集中统一领导三军的权力。国防部不仅负责三军的作战指挥，制订三军的统一政策，而且负责制订三军的军事预算，确定为军兵力，统一领导三军的国防科学技术和后勤供应等工作。
指挥和管理分离。
美军统帅机构在作战和平时管理上实行双轨制工作，即一为作战指挥系统，一为军事管理系统。作战系统通过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各联合军种司令部-作战部队指挥机关进行。而军事管理系统则通过国防部-各军种部-作战部队管理机关来进行。作战指挥系统平时负责为作战部队制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导，统一军兵种作战训练原则，不过问军事管理事务。军事管理事务完全由陆、海、空军军种部及其有关业务部门负责实施，主要包括行政管理、部队组建、装备、军事训练和后勤供应等方面的工作。美军认为这种作战、行政管理分立的指挥机制有利于发挥与管理效能，因此一直沿用至今。
如上所述，在美国，国防部长是军队的最高行政长官，所以各军兵种的头头，如陆军参谋长，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都要服他管。虽然没有军衔，但是所有的现役军人都要叫他长官。
而决策权是在总统手里的，指挥权则是在参谋长联席议手里。
抗日战争时期谁指挥的武汉保卫战
1937年11月25日，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到达皖南宣城，其任务是收容和整理在淞沪会战中溃退下来的部队。此时日军已开始向南京攻击前进，一度反蒋的湘军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总司令，但能够调集起来尚有战斗力的守城部队不超过15万人，由此可见，整顿参加上海作战的其他50万败军是何等重要。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指挥）
次日凌晨，陈诚的指挥所便遭日机轰炸，当场阵亡三名卫兵和重伤二名参谋，而陈诚本人毫发无伤，因自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到1938年1月，南京已经陷落二个月，在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显然就是“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
日寇“华中派遣军”为实施武汉攻略特别组建了第11军，下辖五个师团和一个支队、两个重炮旅团，从关东军调来冈村宁次中将担任军司令官，负责沿长江两岸向西攻击；同时以第2军从大别山两麓迂回武汉以北，近30万日军自6月11日奔袭安庆开始正式实施战役，扬言在8月15日之前拿下武汉。
（第九战区司令长兼陈诚）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搬迁至武汉，武汉当时已经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当然就在武汉坐镇，因此武汉保卫战真正的战役指挥实际是蒋介石本人。当时云集在武汉外围及内线防御阵地的中国军队高达100万人，必要的指挥层级还是需要健全的，年初蒋介石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决计选派嫡系将领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从而顺畅指挥和掌握部队。
按道理这一职务应该归于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当时的军委会“四巨头”分别是：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去掉桂系的白崇禧和晋绥军出身的徐永昌，既然放弃黄埔系的何应钦，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着力培养的第一心腹陈诚。
（参谋总长何应钦）
陈诚果然是“必有后福”，不仅卸掉了在军政部屈居何应钦之下的次长一职，转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同时一下子成为了当时中国大部分野战部队的总指挥官，就职后立即任命土木系大将郭忏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同时着手部署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很是春风得意。选择陈诚其实也有道理，因为1936年他曾经代理武汉行营主任，对武汉及其周边情况有一定了解。
但是有一个人不干了，那就是桂系老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当时正指挥部队在长江以北且战且退，也将成为保卫武汉的重要力量。李宗仁在北伐期间已经是第七军的军长，而陈诚当时不过是第21师的上校团长，现在要他和桂军接受陈诚的指挥，自然不爽，于是借着生病回到武汉养了起来，白崇禧跟着一起推波助滥，蒋介石知道麻烦来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权衡再三，军事委员会终于在1938年6月21日作出决定，武汉会战的作战序列调整为：蒋介石自兼总指挥，新设第九战区，所有野战部队分属第五和第九战区指挥，其中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下辖孙连仲第三兵团和李品仙第四兵团，负责在长江北岸的大别山南北两麓抵抗日军东迩久宫第2军和第11军第6师团的进攻，李宗仁“抱病”期间，白崇禧担任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长江南岸的防御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所部下辖薛岳第一兵团和张发奎第二兵团，负责逐次抵抗日寇冈村宁次第11军的溯江西犯；同时成立武汉卫戍区，以陈诚的铁杆兄弟罗卓英担任卫戍司令。
