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但为何就是不能完成北伐，收复山河
- 二战轴心国包括哪些国家这个轴心是如何形成的
- 对于当今美国，可以用哪些成语来形容它
- 鲁迅为何评价郭沫若是“天才加流氓”
- 有哪些语落惊风雨的句子
- 古今国内哪个地方文人最多
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但为何就是不能完成北伐，收复山河
谢邀！这个问题又涉及到赵构和秦桧的罪行，为什么说秦桧是一个奸臣？正当岳飞的军队节节胜利，军威大振，金兵闻风丧胆，北伐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金国和秦桧却暗中串通，让秦桧害死岳飞，秦桧出于贪生怕死，求荣不昔卖国，处处在赵构面前挑拔离间，使赵构十二道金牌调回岳飞，制造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使北伐战争半途而废。韩世忠听说岳飞被害，也是悲愤万分，因秦桧势大，也只能伤心落泪，无心抗金。为什么秦桧被万民痛恨，被视为奸臣，其卖国求荣，使北伐失败，就是秦桧最大的犯罪行为。
二战轴心国包括哪些国家这个轴心是如何形成的
二战时候的轴心国，包括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三个强国。当然在其外围还有一些各自的仆从国，比如匈牙利等。
这个轴心国的建立，完全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三个列强国家，要么战败，利益被战胜国剥夺，要么虽然身为战胜国，但是在国际体系中仍然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和地位。
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三个国家国内经济日益衰落，而意大利则在这场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就已经不景气了，所以在经济危机之下，三个国家国内都产生了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最终演变成法西斯主义。
在意大利和德国，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为代表的独裁者夺取了政权，他们先是通过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展示自己的力量，后来又与大资本家苟合，以反共为名绞杀社会主义运动，最终上台成为国家的独裁者。
而在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国内原本就有很大权力的军部就开始独走，逐渐架空政府主导日本的内政和外交。日本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军国主义化。
总而言之，三个国家国内的民主体系，要么被破坏，要么压根就不存在，缺乏对外扩张的制衡，而且这三个国家对共产主义运动也深深痛恨，以反对社会主义为基础，这三个国家结成了同盟，这就是轴心国的产生。
在它们结盟之后，就发动了二战，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对于当今美国，可以用哪些成语来形容它
自作自受，多行不义必自毙。
如果说特朗普当选总统，一是群好事者载入黔地的黔之驴，那么，拜登老头挖空心思夺得的这个总统宝座，就是自己奉献给美国腐朽政坛的小肥羊，而且是自己亲自爬上了烧烤架，对世界散发着糊臭，给美国政坛和社会释放着“清香”，总统把自己都烤了，他的团队和国家，不会有多美好的前景和未来。
新冠疫情失控，经济复苏镜里观花，社会撕裂加骤，特朗普穷追猛打，盟友体系尔虞我诈，印钞大业出师不利，拜老头八面玲珑的三观尽毁，焦头烂额，动辄下跪礼拜，八十岁的老翁倒底图个啥？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战事，赢了战场，输了战略，让美国信誉扫地，输了个一丝不挂，今天这种结局，是美国政客们几十年来，亲自刨下的深坑，自食恶果，一点都不意外。
一届政府不把心思放在内治上，成天想着坑害他国，印钞掠物，穷兵黩武，就已经走上穷途末路了，衰亡只是时间问题。拜登政府执政半年多的表现及作为，世界有目共睹，就他干的那些恶心事，除了日英加澳欣赏追随之外，几乎再没有其它国家上当和尾随。一心想称霸，怎奈为恶多端气数尽，事与愿为毁自身，若不及时悬崖勒马，必将自毁前程，追悔莫及。
鲁迅为何评价郭沫若是“天才加流氓”
1932年8月，一场特别的“隔空骂战”引发轰动，当时鲁迅在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那他们到底有什么“血海深仇”呢？
其实，从公开的资料来看，鲁迅与郭沫若没有任何私人恩怨，甚至他们两人终生都没见过面，之所以如此针锋相对，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文学上的主张与政治态度不同导致的。
也就是说，最初只是一场文学上的论战，只不过后来愈演愈烈，才出现了人身攻击，而这场论战是郭沫若主动挑起的，所以他挨骂也算是咎由自取。
100年前，并不像今天这样发达，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新型媒体，最常见的就是报刊和杂志，人们也是通过报刊杂志，来获取最新资讯的。
那个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先后出现了多次重大学术思想论战，而文人之间的论战，当然也是通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来展开的。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嫉恶如仇的鲁迅，面对屡屡挑衅的郭沫若，只能被动应战，两人通过报刊杂志，彻底隔空杠了起来，下面我们就回到那段历史之中。
时间回到1928年，当时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满怀期待地打算与著名的“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来到上海，就遭受到了猛烈的轰击。
攻击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创造社”成员，当时创造社的干将冯乃超、李初梨等人，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观念早已过时，甚至登不上大雅之堂。
于是他们率先发难，公开发表《艺术与生活》等文章，猛烈抨击鲁迅，以防止鲁迅成为，他们发展文学思想的绊脚石。
本来如果鲁迅不接招的话，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鲁迅可不是好惹的，虽然初到上海，毕竟已经屹立于文坛多年，有着丰富的“骂战”经验。
所以他很快就整理好思路，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应，宣布与“创造社”开战。
鲁迅的文学功底有多强，历史早有定论，岂是冯乃超、李初梨之流能比的，所以随着鲁迅出手，“创造社”直接被干哑火了。
既然干不过，就得搬救兵，他们找到了“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说是元老，其实郭沫若年龄并不大，1892年出生的郭沫若，当时刚刚37岁，而1881年出生的鲁迅已经48岁了，两人相差11岁。
当时，躲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见兄弟们找自己帮忙非常兴奋，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很享受，于是他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重担”，并亲自操刀，炮制了一篇名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奇文。
这篇文章把鲁迅批得体无完肤，郭沫若在文章中说，鲁迅是“不得志的法西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份子”……诸如此类的词，实在不堪入目。
郭沫若的这种行为，直接将当时普遍存在的“文学论战”，转化为人身攻击，而这种从“论战”到“骂战”的转变，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鲁迅的反击。
正所谓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一众吃瓜群众，都准备好了小板凳，随时等着“好戏”开场，就连报刊杂志社的，也在时刻关注着鲁迅的动态，因为鲁迅接下来的反击，肯定会给他们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可谁也没想到，嫉恶如仇的鲁迅，让他们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32年8月，才对郭沫若予以回击，大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那这段时间，鲁迅到底在干什么呢？难道他怕了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特意查了一下，鲁迅在那段时间的动态，1929年9月27日，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1929-2011）出生。
可如果仅仅是因为儿子的出生，使鲁迅回归家庭，停止了反击，绝对解释不过去，因为鲁迅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其实，当时鲁迅正忙着与文学家梁实秋，打一场更大的“文学论战”。
而这场“文学论战”，远比与郭沫若的论战，要激烈得多，甚至可以用“旷日持久”来形容，鲁迅和梁实秋在以1930年为中心的八年论战期间，双方先后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总字数达40余万字。
双方的论战，涉及文学、教育、批判、政论、翻译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包含了翻译理念、人性讨论、阶级立场、普罗文学、文艺政策等多种内容。
总体来讲，双方论战还是比较严肃的，但也穿插着人身攻击，比如鲁迅在1930年发表的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把梁实秋骂得体无完肤。
（如果感兴趣的话，建议读者朋友们，可以看看这篇被称之为，“现代文学论战名篇”的文章。）
很显然，梁实秋是“骂”不过鲁迅的，最后只能无奈地“偃旗息鼓”，不过就是不知道，梁实秋能不能像他之前发表的文章《我不生气》中所说的那样，做到心如止水。
其实，在那个时期，文人之间的论战是很普遍的，虽然双方可能言辞犀利，但并不会结为死敌，也不会掺杂个人恩怨，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有时候双方骂着骂着，还会结为联盟，一起骂第三个人。
