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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宋教仁没有被刺杀,民国的历史将会怎样被改写
宋教仁走的路子,在中国始终是走不通的,他死或者不死,都没有能力改变军阀混战的本质。
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民主的思想在这片长达两千年帝制上毫无根基,依托看起来美好的责任内阁制,就想要从北洋政府手中夺权,并且完成国家体制的重建,这太过理想化了。
宋教仁准备进京时,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现,使得责任内阁成为现实,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是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打击压迫的夹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十分软弱无力。
袁世凯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专事破坏责任内阁制,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又改造“约法”,解散国会,最后干脆宣布恢复帝制。这使得宋教仁倡导的责任内阁制最终成为镜中月水中花。
政体形式说到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它的实施不是凭借善良的愿望,而是凭借实力与斗争。责任内阁制必须以实力作后盾,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力量弱小,且本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根本难以在与守旧势力较量中占据上风,自然就不能巩固和挽救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还不具备建立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的基本条件。因此,其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有其历史必然性。
宋教仁的内阁制与袁世凯的总统制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下的内阁制与总统制的简单的政体之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争夺在中国的统治权的一场严峻的政体之争。
首先,袁世凯已经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仅1912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就垫付了大量资金给袁世凯“应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旧时代封建阶级决定了他要作皇帝。他用政治和经济压力解放革命军队,用卖国借款筹备反扑革命的资金;还收编前清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大北洋实力,同时,豢养御用党为他摇旗呐喊。
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放弃了民众,放弃了武装军队。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样,就是责任内阁制,力量悬殊显而易见。当矛盾激化时,国民党根本无力招架。
其次,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具有民主思想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资产积极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受封建思想传统长期熏陶的农民。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积极与农民尚且具有共同的政治要求——推翻清王朝,在这一目标实现后,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也就失去了基础。加之文化知识、舆论宣传,通讯设施的严重落后,农民渴望圣明君主和平盛世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宋教仁的竞选演讲也只能在武汉等几个大城市进行,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极为有限。
最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
武昌起义后,虽然迅速得到举国响应,但是革命阵营成分复杂,步调并不一致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党人就提出袁世凯如果不抗拒革命,“将来大功告成”即拥戴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大多数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
黄兴也是其中一个,当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拿出汉口都督决议对孙中山说:“毋使我辈负诺”。敦促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
汪精卫则更是肉麻吹捧袁世凯“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而对孙中山却进行讽刺打击,指责他“有权利思想”。
同盟会意见分歧,大多数领袖人物主张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袁世凯“竭诚拥护共和”,不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要控制国民政府大权,最后达到吃掉它摧毁它的目的。
袁世凯夺取民国临时大总统高位后,总是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敌视共和制度。这就决定了宋教仁开展责任内阁制活动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宋教仁是一个太过于理想化的政治家,他政治理论虽然扎实,但却不善于政治斗争,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是宋教仁,都能够在“约法”的框架下规规矩矩的以政党政治来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
事实上,宋教仁之后,还出过许许多多的“宋教仁”,两党之内都涌现过很多如他这般注重理论,却忽视当时中国社会本质现实的革命者,为此,也使得中国革命事业一路跌跌撞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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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宋教仁
宋教仁是中华民国时期的革命家,精通法律。年轻时期就有“实行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早期加入中国同盟会,致力建设民主共和政权。因为宋教仁先生的进步思想和奉行的议会制度,对当时政敌的政治利益产生威胁,最后被敌对势力派出的刺客暗杀。
宋教仁先生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早在武昌革命党人起义前夕,宋教仁就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并且经常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新军中宣传共和思想,号召有志之士积极参加革命。并且充分分析当前执政政府国内军事力量的部署,对重大革命党起义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在战术上能够做好有退有进的谋划。这些都给武昌起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在武昌起义打响后,黄兴,宋教仁又亲临现场,指挥起义。当袁世凯的北洋军赶来镇压革命党人的武昌起义时,宋教仁能够从大局利益出发,多次奔走在袁世凯,孙中山的南北政府间。利用袁世凯逼迫清政府退出政治舞台,劝说孙中山放弃临时大总统的职位。避免了南北双方兵戎相见,从而使国家免受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通过武昌起义,宋教仁推翻帝制的理想得以实现,国家从形式上开始走向共和。
随着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走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宋教仁也开始了他的民主共和之路。他在全国各省市积极演说,推行民主政治,并将同盟会和一些其他弱小党派组成联盟,成立国民党。并在后来的选举过程中真的占据多数选票。宋教仁曾幻想依靠议会制度来限制袁世凯,由国民党组织内阁,与袁世凯一起共同担负起对国家的管理重任。
面对宋教仁与自己的分挺抗争,手握重权的袁世凯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多次以重金收买拉拢宋教仁,但都未如愿。由于宋教仁先生崇尚西方民主宪政,主张内阁议会制度。他的这些新政必然会与国内长期的封建专权制度的腐朽势力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多方敌对势力对自己不满,甚至是怀恨在心。致使宋教仁先生最终倒在了自己为之奋斗的共和宪政之路。应该说宋教仁最大的功绩就是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宪政的历史。
宋教仁被刺事件说明了什么
此案已过一个世纪了,刺宋行动是谁发起的,众说纷纭不,莫衷一是,也许会永远成谜;我主动来回答这个问题,想亮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事不是孙中山先生指使的.
