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 历史上最伟大的权宦是谁为什么
- 同为明朝权宦,为何刘瑾被凌迟处死,而魏忠贤只落了个看守帝陵的处罚
- 为什么有人说汉唐的权宦可以废立皇帝,但明朝的权宦皇帝说杀就杀
- 明代皇后为什么不出自权宦之家,而要在民间挑选
- 《万历十五年》,同样是权宦,为何冯保就能好评如潮
- 古代为何宦官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导致大权得握、惑乱朝纲
- 如何评价西汉第一权宦石显
- 为什么唐朝宦官权力巨大,并且能掌握军权
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首先明确一下,在大明十二监中,以司礼监权势最大,几乎大家耳熟能详的妖孽,皆出于此。在司礼监中,又有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提督太监等等。在这些人里面,最有实权的是掌印太监,设一人;秉笔太监权力次之,设有若干名。
假如把司礼监看做一个公司,掌印太监就是总经理,秉笔太监就是副总。掌印说白了就是负责盖章,无论是御批还是圣旨不盖章就是废纸,盖了章就是天大的事情,这个权力在掌印太监手中,他是最后一道审查人员,过了他这一关,就正式生效了;秉笔太监是负责批红的,就是把皇帝的想法写出来,有点秘书的意思,他虽然批完了,但是也没法生效,得等着掌印太监把皇帝的印章盖上去才行。历史中的王振、刘锦和冯保等人都是掌印太监,而出名的秉笔太监貌似只有魏忠贤一个。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太监头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一下掌印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更大。
大明的特殊制度
明朝与其他朝代不同,它完全废除了宰相制,把所有权力都归于皇帝一人身上。这里面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工作太繁忙了,大多数皇帝根本吃不消;第二是没了宰相,百官在处理政务上谁拿主意拍板。总不能各个衙门一窝蜂直接向皇帝汇报吧?
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明成祖朱棣成立了内阁,让他们辅助自己理政;后面的明宣宗朱瞻基给了司礼监充分的权柄,让他们制衡文官集团。从此以后,内阁首辅被称作“外相”,而掌印太监则被唤为“内相”。
谁的权力大?
从制度上去看,两者本来就是互相制约的,只是权力各有侧重。总体看,双方实力相当,几乎是一样大。因为无论哪方有不同意见,这件事也干不成。内阁有权利把盖了章的批红驳回,司礼监这群妖孽能假传圣旨制裁百官(前提是皇帝默许)。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双方能打个平手。皇帝也可以从中制衡,让宦官制约文官,同时宦官需要依附皇权,这样无论哪方都得听皇帝的话。假如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一方被另一方消灭殆尽,这也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谁更占上风?
虽然双方实力相当,从制度规定上,谁也奈何不了谁,但是双方总会有一方更强势一些。从与皇帝的亲近程度看,一定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更受信任,自然做事也更占上风。
通常能做到掌印太监的人,都是皇帝身边的老人,他们伴随皇帝从小到大,每天陪他玩、伺候他,朝夕相处中建立的感情,自然比外臣要深厚太多了。
从明朝的历史中也能看出,几乎所有的内阁首辅都会忌惮掌印太监几分。拿最有实权的一代名相张居正来说,他当首辅的时候,皇帝才10岁,可以说是权倾天下。他曾经向同僚骄傲的说“我哪里是辅政呢,我就是主政嘛!”,这话有点大逆不道,不过足以说明这位大明首辅的权势,那可是连皇帝手板都敢打的猛人。
尽管张居正如此飞扬跋扈了,但还是不得不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维持良好的关系。张居正对待政敌可以做到看谁不爽就直接打谁板子,但对冯保却是礼遇有加,丝毫不敢流露出文官对太监的鄙视,而且两人是平辈相交,张居正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能力而对冯保盛气凌人。
连张居正对待司礼监掌印太监都是礼让三分的,何况其他时期的首辅呢?大明国祚276年里,张居正已经是最牛的首辅大臣了。
结语
大家一直有个误区:认为明朝皇帝宠信太监,而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其实任何朝代的皇帝都宠信太监,只不过明朝太监有合法参政权,所以更显眼一些。
比如清代,表面看对太监约束的很严,但他们依旧是皇帝最信任的群体。无论是勤政的雍正皇帝,还是菜市场大妈慈禧老佛爷,他们身边的太监总管地位都非常高,那些大学士、中堂们,都不得不巴结他们。
再举个例子,皇帝出行的时候,围在皇帝身边的从来不会是御前侍卫或者禁军这些个糙汉,而是一群翘着兰花指的太监。这说明皇帝是把身家性命的最后一道保障交给了太监们。你说皇帝最信任谁呢?答案不言而喻了吧!