（武汉警备司令郭忏）
为了安抚陈诚，同时下令其兼任湖北省主席、湖北全省保安司令、湖北军管区司令、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三青团书记长等职务，以致于日军方面称其为“蒋委员长的后继者”，至此，武汉会战的军事指挥问题告一段落。
武汉会战长江南岸的作战打得还是可以的，期间取得了万家岭大捷等战役的胜利，从6月到10月底与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中付出重大代价。而武汉的沦陷，也始于北路日军于10月24日窜至黄陂，攻破武胜关后已逼近汉口门户，当天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总指挥蒋介石离汉赴湘（衡阳），陈诚率第九战区司令部退往长沙。
（武汉军民誓师）
为什么会有人恋老，恋老是如何产生的
年轻会恋老，人老恋年轻。这似乎成了规律。无论男女婚恋，还是同性依恋都如此：年少望快快长大，年老了又想年少。年轻的恋老的有知识经验，成熟有为，名利双收，可支配的多，年老的失去了青春，鹤发童心，自然又想返老还童，恋爱年轻。就是男女情爱恋，也是各取所需，用长补短。
人年轻，缺乏知识经验，缺乏名誉地位，缺乏成熟，缺乏钱财权势，而老的正好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被年轻的仰慕而恋。人没有的就总想得到。如果老人什么也没有，没有年轻人所希求的，还会恋吗？自然不会，有恋必有所长与所慕所求才会。
少女恋老男，小辈忘长辈，无不是因为有长所慕所求。这与自然有关，与人成长及环境关系有关，与个人遭际有关，与个人心态，心智有关。有的人缺少关心，缺少父爱母爱，有恋父恋母情结，缺乏知识，缺乏奋斗精神，不想吃苦，总想吃现成饭，有侥幸心理等等都会导致恋老。
抗日战争时期韩复榘被杀到底冤不冤
一点都不冤！
1，如果打不过就跑，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就真的实现了，日本敢这么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韩复渠。
2，韩复渠手握重兵，利用济南的特殊地形打胜不可能，延缓鬼子进攻的时间还是没问题的。
3，对比一下国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就在韩复渠临阵脱逃不久以后，率领几千川军将士死守滕县，血染滕州大地。韩复渠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至于说蒋介石与韩复渠有私人恩怨，才杀韩，总不能说有因为私仇，临阵脱逃就不杀的道理。
至于传说韩质问蒋：放弃南京谁的责任.有点历史知识的都知道，国军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精锐损失过半，战斗到底，跟不战而逃怎么相提并论！
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后，为何功德林里的战犯有很大的反响
杜聿明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以后，某日在集体洗澡时，管理员李科长发现他的腿总是打颤，感觉是有些问题的，就喊他立正站好，尤其是双腿要并拢。杜聿明一言不发照做了，管理员果然发现了毛病，这位黄埔一期的陆军中将肯定有隐疾：臀部一边大一边小。
大约是因为1942年远征军败走野人山的惨淡经历，杜聿明的身体始终不太好，在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期间，就在北平动手术摘了一个肾。兵败被俘后，光他自己知道的病就有三种：胃溃疡、肾结核和肺病，当时的杜聿明思想还是比较顽固的，既不说明也不想治疗，打算来个慢性自杀一了百了。
管理员这次发现他身体异常后，立即上报，于是第二天杜聿明被专车送进了北京复兴医院。结果一检查，是骨结核，这个病究竟咋回事咱也不太明白，应该是脊柱方面的问题，总之蛮严重的，院方当时没有告知杜聿明具体病情，但是专门給他做了个石膏模具，要求他每天睡觉都要躺在里面，并且得坚持数年之久。
这玩意儿很稀奇，所以军统大特务沈醉刚进来时，还以为是管理所为了惩罚杜聿明特别定制的“刑具”，所以充满同情地握了下手，挺伤感地离开了。沈醉不明所以，回去一顿瞎说，这事就有点传歪了，尽管管理所以后经常给杜聿明送来牛奶，也按时派护士给他打针检查，许多战犯还是不太明白，心里是有点恐惧的。
要知道，杜聿明的军衔虽然只是陆军中将，并非功德林里面的最高者，但是在解放战争中，他的职权以及受老蒋的宠信程度，在功德林里面可是首屈一指的，堪称“标杆式”人物。抗日战争胜利时，杜聿明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职务并无特殊之处，还因为“五华山捉龙”事件被老蒋假惺惺地撤职。
但是他却因为忠实地执行了老蒋的命令，从此后一路平步青云，很快被任命为东北行辕所属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后来是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要职，始终兵权在握。在东北期间，他是实际上的军事最高长官，曾经给东北民主联军和101造成很大麻烦，从山海关一直进犯到松花江沿岸。