比如，曾在1928年攻击过鲁迅的“创造社”干将冯乃超，其实，是他先骂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的，在梁实秋反击冯乃超后，鲁迅觉得冯乃超说得有道理，又顺着冯乃超的思路，继续骂起了梁实秋。
而鲁迅本人其实并不喜欢“骂战”，有的时候，真是被逼得没招了才反击，他曾说过：
“往往别人给我十刀后，我才还他一箭。”
鲁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但笔者在这里不得不说，鲁迅的“一箭”，往往比别人的“十刀”还厉害，不但伤害性巨大，侮辱性更是极强。
但鲁迅从来不是为了骂而骂，就像鲁迅自己说的那样，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反击，鲁迅在关键时刻，永远都是会考虑大局的。
比如，鲁迅后来考虑到，他和郭沫若虽然思想上有分歧，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主动放下个人恩怨，于1936年8月，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写道：
“我和郭沫若等人，或曾相识，或未曾见过一面，或从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我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
从文中，不难看出鲁迅襟怀坦荡，而当鲁迅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发表文章，予以积极回应，郭沫若说：
“先生（鲁迅）实在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人，我因此也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即将到来。”
不过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曙光到来的那一刻，因为两个月之后，鲁迅就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了，终年56岁。
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郭沫若连夜写出了一篇，名为《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追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称鲁迅的死，是“不可测量的重大损失。”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郭沫若觉得，还是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悲伤之情，于是紧接着，他又用日文写了一篇名为《坠落的一个巨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情真意切地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地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的是，我已经有年纪了，恐怕不能恭维得尽致。”
郭沫若嘴上说，“不能恭维得尽致”，但他在行动上，却做到了恭维得尽致。1936年11月3日，我国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为鲁迅先生举行悼念活动。
郭沫若听说后，立即赶往现场，并当众对大家说，他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来参加追悼鲁迅活动的，说完之后，郭沫若还在现场高声呐喊：
“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
虽然当时全国都在悲痛地悼念鲁迅，但郭沫若的表现，明显非常反常，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郭沫若是在“蹭热点”，甚至还有人评价郭沫若之所以能成为文坛的“常青树”，就是因为他太会“审时度势”了。
那我们说完了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恩怨，下面我们就重点说一下，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是否正确，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这句“天才加流氓”，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郭沫若的一生。我们先说“天才”这个评价，郭沫若成名时间早，跨越时间长，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他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精通英、日、德、俄等多国语言，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可以说那一时期的各种重大事件，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
但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巨匠，为什么会被鲁迅称之为“流氓”呢？就算他的研究出现过一些失误，乃至在考古方面饱受争议，最多也只是学术上的问题而已啊？
其实，之所以称他为“流氓”，主要是他在感情上太过“丰富”了，甚至可以说是滥情，如果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就是一个“渣男”，下面我们就具体说一下，郭沫若“丰富”的感情经历。
1912年，21岁的郭沫若，在父母的张罗下，被迫与发妻张琼华结婚，由于是包办婚姻，接受了新思想且叛逆的郭沫若，对张琼华没有丝毫感情，两人只在一起生活了五天，郭沫若就离家出走了。
由于两人始终没有离婚，所以张琼华一直住在郭沫若的老家，为他守了68年的活寡，直到1980年去世，也没有等到郭沫若的回心转意，更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而郭沫若只在1939年回老家时，看过一次张琼华，据说当时郭沫若见到张琼华时，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我们接着从1912年说起，郭沫若离开家乡后，于1914年赶赴日本留学，在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医科，1918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医学。（郭沫若最初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
郭沫若虽然有原配夫人，但颇具“浪漫主义”风格的他，到日本后也没闲着，看到美女肯定是要追的，至于原配夫人嘛，反正不喜欢，他也就当做没有。
时间来到了1916年8月，郭沫若偶然间，认识了一位22岁的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并对她一见钟情，当时郭沫若25岁，于是郭沫若就对佐藤富子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当时佐藤富子在东京，而郭沫若在冈山，两地相距600余公里，但距离阻隔不了郭沫若的热情，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写情书。
随后，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两人就相互写信四十多次，最频繁的时候，两人一周就写了五封信，而这些信大多都是郭沫若写给佐藤富子的情书。
这些浪漫的情书，让从未见过如此优秀才子的佐藤富子异常激动，佐藤富子的内心彻底被郭沫若俘获了，比如郭沫若在第一封信中，就曾这样写道：
“你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你的脸上放出了圣光，你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你的嘴就像樱桃一样，我爱上了你……”
就这样，佐藤富子彻底被郭沫若忽悠迷惑了，她不顾家人反对，仅仅相识四个月后，就在1916年底，从东京来到了冈山，与郭沫若过起了同居生活。
郭沫若特意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郭安娜”，同居期间，她承担了一切家务，悉心照料起郭沫若，还为郭沫若生下了四子一女，当时郭沫若非常穷，可郭安娜没有任何抱怨，始终跟随着郭沫若。
等到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郭安娜又带着孩子，跟随郭沫若来到了我国，回国后的郭沫若，由于弃医从文，所以收入很不稳定。
但郭安娜依旧任劳任怨地支持郭沫若，不畏辛苦与危险的跟随在郭沫若身边。1928年，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并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被国民党通缉。
吓坏了的郭沫若，连忙带着郭安娜和孩子，逃往日本避难。在日本避难期间，郭沫若认识了一位叫于立忱的中国女留学生。
于立忱由于在1934年得了肺病，就来到日本治病，同时担任《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住在东京郊区一带，而郭沫若此时也住在那附近，所以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
据说由于两人来往频繁，让郭安娜非常不安，而于立忱一直痴情于郭沫若，但又无法与郭沫若在一起，只能在1937年初，从日本东京返回上海，由于病情加重以及相思之苦，使得于立忱抑郁起来。
于立忱于1937年5月自缢身亡。（有传说，是郭沫若把于立忱肚子搞大了，又抛弃了于立忱，才导致于立忱自杀的，不过从后来于家的反应来看，应该是谣传。）
那于立忱死后不久，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郭沫若立即动身离开日本，返回国内参加抗战，不过这一次，他是不辞而别的，并且把郭安娜和五个孩子留在了日本。
而当郭沫若在1937年7月27日下午，顺利到达上海后，日本方面才获知此消息，连忙逮捕了郭安娜，并对她严刑拷打，一段时间后，才把郭安娜放了出来。
自此郭安娜就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难度日，由于她特殊的身份，加上早年为了郭沫若与父母决裂，所以根本没有人帮她。
她只能依靠自己，带着五个孩子，在日本艰难度日，而郭沫若在这期间，甚至连问都没有问过郭安娜和孩子的情况，就这样郭安娜独自带着孩子，在日本度过了十一年。