历史上最伟大的权宦是谁为什么
如果说司马迁是最伟大的权宦,该没人反驳吧?
公元前99年,此时的司马迁已经继任太史公之职。太史公看似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官”,实际地位高于丞相,甚至独立于皇权之外,沿用子承父业的世袭制,不受皇帝任免。
这样的制度有效保证了史官记载史料的公正性,但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不少学者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被连坐处死,不是单纯的因为替李陵求情,而是汉武帝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皇权,从而对百官有效控制,才借题发挥采取此招。
从后面司马迁遭遇宫刑,其子全部改名换姓,司马家的世袭制度被打破,太史公的权力被削弱等种种迹象,都可以推测出来。但是由于没有史料作为支撑,只是单纯推测罢了,还是看看正史记载。
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领5000人抗击匈奴5万人,经过10余天的浴血奋战,杀敌约1万人。最终援军迟迟不见踪影、粮草补给全部耗完,被迫投降。汉武帝对于降敌之事龙颜大怒,不单是损兵折将,更因将军降敌过于屈辱,严重影响军心士气。
群臣们纷纷附和,义愤填膺地将矛头全都对准李陵,数落种种不是。唯独刚正不阿的司马迁说道:“李陵将军为人忠义,与匈奴作战以寡敌众,依然不落下风,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实则等待良机再报效大汉。”
汉武帝虽然震怒,但李家三代满门忠烈,没有选择当场进行处置,而是派公孙敖前往打探消息。那时的汉匈关系剑拔弩张,哪能这么容易了解到实情。公孙敖担心无功而返受到牵连,于是污蔑李陵已经背叛大汉,现在正在帮助匈奴练兵。
汉武帝怎能容忍叛徒,直接下令诛杀李陵三族,司马迁也由于为李陵说情受到牵连,被定性为“诬罔之罪”,按律当斩。但当时西汉还是比较“人性化”,死刑犯也有选择不死的权利。要不就是拿钱买命,要不就是用子孙后代的命续自己的命。
生死抉择之时,司马迁已经创作《史记》5年多时间,如果慷慨赴义就将葬送个2代人的毕生理想。在一番权衡和思想挣扎之后,他选择了接受宫刑。顶着旁人异样的眼光,潜心创作,历时14年时间,一部52万字的“史家之绝唱”横空问世。
心血之作完成的同时,司马迁也将再一次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史记》想要流传于世必须经过汉武帝的批准,而《史记》本着实录精神,“原原本本”地记录了汉武帝的一生。(因司马迁遭遇宫刑,不可避免对其有个人色彩)
但在其中,对汉武帝推行的一些政策、选人用人都予以暗讽,甚至还揭露汉武帝残暴虚伪、奢侈纵欲。何等雄才伟略的汉武帝,看见《史记》中记录了太多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被气得当场吐血。
次日便将司马迁召进宫去,司马迁早已下定赴死的决心,并在呈报《史记》前,就叫家人把原稿藏于山林之中。汉武帝问道:“你就不怕我把《史记》销毁了,并杀了你吗?”司马迁答到:“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我只是完成史官应尽职责。”
汉武帝虽然对司马迁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因为史官记录史料而被杀,不仅会给当时带来很多舆论,还会让后人对他产生更多负面看法。因此他放过了司马迁,但也保留了自己的底线,在世时没有将《史记》推广。一直到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在位时,朝廷清明、善于纳谏,司马迁的外孙才把准时机,将《史记》上书得到批准,“二十四史”之首才得以流传至今。
《史记》为什么这么伟大?网上的评价很多。在我看来,《史记》让我们原汁原味地了解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历史,在读《史记》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底蕴和处理事情的经验。