宋才华横溢,活动能力强,年轻有为为民主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籍此,有人推论、猜测孙恐宋慢慢坐大,声望会超越自己。所以,就处心积虑,密谋除之而后快,我觉得很违背人之常情.
孙的资历与威望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他为民主建国奔波不是一天两天,宣传革命时,性命与利益都抛在脑后;况且他本身就是临时大总统,对当时的南北政坛来讲是名副其实的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声威如日中天、风头无两,己处于个人事业巅峰,尤其,他是为民族奋斗的人,根本没在乎个荣誉高低。
而且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是由国内各派相商形成统一意见后,被邀请回来主持大计的,辗转斗争与披荆斩棘不谈,南北会谈时,他体现了怎样的高风亮节?这样的层次、胸怀、素质的政治家,怎么会担心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一战壕的年轻人超越自己呢?
宋和孙政治观点一致,都主张民主建国,并为此而共同努力奋斗,是的,为了开创民主国家二人有争端,但纯属内部纠纷,根本没有利益冲突;这样的情形,孙中山与黄兴也有过,论资历、才能与军中影响力,黄早超越宋,为什么孙中山就没有动作呢?
所以,我不能回答凶手是谁,但我肯定不是孙中山。
宋教仁到底死于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
宋教仁之死是民国时期的一桩悬案,对于他的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言死于袁世凯的谋杀,亦有言死于上海青红帮之手。更有甚者,认为宋教仁之死幕后黑手是孙中山,真是耸人听闻。宋教仁遇刺的事情其实并不复杂,笔者就根据部分资料试着找出真凶,以还孙袁两位巨头清白吧。
宋教仁是一位民主斗士,他的一生一直为这个理想而努力。为此他不惜献出生命。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被选为代理理事长。他左右奔走,寄希望于通过合法选举进入政府中枢,进而推行责任内阁制,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此,他将希望寄托在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身上。
同年的大选中,国民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中均占据最多席位,大获全胜,此时的宋教仁踌躇满志,仿佛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途,然而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不幸身亡。关于他的死,顿时成了罗生门,众说纷纭。其中有“袁世凯策划说”,此说法的依据是袁世凯曾经给秘书洪旭祖发过“毁宋”的电报,此说法缺乏根据。至于孙中山主使说、陈其美指使青帮谋杀说也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稽之谈。
宋案发生后,上海租界巡捕房迅速抓获行凶者武士英、刺杀策划者、上海青帮头子应桂馨,事情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
原来,面对国民党在大选中的节节胜利,寝食难安的袁世凯通过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秘书洪旭祖“毁宋”,意思即破坏宋教仁的名誉,以便使宋教仁失去威望,从而挫败国民党的选举攻势。
谁料洪旭祖自作聪明,以为上峰是暗示自己策划杀死宋教仁,于是他暗地联络上海青帮头子应桂馨,通过应桂馨买通无业游民武士英,与上海火车站杀害了宋教仁。一个鹰犬的自作聪明,毁灭了一个政治家,也使得袁世凯名誉受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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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案到底是何人所为
在这个问题上,再玩逻辑都没用。北京大理院对袁世凯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判决就是历史的判决。判决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是有证据链的,包括他们之间的电报。
有人是想要将宋案的矛头指向孙中山,但总得找出洪述祖如何接受孙文指使的证据吧,没有,至今没有!!!