时间来到1948年，郭安娜偶然间获得了郭沫若的消息，兴奋的她终于看到了希望，连忙带着五个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找郭沫若，可让她奇怪的是，郭沫若始终对她避而不见。
也直到此时，郭安娜才知道，郭沫若早已娶了妻子，没有办法的郭安娜只能无奈地说了一句：“我走……”可当时的情况，她又能走到哪里呢？
最后，还是在政府的关照下，郭安娜成功地加入了中国国籍，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在大连定居，加入我国国籍后，郭安娜很少与外人来往，更不会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她也一直没有见到郭沫若，直到郭沫若去世的前一年（1977年），郭安娜写信给郭沫若，说两个人都已经垂垂老矣，希望无论如何都要见上一面，这才有机会见了一次郭沫若。
1983年，郭安娜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正好赶上她90岁寿辰，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专门为她祝寿。
1994年8月，郭安娜病危时，将自己的全部财产—500万日元捐给了我国政府，同时她还表示，她要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她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随后，郭安娜平静地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她虽然没有跟郭沫若一直走下去，但她跟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一样，都是非常长寿的。
那说完了郭安娜，我们接着说郭沫若的恋情，时间重新回到1937年，郭沫若离开郭安娜和孩子没多长时间，就认识了21岁的于立群。
这个于立群就是于立忱的胞妹，（有传说，郭沫若是在于立忱的葬礼上认识的于立群，不过根据于立忱的死亡时间，以及郭沫若的回国时间来看，应该是谣传。）
由于当时于立群经常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演出，所以她与郭沫若的交集也就变得多了起来，而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于立群时，就又一次产生了一见钟情的感觉。
按照郭沫若后来的说法，他仿佛从于立群的身上，看到了于立忱的影子，加上于立群此时将姐姐于立忱生前，写给郭沫若的诗，交到了郭沫若手上，更是让郭沫若非常激动，郭沫若后来对身边的人说：
“我有责任保护于立群，我要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这就是对于立忱最好的纪念。”
虽然，此时郭沫若已经45岁，足足比于立群大了24岁，但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并于1938年正式结婚，后来于立群为郭沫若生下了四子两女。
而于立群也一直陪伴着郭沫若，直到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去世。半年后的1979年2月25日，于立群跟她的姐姐一样自缢身亡。而于立群的自杀原因，也跟她的姐姐于立忱一样，扑朔迷离。
（有传说，于立群在郭沫若死后，才知道姐姐曾跟郭沫若有过感情，所以精神上受到打击，进而自缢身亡，不过根据当年的情况来看，于立群应该至少在1937年时就知道此事，以此来看，应该是谣传。）
以上，就是郭沫若“丰富”的感情经历，所以笔者认为，鲁迅给郭沫若一个，“天才加流氓”的评价，丝毫没有任何问题。诸位对此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
有哪些语落惊风雨的句子
1、尘世里的留恋，莫过日月。日日追月，月月赶日。
2、天底下的执念，就如年岁。年年复岁，岁岁还年。
3、我在一弯新月里，读着翘首以待的四季。夏去秋虽隐，冬归春欲还。
4、去年一起去看过的那片海，捱过了时长的青黄，也不知我们洒落的回忆，来年它的痕迹，是否已随雨季漂流到他乡，还是仍执着地固守着原地？
5、等待如织。它就像一张无边无形的网，深邃而辽远，网尽了天下所有的，分合聚散，生生念念。
6、思念若海。它胶着在缠绕的情结里，跨越了烟波的浩渺，含蓄着无限的期许。
7、想象无羁，指向眺望的彼岸。它自始至终都令我们猜想着，一切的与你我有关，一切的与你我毫不相干。
8、早春的阔别，从遥远的地平线升起。深冬的回归，正在咫尺的天际响起。
9、趟过云间的情感，捎上心底的悸动，穿过雾中的清粼，那一声雨后尚未搁浅的呼唤，正径直奔你而来。
10、日子拿捏着丰欠。每一天都穿梭在日子里，过滤着软弱无力和精彩无限。
11、每一个日子，又奔波在每一天里，沉淀着咬紧牙关与想象无边。
12、生活清晰着人间。岁月催促着飘逸的时光，倾述着千里之行与始于足下。
13、时光惊艳着忘我的岁月，记录着点滴之恩和涌泉相报。
14、至美的动感，最是青春。它没有局限，只有昂扬地蓬勃和勇往地直前。
15、再长的赛道，也比不过青春的边长。再长的夜晚，青春也可以从来不打烊。
16、美好令人神往，它就是人生的剧本。简单的模仿，炮制出来的场景再现，只会是波澜不惊。
17、唯有经心的着墨与生活的润笔，塑造出来的情景，才能使每一个你，扣人心弦。
18、脸是心灵之窗。看似平淡如常的微笑里，却珍藏着家家那本难念的经。
19、每一个脸庞，都复写着洒脱之中的艰难。每一张面孔，又描摹着沉闷之中的辉光。
20、世事呈景。夜色苍茫中，窗外飘着韵味淡浓的乡愁。灯火阑珊处，街市游走着往来张弛的等候。
21、人间呈象。家就是酒，杯中盛下了远方。
22、入心的是年少之时，母亲那一声平和的叮咛。回味的却是成人之时，父亲那一声久违的感动。
23、玩世不恭的流沙，自由散漫成性，滑落在孤我的世界里。享受着空无的独行与狂欢，却无法在旷野中聚沙成塔。
24、风雨如人生，人雄风败，雨疾人衰。路途上不尽是风和日丽，阳光普照。事业场免不了起起伏伏，磕磕绊绊。
25、命运似风浪，你强风退，浪猛你弱。顺境之时，忘不了荆棘丛中盛开的鲜花，掌声喝彩之后的清醒和自勉。
26、逆境之时，缺不了带痛的甜和掺咸的涩，迎难再战之后的鞭策与自律。
27、风发于朝晖里的日升，天色渐温，大地回暖，草木含羞，山水萌动。匆匆行囊，便从此开启了流连忘返的崭新一天。
28、日隐于牧歌中的意动，潮汐吐纳，长河雅致，万物清悠，岁月静谧。点点星火，便由此点燃了念念不忘的万家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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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国内哪个地方文人最多
生我养我的家乡抚州，古今文人最多。
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置临汝县，即现在的临川区。公元23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隋文帝开元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实现全国统一，废郡扩州，平陈总管扬武通奉命安抚临川郡一带，将临川郡改为抚州。
抚州是江右古郡，自古就有“襟领江湖，控带闽粤”之称。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誉称。抚州是国务院确定的海峡西岸经济区20个城市之一， 是江西省第一个纳入国家战略区域性发展规划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原中央苏区重要城市之一。 抚州是国家园林城市，人均公园绿化面积达到16.6平方米，城市绿化率达到43.4%，环境综合评价居全国第七、中部第一，森林覆盖率高达64.5%，境内的资溪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5.9%，被誉为“天然大氧吧”。“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临川赞美的千古绝唱。
纵观历史，古临川治属相当于现在抚州市的绝大部分，并囊括了庐陵、豫章、瓯闽部分。东连吴越，西接潇湘，南控闽粤，北襟江湖，横跨吴、越、楚三地，为古代通往闽粤沿海地区的要冲。这里，地气殊异，山川炳灵，林奇谷秀，水绕川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江山形胜而人稠勤富，交通便利而商贾常行。荆楚、吴越文化交汇于此，中原、闽粤文化滋润其中。秀美的风光，发达的农业，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灿烂的“临川文化”。
魏晋以来，特别是两宋以后，临川古郡，抚河两岸，名人辈出，文事昌盛，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临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大量涌现的生动写照。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宋代，江西出的进士全国最多，尤其以吉安、抚州为最，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揭猛、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揭暄、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揭重熙、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而且档次高，成就大。《中国名人辞典》一书收入的“临川才子”高达134 人，这还不包括被汉武帝赐封安道侯并赐姓名的揭猛和他的后裔揭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共收录了1296人，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几乎占三分之一。“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巩、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有谢逸、谢过、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全国两宋词人867人，江西为153人，而抚州就占44人。流传千古的《全唐诗》中，临川诗人的作品被收入。实行科考制度后，自宋至清，临川人在科举考试中共录取举人1029人，进士731人。著书立传的学者有300多人，著述481种，5580多卷，其中65种770多卷被列入《四库全书》。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大文豪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明末清初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天文数学家揭暄，等等，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文化之邦，才子之乡，常是名人、墨客聚会之地。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学士到临川（抚州）任职和宦游。东晋王羲之、南朝谢灵运、唐朝颜真卿、南宋陆游等，曾在这里为官；宋代诗人黄庭坚、梅尧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常驻。《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袭封临川王。这些名人、学士在临川都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光添彩。