即便是后来担任的两个副总司令职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跟那些挂名的副总司令们不同，杜聿明也是掌握实权的，不太把卫立煌和刘峙放在眼里。尤其是到解放战争后期，杜聿明几乎成为老蒋的“救火队员”，沈阳、葫芦岛、北平、济南、徐州、南京到处飞来飞去，俨然成为老蒋的主要军事助手之一。
比如跟他一起关在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们，李仙洲职务仅仅是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官、黄维也不过是兵团司令，都跟杜聿明差着一格半格呢。包括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也不行，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中，杜聿明可是排名第36位，甚至在汤恩伯之前，范汉杰干脆都没上去名单，而且在这43名头等战犯中，杜聿明是唯一一个战场上活捉的！
看明白了吧，杜聿明虽然军衔不高，战争罪行却很大，在战犯中的地位可是不低，功德林里面所有的其它在押战犯，都没有“上榜”头等战犯名单。所以，人民政府对杜聿明如何对待和如何处理，是所有战犯们特别关注的，说句玩笑话，这些战犯一定认为：即便是杀头，也得先从杜聿明开始吧？
这些战犯是1956年初才集中转送到功德林的，在最初的时间里，他们并不了解我方的政策，从1927年开始，我们无数被捕的地下党员遭到过什么样的折磨，这帮人当然心里有数，所以一个个惴惴不安是难免的。杜聿明在解送功德林之前，由于身份重要一直是单独关押的，到了功德林以后，才有机会跟其他战犯沟通和交流。
期间他曾经跟自己在徐州时的副参谋长、军统大特务文强有过谈话，文强坦言：“记得你邀请我当你的参谋长，程颂公（程潜）在长沙为我饯行，嘱咐我此去徐州谨防当俘虏，杜光亭没有接受在东北失败的教训，延安抓住了人心，南京失人心，焉有不败之理”？这时候的程潜将军作为起义将领，已经是新中国的高级领导，他的政治预见对杜聿明、文强的触动都很大。
杜聿明听完文强的话，呆立半晌深有感慨：“颂公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令人钦佩，而你也深入骨髓地看清我是一块顽石了”。大抵是从这时候开始，再经过不断的学习，杜聿明的顽固思想开始有所转变，更让他感动的是，由于他跟范汉杰都有严重的肾病，需要经常注射“链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药，组织上不得不派专人用外汇到港、澳等地去购买。
这确实让杜聿明感慨以及感激，之前他有钱有地位的时候，这些病都没有治好，现在沦为阶下囚，人民政府却想方设法为他治疗，几种病都大为好转。于是杜聿明开始认真参加学习和劳动，在1957年的劳动节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五一劳动节感想》，字里行间都说明思想变化很大，同小组的廖耀湘还挖苦他：杜光亭先生最近成了书呆子，夜以继日看书做笔记。
由于杜聿明改造的态度的非常认真，同时人民政府也考虑到他的抗日功绩，所以在1959年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杜聿明赫然在册，时间是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对此激动万分。特赦令中有这样的说明：“罪犯杜聿明，男性，五十五岁，汉族，陕西米脂县人，该犯已关押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确实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之规定，予以释放”。
那么当然，杜聿明被第一批特赦立即在功德林产生巨大反响，原因如前所述，作为唯一的在押头等战犯，杜聿明不仅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身体大有好转，还能够被第一批予以特赦，既准确反应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也让其他没有被特赦的战犯看到了希望。同时，1958年杜聿明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应该也是个加分项。
当时，老蒋还为此特地在台北接见了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女士，而曹女士则利用赴美探亲之际离开，远走美国普林斯顿。其实杜聿明被特赦后，如果坚持赴美国团聚的话，人民政府大概率是会批准的，但是杜聿明坚持留在祖国，并且跟妻子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963年10月，曹秀清毅然从美国返回大陆，夫妻终于团聚。
1963年11月10日，周公特别接见并宴请了杜聿明夫妇，还邀请了张治中夫妇、傅作义夫妇等作陪，期间陈毅元帅与杜聿明进行了恳谈，规格之高是杜聿明等人没有想到的。而这件事对功德林里面的战犯们，更是有了很大的触动，杜聿明被特赦后曾经对周公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
周公爽朗一笑，诙谐地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