不过,有个现象,一旦说到宋案时,很多扯蛋的就是不说洪述祖的问题,就会在那扯国民党如何如何搞暗杀的,宋教仁和孙中山如何的不对付,说宋主张走议会选举的道路,孙却坚持暴力革命,于是孙派人刺杀了宋在情理之中,按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连公安都不要了,遇到案子在家里推推不就行了?还有人说袁世凯一直非常重视与宋教仁的关系,说宋和袁的关系还不错,说袁世凯曾打算委派宋教仁当日本大使,宋教仁还是袁世凯任命的政府内阁成员的农林总长,于是断定袁不会杀宋,可是,从袁后来废除约法,践踏共和,贸然称帝可以看出,他会和一心致力于共和的宋成为知音?历史当然需要质疑,但质疑不代表捕风捉影。
历史也是科学,而科学是需要理性的!!!
为什么在国民政府中很少提及黄兴和宋教仁
这个题问的很好,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历史很有帮助!纵横也借着这道题来探讨一下民国时期国民党方面一些被隐藏的事情。
宋教仁和孙中山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宋教仁是在创立同盟会时就反对孙中山,而黄兴则是在孙中山二次革命的时候和孙中山分道扬镳。
尽管国民党将建党日定在1894年11月24日,也就是1894年兴中会成立的日子,实际上控制国民政府的“国民党”是在1919年孙中山改组后成立的,跟1912年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是两码事。
早在创建同盟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同盟会实际是同盟,孙中山的兴中会只是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华兴会以及光复会。其中兴中会(广东)的成员主要包括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而华兴会(湖南)是黄兴、宋教仁等,光复会(江浙)陶成章、章炳麟。
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宋教仁就不服孙中山,1907年因为同盟会的矛盾加大,光复会退出,孙中山带着汪精卫、胡汉民、黄兴到南洋另组总部,实际上从上文也可以看出,同盟会内部的地域问题是很严重的,宋教仁和孙中山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对于武昌起义,宋教仁比孙中山影响大一点
纵横首先想要抛出的观点是,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跟孙中山也就一毛钱关系,很多人都以为整个辛亥革命都是孙中山推动的,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太明显。
孙中山和黄兴曾经组织过N场起义活动,但是范围都是在广东等地区,在孙中山看来,广东才是最适合革命运动的地方,这从后来孙中山二次革命的时候依然选择广东作为根据地一样,然而武昌起义是在湖北,所以,武昌起义跟孙中山没有太大关系。
反而跟宋教仁他们有一些关系,在1907年宋教仁等对孙中山太失望,并且对于孙中山在广东地区零星的起义方式并不认同,因此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主要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中心,并且制定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浙起义的战略部署。
武昌起义的革命组织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并不属于同盟会,但是纵横认为受宋教仁的影响更大一些。
辛亥革命成功后,尽管各方打着同盟会的旗号,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对孙中山很反感,相反宋教仁人更愿意袁世凯当大总统,袁世凯要在北京建立政权,宋教仁也同意,宋教仁要当总理组阁,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重组“国民党”,自己当了老大,但是宋教仁在北上的过程中被人刺杀,成为民国一大要案,关于幕后真凶现在也在争论。
孙中山要建立一个完全效忠党魁的政党和黄兴分道扬镳
这里咱就不讨论宋教仁被谁杀的问题了,争议太大,谁也咬不准,但是宋教仁死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了,孙中山随即宣布二次革命,要护国,到广州去建立政权(再次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地域情结)。
但是,鉴于同盟会组织的松散性,孙中山决定建立一个完全效忠党魁的革命政党,既为中华革命党,这一点被黄兴所反对。
黄兴在革命期间一直追随孙中山,两个人分工不同,黄兴在前线抗枪打仗,孙中山在后面鼓吹革命,可以说,孙中山的威望很大一部分是黄兴打出来的,但是此时面对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政党,黄兴则拒绝加入。
1916年年仅42岁的黄兴因病去世,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
国民政府实际是“广东帮”与“江浙帮”的天下
题中所说的国民政府,则是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政党是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命名的“国民党”,在这里面,黄兴和宋教仁这些湖南人都被排除出去了,根本已经没有影响力了,而且即使在同盟会内部和孙中山他们也不是一路人。
孙中山组建的广州国民政府实际上名副其实,因为这里面有影响力全是广东人,很多人可能要提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在孙中山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算什么,只是以粤军参谋长的身份担任黄埔校长。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没几天就死了,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就是广东帮的天下,政治上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把持,军事上以许崇智(老蒋的顶头上司)为代表,后来老蒋以一己之力,在国民党形成了江浙帮。
国民政府内部的斗争形势也很激烈,比如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被驱逐,许崇智被排挤,汪精卫被逼辞职等等,早就把曾经的革命元勋宋教仁和黄兴的影响冲淡了。
孙中山说,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总还是要向前看的,在革命风起云涌的环境里,宋教仁和黄兴又能翻起什么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