近、现代史上，抚州的政界要员、科技名流、文坛巨匠、音乐明星、留学博士同样各领风骚。黄禄祥、饶毓泰、周建屏、赵醒侬、傅烈、游国恩、肖涤非、舒同、李井泉等，都是抚州人氏。他们超群拔萃，卓有成就，为丰富和推动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才乡代有才子出”，“临川神童今朝多”。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类学校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学生147人，仅临川一中、二中被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就有62人，在国外留学20人。出现了像临川县河东乡农民武进兴的“大学生之家”（6个儿子，5个考上大学，1个考上中专），临川县罗针乡朱家村的“大学生之村”（全村总人口240人，拥有大专以上学生40名）。兄弟出国，姐妹留学，一家五个儿女出了三个博士、两个硕士。东乡区一户黄氏人家“一门三主席”，一个儿子是省政协主席、一个儿子是市政协主席、一个儿子是区政协副主席。这类现象在抚州屡见不鲜。1984年以来，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数、理、化三科大赛中，共有2284人次获奖。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获全国二等奖的365人次，获全国三等奖的740人次。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此为“临川现象”。
我普查了一下，抚州文人都是些什么大家呢？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天文数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词人、散文家、理学家、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西学家、地理学家、方志学家、戏曲活动家、书法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小提琴演奏家，等等，近现代抚州文人有由文转理的迹象，如近代涌现了物理学家、化工冶金专家、纺织工程学家、纺织工业管理专家、切削加工和刀具材料专家、铁道机械工程专家、技术教育家、金属物理学家、理论化学家，等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文艺、天文、地理、数学、理学、西学等10多个领域。
下面介绍一下抚州名人雕塑园十大主雕人物：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北宋临川人，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出身小官吏家庭，为人特立独行，读书过目不忘，二十一岁中进士。曾任地方官多年。熙宁年间升任参知政事，两度出任同平章事（宰相），主持在全国推行新法改革运动，并指挥宋军大破吐蕃获熙河大捷。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见识超群。其诗歌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尤精于绝句。存世有《王临川集》一百卷及《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汤显祖(1550- 1616)，字义仍，晚号若士、茧翁，临川人，明末杰出戏剧家、文学家，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生于书香门第，精古文诗词，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三十四岁中进士。曾任太常博士、主簿、主事，因抨击朝政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遂昌知县。又因触怒权贵而招非议，愤而弃官归里，淡泊守贫，潜心创作。著有《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临川四梦”，乃世界戏剧艺术珍品。另有诗作《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一卷、《问棘邮草》二卷，及导演学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传世。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家道中落，在困境中勤学苦读，三十八岁中进士。先任齐、襄、洪、福、明、亳、沧等州知州，后任史官修撰、中书舍人。从政以仁为本，兴利除弊，抑强扶弱，颇有政声。离任齐州时百姓以“绝桥闭门”方式挽留，并修建曾公祠供奉。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流行于世。诗有四百余首可赏。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临川人，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人称太平宰相。七岁能文，十四岁以神童入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曾任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枢密使加平章事、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爱才重才，奖掖后进，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皆出其门下。一生写词万余首，大都以典雅华丽见长。仅存《珠玉词》一百三十六首，及清人所辑《晏元献遗文》。《全宋诗》收其诗一百六十首、残句五十九句、存目三首。《全宋文》存其散文五十三篇。
陆九渊 (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金溪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心学”创始人。出身九世同居宗族大家庭，自幼好究问根底，学术无师自通，三十三岁中进士。在靖安、崇安、荆门等地做过几任小官，事事躬行，政绩显著。一生潜心创立“心学”，八方讲学授徒，弟子多达数千人。曾与好友朱熹就“鹅湖之会”“南康之会”“临川评论之争”“无极太极之辩”等展开学术大争论。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以“陆王心学”风行于大江南北，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有《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传世。
揭暄（1613-1695），字子宣，号韦纶，广昌人，明末清初著名军事家、哲学家、天文数学家。早年举义兵在闽赣边境抗击清军，兵败后隐居不仕，精思于科研，并讲学于豫章、青原书院。其耗五十年精力写成《璇玑遗述》巨著，独立提出天体自转思想。其《揭子兵经》一百篇、《揭子战书》十七卷，被称为“异人异书”。尚有《揭子性书》《揭子昊书》《揭子二怀篇》《道书》《射书》《帝王纪年》《揭方问答》《周易得天解》《星图》《星书》《火书》《舆地》《水注》《天地太观图》等，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数学、岐黄各个领域。
乐史（930－1007），字子正，宜黄人，北宋著名地理学家、方志学家、文学家，抚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仕宦六十余年，先后任著作郎、太常博士、水部员外郎，及陵、舒、黄、商等州地方官，深得民心。从政之余，勤于著述。曾将被后晋卖给契丹之幽、蓟十六州，详尽记入北宋版图，激励人民恢复失土。采摭大量地理学遗产，作《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另著有《贡举事》《登科记》《孝弟录》《广孝传》《总仙记》《总记传》《广卓异记》《诸仙传》《神仙宫殿窟宅记》，并《杨太真外传》《绿珠传》等，共一千零二卷。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宜黄人，明代抗倭民族英雄、著名军事家、戏曲活动家。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研究兵法。初于南京城下亲率五百壮士退倭，闻名朝野。后巡抚福建、总督蓟辽、辗转全国各地抗倭，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主持军务近三十年，被史家称为“善任俞戚而建大勋”者。回乡时从台州带回海盐腔戏班，并将弋阳腔融入其中，形成最初之宜黄腔。著有兵书《说物寓武》二十篇、《谭襄敏奏议》十卷、《谭襄敏遗集》三卷、《军事条例类考》七卷，及《书经详节》《点将图》等文集。