正如有人对历史这么评价: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前人在应对人生、民族、国家等各种层面的挑战,所有成败得失的记录,这里面蕴含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智慧和方法论。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曾说:“读史就像高人下棋,他们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些历史印记。通过熟读历史,当碰到一些问题时,我们也就会下棋了。”
论司马迁的地位、品质和成就,还是《史记》对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人的贡献,我都认为司马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权宦。
同为明朝权宦,为何刘瑾被凌迟处死,而魏忠贤只落了个看守帝陵的处罚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王朝,也是著名的太监王朝。明朝后期的朝政有一大半的时间都被太监掌握,而且乱政居多,这是其它朝代做不到的。
刘瑾就是这个朝代中太监的佼佼者
作为武宗信任的太监,刘瑾1451年出生在咸阳兴平人,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成了太监,明孝宗在位时开始与朱厚照结下不解之缘,武宗登基后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据说其贪污受贿达数百万两金子,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至于后来为何他会和武宗反目成仇,被千刀万剐,史书上早有公论
原来刘瑾架空皇权日子一久,自己就想当皇帝了,但是朱厚照虽然贪玩,但还不至于傻到祖宗江山都不要,当从刘瑾家里抄出龙袍、玉玺,从随身扇子里查出凶器的时候,朱厚照的心肯定是哇凉哇凉的,盛怒之下千刀万剐也就不稀奇了
以上就是小编的看法,如有出入还请斧正
为什么有人说汉唐的权宦可以废立皇帝,但明朝的权宦皇帝说杀就杀
时代不同,不同朝代的具体情况与权力结构也不同,汉唐与明朝的权宦有很大的不同。权力的特点同性质决定了太监的命运。
汉代:对外戚干政的回应
汉代是一个非常崇母的朝代,皇帝母家外戚参政、干政始终贯穿了整个汉代,吕氏、薄氏、窦氏、王氏、卫氏都是有名的外戚。汉代崇尚孝治,皇帝信任母家人与妻家人,对他们委以重权达到制约同姓宗族贵族与大臣勋贵的目的。然而也会出现外戚干政、皇帝身边无人可用的境况,此时幼小的皇帝们身边唯一可依赖的只能是朝夕相处的太监。而汉代的权宦多出现于东汉,东汉尚书台的建立削弱了“三公的权力”,且这个时期有不少皇帝都是幼年继位。由此外戚和宦官之间轮流做大、互争互斗。
唐代:太监掌握军权的时代
唐代可谓是太监最为嚣张的朝代,比起汉明两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根本是太监掌握了兵权尤其是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兵权。神策军原本为西北戍边军队,安史之乱时调拨改为中央禁军,此后成为大唐最为精锐与重要的军队。唐肃宗时任用宦官鱼朝恩统领神策军,成为了唐代太监掌握中央禁军、大肆擅政的开端。而唐肃宗时期的另一太监李辅国被封为元帅,同样手握军权。此后皇帝身家性命实际上系于太监之手,在藩镇横行、中央势衰的中晚唐,太监可根据自身利益随意立废皇帝,甚至杀掉皇帝本人也不算什么稀奇事。都说藩镇祸乱天下,在我看来,权宦掌握禁军军权对安史之乱的大唐来说是比藩镇更为危险和可怕的存在。
明代:新形势下的权力制约
明代太监也是十分嚣张的存在,但远不如汉唐危险。明朝的权宦皇帝想杀就杀。究其原因:一是宦官并未握有太多军权,只掌握禁军的部分兵权,难以同掌握重兵的边关大将和藩王对抗;二是明朝文官集团的强大与内阁的权力制约,司礼监太监、内阁、朝廷文官集团构成了一个“权力三分化”的局面。三方互相制约、互相倚靠,势力此消彼长,最终的操盘手则是皇帝本人。这样就保证了皇帝能给予太监权力,也能很快地收走太监的权力。这就是明朝太监虽能嚣张,但却能被皇帝暴揍的原因。