舒同（1905-1998），字文藻，号宜禄，东乡人，当代书法大师，“舒体字”创造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第2届、第3届名誉主席，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年代历任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等职。建国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井泉（1909—1989），临川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部队。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历任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华北第三兵团政治委员等职。建国后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我认为，一个地方文人多的原因，与其经济发展有关。古代抚州除了文学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笔外，还曾经是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宋明时期，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所。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抚州商人是江右商帮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至城市止。既而察之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乡村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明朝抚州人艾南英曾自豪地说：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却在那里形成聚落（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这座万寿宫中，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名字就叫“抚州阁”。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还另外建有一座“抚州会馆”。自明代中期以后，流坑村的科举逐渐式微，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流坑人从周边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让流坑村再一次繁荣兴盛起来。
抚州多才子，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与其教育、水士即风水有关。这些问题留待以后阐述，在这里，我要重点介绍一下揭暄和舒同。揭暄是我的先祖，舒同是我的老首长，我是舒同的最后一任秘书。
先说揭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同时是军事家、哲学家的，我知道有当代的毛泽东和明末清初的揭暄；同时有军事著作又是天文学家的，我知道的有明代的徐光启和明末清初的揭暄；同时是杰出的军事家，又是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还是杰出的天文数学家、西学家的，我翻遍了史料，发现唯有明末清初揭暄一个人。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却遭到了历史上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竟然都没有载入揭暄，在南昌滕王阁主阁二楼人杰图中，收入的80位从先秦至明末的江西历代名人，也把揭暄忘的一干二净。如果不是揭暄有多部名著传世，可能揭暄早就被历史给抛弃到九天云外了。究其原因，原来揭暄是反清复明的一代战将， 揭暄是清朝统治阶级封杀的主要对象，被封杀了将近300年啊，所以鲜为人知。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在编写《清史稿》的时候，也许还是考虑到揭暄是抗清将领的原因，竟对他的抗清活动和为父报仇的事只字不提，只简略介绍了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不知是揭暄独特的人生经历、人格魅力，还是因为其著作影响实在太大的缘故，清朝思想家、史学家魏源等人硬是冒着被革职甚至斩首的危险，将他的兵学、天文学著作收入到《清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四库全书》等大型辞书中。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军事委员会将其《兵经百篇》印发部队官兵人手一册，为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默默无闻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揭暄，都有哪些伟大之处：
揭暄（1613～1695），字子宣，江西广昌人，世人尊称揭子。揭暄出身于将门之后，其始祖揭猛，原名史定，与南越国太子婴齐互为人质，婴齐到长安，史定到揭阳当首任县令，公元前一百一十一年，史定将揭阳和平归汉，并助汉收复了南越国，因功勋卓著，被汉武帝刘彻赐封为安道侯，并因邑赐姓为揭，因其作战勇猛赐名为猛。 揭暄是揭猛第57世孙，也是一位将军，参与领导了江西的抗清斗争，他汲取《孙子兵法》及明代之前历代兵法之精华，结合抗清斗争实际撰写的《揭子兵法》（原名《兵经》《兵经百篇》），江西布政使吴炳读后拍案叫绝：“此异人异书也！”著名天文数学家方以智、方中通称誉揭暄是“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申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的千古奇人。”“其论述出于大西诸儒之上。”李梦日、方中甫说：“交尽天下好友，不如交一异友。读尽天下好书，不如读一异书。”
揭暄是中国古代稀有的、杰出的军事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揭暄除了著有像《孙子兵法》一样的战略类兵书《揭子兵法》外，还著有被誉为古代战术百科全书的战术类兵书《揭子战书》，还著有阵法阵图和兵器制造类兵书《揭子兵略》，这在古代任何一位军事家中都是没有过的，可以说，揭暄是中国古代军事著述最为完备、最为系统的第一人。大家可以读一读历史，中国古代著有兵书的只有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韩信、张良、曹操、诸葛亮、李靖、刘基、戚继光、揭暄等12人，以战法传世的极少，与《揭子战书》有些相似的《草庐经略》《百战奇法》，其作者还无从查考；同时以兵法、天文学传世的，除揭暄外，我知道的还有徐光启；同时以兵法、战法、天文学、哲学传世的，只有揭暄一个人。《揭子兵法》是清代一部很重要的兵书，是清代后期影响很大的一部军事著作。它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揭子兵法》对于开启中国军事思想的近代化之路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说它是发展了的《孙子兵法》一点也不为过。书中一百个智慧谋略，体现了揭子博大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和谐思想。该书虽是兵书，但通篇贯穿着和谐思想，100篇中有40多篇讲到了和谐，为此，时任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曾撰文《和谐，是贯穿揭子兵法的重要思想》。该书在战争观、谋略、治军、用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揭暄对这本书颇为自负。他在《凡例》中说“七子之言，破碎杂出。”“此则补其缺，破其拘。”“七书所制者皆劣将，此书所制者皆能将。”没有真本事，何敢出此言！ 揭暄抓住了中国古典兵学的逻辑体系乃是概念范畴体系这个纲，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揭暄所述的百个概念范畴，为军事学上众多分支学科的建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吴如嵩少将说：“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中，其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古典兵学已经走向终结，面临新的阶段、新的技术即将诞生的前夜，一种要求建立新的军事学术体系的要求正在萌动，《揭子兵经》就是反映这种萌动的最明显的表征。”该书从三百多年前的手抄本至今已出版了数十个不同的版本。《中国思想宝库·论军事》收入的名句数量：孙子最多，揭暄紧随其后，吴子居第三。2008年4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揭子兵法研讨会上，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驻京大单位的我军高级将领和专家学者对揭子兵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足见《揭子兵法》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深远的影响力。
揭暄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天文数学家。中国清代44位科学家，揭暄名列第19位。揭暄有多部天文学、地理学著作传世。揭暄是中国清朝唯一一个绘出“月面图”的人。揭暄是中国清代最有影响的天文数学家。伽利略是西方第一个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徐光启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揭暄是江西第一个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为精察明辨宇宙的奥秘，揭暄博览群籍，考据精核。昼则运筹推步，夜则仰观星象。整个心思无时不在日月星辰间遨游神驰。经过五十几个春秋的拼搏，于1684年完成了《璇玑遗述》巨著。揭暄指出：“天在太虚，如一尘之举。地在天中，如一尘之停。”“天体圆，气亦圆，故所生之物必圆。竹木形长，长而圆；禽兽形横，横而圆；人身头面手足，具各种形而皆圆。天圆则地圆，天地圆则无物不圆。”揭子创立的“天外皆天，天内皆天”、“天球无数”、“无始无终”、“天地大矣，无边无际”的字宙无限论，否定了哥白尼关于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说法。其研究成果显然超出了哥白尼的研究领域。在西学刺激下，揭子以气本论为基础创造性地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宇宙体系——以元气漩涡说为核心的新浑天说。而且给出了动力机制。针对儒家格物和西方自然研究的一些不足，揭暄对元气旋涡、岁差、左旋、金水星的运动、潮汐以及西方的三际理论提出了独特而新颖的观点。这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非常独特的。在中国科学史和中西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在清初影响极大。以至成书之后“争传者几履满户外矣”。受康熙帝赏识的著名天文数学家梅文鼎读后，手抄其精语另为一卷，名为《璇玑尺解》，称其“深明西算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实为古今所未发。”并把他与汤若望（ＳCHALL VON BELL）、穆尼阁（N.SMOGOLENSKI）及王锡阐一起并列为当时四大天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鉴于梅文鼎在清代的地位及其对揭子著述的垂青，使得揭子的书后来一版再版。像揭暄这样能通中西而成一家之言的极为少见。时人对揭暄的赞誉不在于他对西学的吸取上，而在于他能超越西学有所发明创新。梅文鼎、方以智也是从他超越西学的角度来称赞他。方中通将此书看作超越中西天学的著作。无论比之中国的天学还是西方的宇宙论，它都是一部创新之作。故方中通又将此书命名为《写天新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石云里教授研究揭暄几十年，他称赞揭暄是中国古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一个异人。他说：揭暄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军事家。他的这种世界性眼光和这种超前的意识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与世界胸怀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研究他、纪念他的现实意义所在。在数学和地理等领域，揭暄亦有很深的造诣。日本《数学大辞典》还载有揭子的条目。此外，揭暄还著有《道书》《射书》《帝王纪年》《揭方问答》《天人问答》《周易得天解》《星图》《星书》《火法》《禹书》《舆地图》《水注》等，涉及军事、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岐黄等多个领域，真知灼见，甚为海内外学者所推崇，至今还有很多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揭暄的天文学、气象学乃至西学。
揭暄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揭暄有哲学专著《揭子性书》传世。揭暄的哲学思想还散见于他的其它著述之中。《揭子性书》是揭暄以传统心性之学为主题，综合儒佛道各家学说撰写而成的。该书由外及内，从宇宙到人心，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具有很好的系统性，是一部很新奇的著作，是揭子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揭子阐述了各种性的本质，并作了唯物化的解释，认为都是气的各种表现。指出：“真心即性，真性即心”。揭暄对古代的心性之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颇有异议，认为他们并没有渗透心性学之根本。在程朱理学中，“总天地万物之理”是太极，而万物中又各有太极；无极只是太极的极致，是无之中的至极之理。揭子认为这种理论太过简单，因此他在卷一中指出性始于虚初，之后依次为太虚、天天、天、天地……性根，然后才到性，之后为心，对宇宙到人心进行了细致的分疏。揭暄还对儒佛道各家经典的性命说进行了点评，指出其中的种种不足。揭暄认为，性理之学已经失传很久，他所要做的就是不避天地忌讳，阐明心性之学。揭暄不但对先儒性理之学提出了批评，在天学上也对前人多有不满，因此撰有《昊书》。《性书》的主题是心性之学，《昊书》则是言天地万物之书，正如作者所说，两书实相表里，应一起参阅。揭暄自认为他在这两部书中已把天地间的道理说尽。其友谢毓玄读其著述后顿有豁然开朗之感。在《揭子兵经》一书中，有很多篇章阐明了揭子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比如：揭暄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他认为风雨云雾是一种自然现象，其产生与社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为社会活动服务。揭暄明确提出了军事事物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他对军事上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强调我用计，敌亦用计，我变敌亦变，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高敌一筹，战而胜之。揭暄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主张以变制变，活用兵法。他认为阴阳、主客、强弱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于随机应变，因敌之巧拙，因己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
揭暄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西学家。揭暄的西学成就在清代是无人可以比肩的。他是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6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西学，揭暄既不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出于信仰全盘吸收，又不同宋应星、王夫之、杨光先等人自我封闭彻底排斥；既不同王英明、熊明遇不太加批判的吸收，也不同方以智的“浅尝辄止”，与游艺自然研究的庞杂。他在批驳西学的基础上超越西学并塑造自我，向更高更远更深的方面拓展，因而总是看人所不见，想人所不想，发人所不发。形成的兵学和宇宙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为罕见。所谓旁观者清，西学这个他山之石成为揭暄锻造自身理论的镜鉴。揭暄之所以在兵学研究上有过人之处，与他多年的作战实践和通晓哲学、西学特别是科技有关；而揭子的宇宙论明显优于同时代的人，又与他敢于怀疑和创新的儒将性格以及精通军事、韬略满腹和思想新锐敏捷有关。刘亚洲在《百岁空军》一文中说：“军事需要科技。科技反过来又推动军事革命。二者是双胞胎。”揭暄就是军事和科技这对双胞胎的化身，因而他的兵学和天文学著作才能别有创意高人一筹。《揭子兵经》、《揭子战书》、《兵法纪略》、《璇玑遗述》等经典著作，是揭暄在中国的军事、科学史上书写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将一个集军事理论、作战实践、宇宙论、哲学、科学、西学于一身的立体的揭暄展现在世人面前。
此外，揭暄还是中国古代一位奇特的孝子。揭暄生擒杀父之贼的父亲却纵之不杀。揭暄说：“父亦人父，吾不忍吾父，而忍人之父乎？”其“孝子之用心，不当如是耶。”1646年，揭暄的父亲衷熙与友人一同押运粮饷。途经白水镇时遇贼寇抢掠。危难关头，衷熙挺身而出，愤然喝道：“与吾友同办国事，吾义不独生，若释吾友固善，不尔，宁杀我。”遂用身体护在友的前面，强盗突然举刀刺来，衷熙与友一同遇难。揭暄的母亲万氏有知识懂谋略。得知贼将以其夫遗骸诱杀其子后，亲率数十名乡丁持刀枪火器，抬着竹筏夜袭敌所，夺得尸体后顺流疾归。此时，揭暄正“奉檄督兵于瑞金”。后来到了赣州，揭暄才得知父亲遇害。于是枕戈泣血，日夜图为父亲报仇。他百计环生，获贼父。人欲杀之为快，揭暄却让放人。后终将贼生擒，于大祥日缚贼至父亲墓前。揭暄哭拜于墓曰：“暄不孝，使父含冤地下。今雠在斯！雠在斯！敢以享父之灵！”揭暄亲手杀贼。“滴血洒酒于墓，以大快乡国。”其孝心及嫉仇可见一斑。这与抗击郑成功有功的福建巡道法若真杀贼为父报仇很相似。李梦日、方中甫感叹：“若成千古异孝，即此觇千古异人、千古异书。”
有奇男子而后有奇事业，有真学问而后有真文章。一部兵书可为王者师，一部兵法可以敌万人。揭暄心系宇宙，胸怀天下，由兵学到天学，从救世转而学理，虽然没有实现平治天下的宏大抱负，但其兵学、天文学、哲学等经典著作，至今闪烁着明亮的智慧之光，仍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其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和谐思想，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很好的借鉴作用。
大家说， 揭暄是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伟人？是不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一个异人？是不是值得我们大力宣传的伟人？
再谈舒同：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中国书坛，名家辈出。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0世纪，一度萎靡不振的书法受新思潮冲击，焕发了顽强的生命力并从低谷开始一路走高，舒同就是这一时期冲破“馆阁体”束缚、力求革新并形成鲜明个性风格的书法巨擘中的佼佼者。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一手握枪,一手握笔,将革命生涯和翰墨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为创建中国书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一般人的眼中，舒同出身行伍，一介武夫，可能没有多少文化。恰恰相反，舒同不仅很有文化，而且是一般文人难以比肩的大文人，是我军高级将领中的文化名人。
舒同如果不是参加革命几十年出没于战火硝烟，很有可能会成为像鲁迅一样的一代大文豪的。这不是耸人听闻，舒同家乡江西抚州自古以来就是出文学、戏曲、军事、科学等创新大家的“才子之乡”，如被列宁赞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北宋宰相、文学家、思想家、革新家王安石，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清代与汤若望、穆尼阁、王锡阐并列为世界四大天文学派代表人物的杰出军事家、哲学家、天文数学家揭暄，等等。而舒同，虽然没有成为一代大文豪，但却是当代发扬光大临川精神精髓——创新精神的第一人，他除了是革命家外，还是中国独创一体的书法革新家。
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舒同为党和军队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社论、文章和文件，观点鲜明，笔锋犀利,文字镌美，充满革命激情，颇有鲁迅文风。战时，中共中央曾有不少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文件，如《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等，就是由舒同起草，报经毛泽东阅批，然后“转发全军，照此执行”的。毛泽东称赞舒同是“党内一枝笔”，在很大程度上是夸舒同为党中央起草的这些文件写得好。可以想见，舒同的文采是卓尔不群的。