太监在不同朝代的不同表现,实际上是不同时代中央权力结构构成的表现。
明代皇后为什么不出自权宦之家,而要在民间挑选
《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 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并规定在后妃的遴选时,“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
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就是防止前朝屡屡出现的嫔妃乱政,外戚干政。如果后妃出身王公大臣,那么她本身就代表一股已经成型的政治势力,再与后妃凭借皇帝恩宠持宠而娇获得的特权相结合,就很容易造成后妃家族把持朝政的乱象,多少王朝因此衰亡,王莽篡汉就是最直接的案例。
《万历十五年》,同样是权宦,为何冯保就能好评如潮
历史上,宦官干政的朝代数不胜数,但明朝尤其多,被耻笑为“最大的太监帝国”。比如,明代专权乱政有名的太监就有刘瑾、魏忠贤、王振、汪直等人,冯保与这些人相比,贪财而不贪权,多才而不骄横,守正而不狠毒,拥权而不独断,倚势而不挟权,称得上是一个温和的贤宦。
一、与刘瑾、魏忠贤等擅权、专权的太监相比,冯保最有条件也最有资历在权力场呼风唤雨、乾纲独断、为非作呆,但是,他没有。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冯保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人称“大伴”,而且,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对冯保也是信任有加,非一般宦官所能比。然而,冯保没有把这些当成自己玩弄权术的资本,在已经被擢升为司礼监太监,这个宫内职位最高的位置后,仍能一边做慈圣太后的耳目灵通之人,一边协助万历批阅本章完成职责,最主要的是,他能与张居正默契配合,便得难度很大的“一条鞭法”改革措施进行下去,使大明财政一度出现复苏的局面。但是,他贪财好物,广收贿赂,他的宅第京城遍布,甚至在老家还为自己建造了生祠,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
二、冯保酷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破有君子之风。他身处权力的顶峰,并没有恃才傲物,还做了一些被人称道的扶弱济强的好事。在万历四年五月,冯保曾会同三法司进行全国“大热审”,平定了许多冤假错案,他还约束自己门下的众多子弟,不要为非作歹。
三、冯保做事谨慎守正,像魏忠贤之类的宦官都是劝皇帝沉溺玩乐而荒废国政,但冯保不,从万历很小开始,他都是劝勉皇帝积极向上,做个勤恳的好皇帝。当内阁产出白莲花、翰林院出现白燕时,张居正都希望万历可以拿来玩耍,但冯保却说:“皇帝年幼,不该弄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让皇帝贪玩”。当万历大婚不久,在太监孙海引导下,万历皇帝在皇城的别墅“西内”举行了一次极尽豪华的夜宴,并在不久后又一次醉酒戏耍宫女,是冯保的通风报信告知慈圣太后,才使得万历皇帝收心于政务。
尽管冯保最后因张居正事发而受牵连,也因自己的贪财而被贬,但冯保的守正向善,还是为他赢得了良好口碑。
古代为何宦官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导致大权得握、惑乱朝纲
毕竟是皇帝身边的人
好话谁不喜欢听
自然那些能言会道的宦官能让皇帝信任
历来都不少见,笔者认为尤其以明代的厂卫制度下,宦官更是跋扈无度。
文:史努比行走历史
如何评价西汉第一权宦石显
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年轻时因犯法而受腐刑,入宫做了宦官。石显刚入宫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杂役,他看到弘恭先后被任命为中黄门和中尚书,受到重用,就去结交他,最终获得了弘恭的信任。