早在抚州师范学校读书时，舒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中，学习马列主义，结金兰学社，创办《师水声》刊物，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和新文化精神。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舒同在校刊上发表了《中华民国之真面目》一文：“向使我国早息兵戈，无分南北，合五大民族而为国，并四万万同胞而为治，居上者以惠下为怀，为民者以爱国存心，选贤任能，去邪除奸，则真正之共和可得，真正之平等可至，真正之自由可期，……若此岂不熙熙然为亚洲一大文明共和之国家也哉？！”此文深刻揭露民国统治者所谓“共和、平等、自由”的虚伪本质，发出了革命的吼声。舒同对国家和民族深深的忧虑以及对腐朽当局无情的声讨批判，对国家民族的理想期望，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相一致，这为后来舒同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舒同在寻找党组织的途中考上了南京国民党军校。在校刊上，舒同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一篇是寄托对孙中山总理逝世的悲痛与哀思，舒同以澎湃的革命气魄，召唤人们拭去眼角的泪珠，继承孙总理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反革命势力决战到底。参加红军后，舒同在枪林弹雨的夹缝中，以特有的文才作了有效的政治宣传工作，《遵义追击》、《芦花运粮》等文章不断发表在《红星报》上，加之战斗一路上写的宣传标语和口号，给予红军将士巨大的精神力量。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旬邑县，陕甘宁边区政府拟邀请前清翰林萧之葆出任边区参议员，萧老先生说：“共产党好是好，但没有文化”，一直婉拒。舒同奉毛泽东之命，用毛笔以毛泽东名义给萧老先生写了一封文言文的信，宣传我党统一战线政策，这位翰林见信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共产党有人才，毛主席给我写的那封信，不但文笔好，书法也好！”
同年8月，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访问红军第一军团部队时，所属第四师另有任务不能参加，时任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便代表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给斯诺写了一封信，派抗日统一战线科科长卢仁灿为代表带着信前往，还赠送2匹俘获的战马以方便他们采访并向国际报道红军抗日的真实情况。在信中，舒同说：“过去国际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因隔我们太远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对中国人民红军的斗争内容，多少有些怀疑和误会”，要求他们“将我们的斗争内容与实际表现广播给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消释他们的怀疑和误会”，呼吁“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给予同情与援助。”此信斯诺一直珍藏着，1972年他逝世后，为了表达他生前对同中国红军相处的那些日子的怀念，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将这封信的影印件赠给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带回了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抗敌报》社社长的舒同，在回复给日军指挥官的《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致东根清一郎书》中指出：“中日两大民族，屹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日国民所周知，而为日本军阀所不察”、“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文白相间，情文并茂，既厉声痛斥了日军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又深刻分析了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敌报》发表后，在日军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反响，据说后来有的日军投诚者，就随身携带这篇文章，说是受到教育才来的。此信被史学界称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对话”，是“对日本人民和日军官兵进行反战宣传的大文章”。
建国初期，舒同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解放日报》总编等职。这时候，毛泽东提议让舒同出任新华社社长或《人民日报》社社长，但被陈毅要到济南协助解决“向明问题”，事情办好后，华东局等都撤销建制组建各省委，舒同当选为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当社长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始终希望能把舒同放在宣传战线上，以充分发挥其“党内一支笔”的作用。1955年1月的一个深夜，毛泽东在济南接见舒同和谭启龙时，又要舒同赴北京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谭启龙强调山东情况复杂，舒同不能走.毛泽东说：“舒同当《人民日报》社社长，还可以兼山东省委书记嘛！”就在大家无言以对时，陪同毛泽东前来的杨尚昆打了个圆场，建议“此事回京再议。”
1958年，中共中央创办《红旗》杂志，最初拟定的编委，都是在京工作的领导同志和理论专家，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亲笔在编委名单上增加了三位在外省工作的第一书记：舒同、陶铸、王任重。
“文化大革命”中，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舒同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受到长达8年的残酷政治迫害。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971年，舒同公开书写了一篇《献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他说：“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还要高明，秦桧只知讲‘莫须有’三个字，而你们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虚构，捏造陷害……”，义正辞严，铁骨铮铮，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后人认为这是一篇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愤怒声讨“四人帮”一伙的战斗檄文。
1978年，舒同的冤案被平反后回到军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央军委军战史室主任，为军事科研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的研究编写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积极贡献。
说到文，不能不说说舒同独树一帜的“舒体”书法艺术，不能不说说舒同在当代书坛的历史地位和对中国书法的历史贡献。
舒同出生在文化底蕴深厚的东乡，东乡古属临川。临川自古以来涌现了不少文人墨客。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书法大家东晋的王羲之和盛唐的颜真卿都曾在临川任过职，“书圣”王羲之的《临川帖》即出于此时，颜真卿著名的《麻姑仙坛记》碑刻至今挺立在南城麻姑山上。王羲之特别是颜真卿的书法对舒同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厚今宜薄古，推陈必出新”。明清以降，中国书法几乎被“馆阁体”笼罩。所谓“馆阁体”，就是明代大兴“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物，其通病就是万人一面，千篇一体。舒同初入书坛，亦受“馆阁体”束缚，致使他在书写对联和匾额时受到制约。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加深，他逐渐窥破了“馆阁体”的弊端，并看到明清两代直至民国书风低落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机会让任何一个书法家或艺术学者去思考书法艺术发展史的任何问题，而舒同像投身革命一样断然冲出“馆阁体”的樊篱，致力于书法艺术的变革，以颜体的博大根基所孕育的“舒体”而独树一帜，这种在当时可谓“另类”的书风无疑是“馆阁体”书风的反叛。
“矢志逼潮流，书法壮人生”是舒同一生革命与书法的写照。舒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笔墨为武器，利用书法深厚的造诣为革命服务。他的书法生涯始终与革命生涯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为个人的艺术实践注入了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崇高的审美意义。清人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而舒同不只停留在“随时代”上，且强调要“逼潮流”。一个“逼”字表达了舒同进军书坛的决心和气魄。“舒体”七分半书的提法，正说明舒同的书法传统功力深厚，独创性强，经过了一个复杂的消化过程。舒同以其强烈的书法个性，在中国书坛矗立起一座时代的丰碑。
在戎马倥偬、军情火急的战争年代，舒同将革命火种和墨迹留在了长征路上、黄河之滨、宝塔山下。1936年红四师到达陕北旬邑县，舒同一手提着石灰桶，一手拿把大刷子，登上高高的梯子往墙上写标语。舒同个子小，穿的上衣扎了皮带后下面还有好长一截，腿上又绑了绑带，看不到多少裤子，从后面看去像个娃儿。舒同的字还没写完，下面观看的人就奔走相告。第二天，红四师召开军民联欢会，主持人宣布：“下面请红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讲话”。舒同往台上一站，台下一片哗然，大家纷纷议论，有的人还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这不是昨天写字的娃吗？”、“这娃儿原来是个大官啊！”舒同豪放、雄壮、大气、灵动的书法，成为一种精神的文化结晶，成为时代汹涌大潮的呐喊，成为民族灵魂的显现。现在我们虽然无法看到舒同在长征路上用书法宣传革命真理留下来的墨迹了，但从红军指战员送他“马背书法家”的雅号上，不难看出，舒同的书法艺术，在长征和革命征途中所发挥过的巨大作用。