汉宣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就开始任用宦官执掌机要,弘恭被任命为中书令,石显则被任命为了中书仆射,成了弘恭的副手。当时的弘恭和石显虽然身居高位,但还不敢为所欲为。汉宣帝去世后,太子刘奭即位,也就是汉元帝。由于新皇帝疏于朝政,就给了石显和弘恭钻营的机会。不久后,弘恭去世,石显继任中书令,他一方面对汉元帝阿谀谄媚讨皇上的欢心,一方面独揽朝政为所欲为,朝中若是有大臣稍微有违背他的意愿的就会被他网罗罪名革职查办。他的嚣张跋扈就遭到了一些正义之士的反对,同一时期的老臣萧望之,周堪等人为了限制以石显为首的宦官横行朝野,就向汉元帝上奏,请求罢免中书省里的宦官,但汉元帝不当一回事。这就使得石显的野心进而膨胀。他指使党羽诬告陷害萧望之阳谋杀害车骑将军史高,并且引诱汉元帝罢免萧望之的官职,又想尽办法阻挠汉元帝想要召回萧望之的想法。在他的鼓动下,汉元帝下诏书捉拿萧望之,萧望之最终因为不堪受辱,服毒自尽了。
萧望之死后,汉元帝很后悔,就重用他的好友周堪。周堪上任以后,就推荐自己的学生,张骞之孙张猛,张猛年轻有为又才华出众,汉元帝对其委以重任,于是石显又设计陷害张猛,差点让他丢了性命,又让党羽在汉元帝面前说周堪坏话,汉元帝听信了,最终把周堪贬为了河东太守。
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石显作恶多端,等到汉元帝驾崩以后,石显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汉成帝刘骜即位,他很讨厌石显,就重用外戚,他用明升暗降的方法任命石显做了一个管车马的官。这时,石显原先的走卒,丞相匡衡和张谭等人联名揭露石显过去所犯下了罪行,石显被贬回到了故里,在中途忧闷而死。
为什么唐朝宦官权力巨大,并且能掌握军权
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现象比较严重的朝代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东汉、唐朝和明朝。其中尤以唐朝最为特殊,东汉的宦官是和外戚交替利用皇帝夺权,明朝这是宦官假借皇帝的无上权威专权,而唐朝的宦官则是自成一系凭借手中的军权专权。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宦官集团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究其原因就是牢牢掌控了军权。
安史之乱是唐朝宦官专权之始
唐初的宦官权力不大,也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宦官。到了唐玄宗时期,高力士成为了第一个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宦官。但是他也仅仅是因为唐玄宗的信任,加上唐玄宗晚年的怠政,使高力士较为得宠,从而借用了唐玄宗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他还远远达不到专权的地步。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亡入蜀,路途中太子李亨离开队伍北上灵武组织平叛。并在到达灵武后不久遥尊唐玄宗李隆基为太上皇,自己登基称帝组织战时政府。在此期间一直追随他的李辅国出力甚多,由此李辅国掌握了不少权力。李亨即位之初,李辅国就被拜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始掌握一定的兵权,收复长安之后,李辅国又受命组织类似明朝厂卫特务机构的“察事厅子”,进一步掌握了特务监察权。
肃宗皇帝晚年,张皇后意图废黜太子重走武则天的路子。在关键时刻,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李辅国出面保住了太子李豫,也就是后来的代宗皇帝。于是李辅国再次因为拥立之功子在代宗朝获取了更大的权力,甚至唐代宗都要称呼李辅国为尚父。骄横跋扈的李辅国甚至对唐代宗说:“大家(皇帝的俗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后来唐代宗通过封王的手段明升暗降夺权,同时利用宦官的内部矛盾,夺走了宦官掌握的的部分禁军兵权,再用刺杀的手段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李辅国。
但是此时的唐朝宦官还没有后来的自成一系,只是李辅国等几位宦官因为个人的际遇攫取了较大的权力。但是正是安史之乱的影响,使得宦官势力在唐朝开始冒头。
神策军:唐朝宦官的专权的最大倚仗
神策军是唐朝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军队,也是中晚唐时期宦官得以专权的最大倚仗。
神策军本是唐朝名将哥舒翰在西北与吐蕃作战时组建的一支边军,成军于公元754年,一年后安史之乱爆发,随后被唐朝政府调回内地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作战。
公元759年,唐朝政府组织的九节度围攻安庆绪的相州之战惨败,当时参战的神策军随同唐肃宗派出的观军容使鱼朝恩退回陕州。而此时神策军的大本营已经被吐蕃乘虚而入占领,无家可归的神策军就被鱼朝恩接纳,从此跟随鱼朝恩在陕州驻守。
公元763年,吐蕃进犯长安,唐代宗逃入陕州,鱼朝恩和他的神策军参与护驾,由此鱼朝恩获得了唐代宗的信任,成为唐代宗身边新的宠臣权宦。神策军也跟随鱼朝恩进入京师长安,成为驻守长安的禁军。
但是鱼朝恩之于神策军是私恩,因此在他死后,神策军的军权就回到了唐朝政府或者唐朝皇帝的手中。但是到了唐代宗之子唐德宗时期,又爆发了一场泾源兵变,唐德宗仓皇出逃,结果舍命随行的只有身边的宦官,由此唐德宗对文武大臣都不再信任,兵变平息之后,唐德宗将神策军的军权交由身边的宦官,从此神策军的军权由宦官掌握逐步形成定制。
神策军后来成为了宦官掌握的专属军队,而且唐朝政府在关中的其他军队,尤其是禁军的其他部队都被消耗的七七八八,而神策军由于本身出自边军,战斗力较强,加上两次动乱中都护驾有功,因此神策军在两次动乱之后都进行了大规模扩充,成为了唐朝政府直辖的最强部队和掌控京师长安的禁卫军。
甘露之变:宦官专权达到顶峰
掌握了禁军和唐朝政府最具战斗力的神策军之后,宦官在唐朝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自成一系与皇权和官僚政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中晚唐时期唐朝政府内部的痼疾。
此后宦官专权的情况引起了不少唐朝皇帝和文武大臣的不满,由此唐朝政府也出现了针对宦官的斗争。较为典型的就是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这两次反宦官的斗争都以唐朝皇帝或者朝臣的失败而告终,尤其是“甘露之变”的失败使唐朝的宦官专权走向了顶峰。
在甘露之变中,侥幸逃出的宦官头目仇士良派出神策军报复参与“甘露之变”的朝臣。但是后来报复行动很快就扩大化,不少没有参与的朝臣和平民都遭到了神策军的屠杀。时间长达一周的血腥杀戮之后,唐朝政府反抗宦官专权的力量遭遇重创,从此宦官开始凌驾于皇帝和文武官僚之上,此后无论皇帝还是朝臣都不得不受制于掌握神策军军权的宦官集团。同时宦官集团也通过神策军牢牢控制京师长安甚至整个关中地区的局势。
终结:起义与藩镇
随着“甘露之变”的失败,宦官与朝臣的斗争逐渐变少,因为大多数朝臣都已习惯听命于宦官集团,两者的尖锐矛盾也得以变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享受宦官给予的丰厚军饷以及有战斗力的边军士卒纷纷老去。新招募的神策军迅速腐化战斗力急剧下降。到了黄巢起义军攻入关中时,神策军已经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击溃,而唐朝政府只好再次向外部求援。
而这一求援,各地方崛起的新军阀势力就涌入关中,镇压起义之后,这些新军阀势力就成为了割据一方的新藩镇势力。失去了神策军的宦官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宦官和官僚政府的斗争重新激化,而双方为了压制对方都不得不依靠掌握兵权的新藩镇势力。而这些藩镇势力的参与,很快就让宦官集团和整个唐帝国陷入崩溃。
到公元903年,朱温领兵拥唐昭宗回京之后,立刻快刀斩乱麻将整个宦官集团全部诛杀,唐朝的宦官专权问题也得以一次性解决,但是此时离唐王朝覆灭已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