建国后，舒同的字不胫而走，迅速遍布了大江南北。如“宋庆龄故居”、“全国农业展览馆”、“上海站”，以及难以计数的报名、校牌、厂名，特别是军校的校牌大多出自舒同的手笔，他的书法作品一时成为人民群众争相收藏的珍品，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人说，神州大地，处处都在为舒同举办着永不闭馆的个人书展。这都是因为“舒体”代表了当今文明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正大气象，体现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特征，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要求，因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20世纪90年代，“舒体”作为一种艺术字体，第一个以个人的姓氏命名进入电脑汉字系统。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进入电脑的“舒体”字，是在舒同无法亲笔书写情况下由他人代写的，这既为舒同的书法艺术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反过来因为它与舒同的字相差甚远，同时又损害了舒同的书法艺术形象。
舒同的书法实践植根于对传统风格和技法的继承以及富有个性的发挥。他从“二王”入手，上追秦汉，下摹唐宋，师古不泥古，博采历代百家书法之精粹，千磨万砺，独创“舒体”，为世人推崇，彪炳青史。舒同书法形成的独特面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有人说舒同的字有颜鲁公的功底，又有汉隶的韵味，好像脱胎于何绍基。舒同回答说：“都有一点，但都不是，我的字就是我自己的。”是啊，“舒体”就是“舒体”，它不是几种书体叠加，也不是某几个书家的模子的翻板，而是舒同在师古出新中别具匠心的一种创造。沈鹏评价舒同的字“有浓郁的碑意，参与帖的风致，雄健中不失萧散，规范中充满自由。有真气、有真意、有真趣。”
我拜舒同为师学习书法时，他劝我不要学他的字，说：“取法于上，得乎于中，取法于中，得乎于下，要向古人学，不但要学进去，还要走出来，就是古人说的要‘循门而入’，还要‘破门而出’，‘破门而出’是学书者的最终目标。”舒同的书法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它既从质直淳朴的古代书风特别是唐风中汲取营养，又从传统美学中“破门而出”，从而形成了与当代重美、重力度的社会审美情趣相适应的属于自己的风格。有一次，我问舒同为何有人说你的字是七分半书，他微笑着跟我说：“这是因为我的字，在用笔和结构上楷、行、草、篆、隶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加起来就是七分半了。但这只是现象，关键要兼收并蓄、熔冶一炉，形成自己的风格”。舒同的书法高扬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意识，具有弯弓盘马般的雄强气势，体现出一个革命军人书家所特有的健康人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情调。舒同书法具有一种独到的意气，这种意气迥别于一般文人出身的书法家的“书卷气”。“舒体”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莫不以强烈的力感出现，作品充斥着饱满的“张力”，洋溢着健康浪漫的激情。
隋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舒同对此很有感触，他曾对我说：“书法最重要的是筋骨，要形神兼备。”他不仅要求字有形质，更注重字的神采风韵，从庄严沉着中焕发神采。舒同喜用短锋狼毫，几乎笔笔中锋，讲求藏头护尾。其字如傅山所说“宁拙毋巧，宁朴毋媚，宁支离毋轻滑。”舒同楷行草兼善，榜书极佳。他作榜书时多以正面取势，左右重竖划而略呈圆弧形，外圆内方，显得格外扎实稳固，端庄伟岸而气象外耀，宽博敦厚，大气磅礴，充分显示了“舒体”特有的钟鼎礼器般的庄重感，赋予百步夺人之美的意境。舒同运笔如移山拔钉，于谦慎平和中显出刚毅之气，丰腴柔润中含有屈铁之力，端庄沉静中凝蓄着飞动之势。观之，字挟风霜，翰逸神飞，有“泰山岳岳之貌”。舒同用墨浓重是出了名的。这一用墨习惯于颜、何有关，点线浑厚，则更加突现了其笔力和结字的立体感。舒同强调，书法要反映时代精神，体现为人民服务，鼓舞人们奋发向上，还要借助于社会和大自然，高山流水，风动树摇，马跑鸟飞，人文地理，都可以触类旁通，取其神态气势运用到书法中去。人们说，看舒同的字是极大的享受，感觉每一个字都在动，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甚至有人说看到舒同的字会产生一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感。
刘熙载《艺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舒同书法的形成，与其天才、学养、阅历、勤奋、傲骨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不无关系。六七十年代，舒同处于人生政治生涯低谷，但书法却处于高峰期，这印证了“有所失必有所得”这句话。舒同从1960年因山东刮“五风”错误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下放到重灾区章丘县挂职蹲点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回到军队任职。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是舒同很不得志的时期，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的压力和生活的艰辛。作为职业革命家，突然被撤职、关“牛棚”，心中的寂寞和忧郁推可而知，这时候，挥毫作书正是他排遣心中积郁，浇淋心头块垒的最好方式。此时的书法，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寄托。故而在舒同字中才会有“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斗牛，筋骨涌现；忽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之意境。体现在舒同作品里的气魄雄厚，实在雅静，正气凛然的风貌，正是舒同敦厚豁达，求真务实，宁折不弯人品的真实写照。风格是人格的显示，反过来人格也决定了书法的风格。徐悲鸿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这种刚正不屈的性格，贯穿了舒同的一生，也成就了他的书法。1961年，舒同犯重病在济南千佛山疗养，这期间，他广交书画家关友声及诸多书画艺术界人士，潜心书艺，实践和理论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人们为了求舒同的字，争相磨墨，这便是“千佛山抢砚”的来历。以至文化大革命时，舒同写的“认罪”大字报贴到墙上后，第二天准不见了，原来是爱好舒同书法的人冒着风险“偷偷”揭走收藏了，“小将”们发现大字报没了，就要他重写，舒同权当练字，很乐意再写。“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大雪压青松，青松更高洁”、“汉柏凌寒”，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舒同那松柏般刚正威武的凛然之姿。舒同的人生价值和书法艺术的崇高境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铨释了“字如其人”、“立品为先”的道理。
“波动巨鳌没，云垂大鹏翻”。这段逆境，成为有着顽强个性与理想精神追求的舒同的书法艺术走向巅峰的推动力和催化济。80年代以后，舒同的书法达到了又一个高峰。由于政治上的解放，他的心情格外轻松愉快，表现在书法上显而易见的是逐渐脱去了追效前人的痕迹，数十年的技巧锤炼和艺术滋养，融化为崇高的审美目标，随着笔墨的奔走自然流露出来。舒同后期的作品，表现了一种正大气象，不仅在技法上炉火纯青、得心应手，而且个人风格贯穿于各种书体。行楷庄重生动，行草蕴藉酣畅，具有丰富深厚的内涵底蕴，在中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2001年，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在主办“20世纪中国书法展”后对舒同之子舒安说：“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书法，最能立得住的还是你的父亲”。时任中国书协秘书长谢云说：“回顾20世纪的书法史，有两位人物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一位是沈尹默，一位是舒同。在本世纪前半叶那段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低潮中，他们在不同的特殊位置上，拯救、绵延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书法”、“在爬雪山、过草地的年代，要在那烽烟迷漫的纵马驰骋之中，拥有艺术理想，实践艺术追求，舒同书法艺术的价值，如同金子般闪亮在历史的夜空，显得那样孤高。”舒同为书坛树立了一种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的管领时代春风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在舒同创作高峰时期是弥足珍贵的。
1959年，毛泽东六下济南，不住宾馆，却专与舒同别居一幢小房，除谈工作外，其余多谈论书法和诗词。舒同与毛泽东感情很深，因而其书作多抄录毛泽东诗词，就像王羲之写《丧乱帖》、颜真卿写《祭侄稿》倾注了情感一样，舒同在书写毛泽东诗词时情感自然流露在字里行间，为了充分表达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涵，展示毛泽东的人生境界，他打破了书风的界限，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契合了毛泽东诗词宏大、沉雄、苍茫、浪漫的风格。《沁园春•雪》是舒同的代表力作，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三行书”，作品突出体现了时代精神和“舒体”神采。有人称舒同为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的又一“书圣”，更有人认为“舒体”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中国当代书法的里程碑。
舒同一生勤俭，不抽烟，不喝酒，性温气和，外柔内刚，追求的是丰富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革命情操。舒同的字在四五十年代就开始流行，却从不炫耀，作品遍及大江南北，自己却没有留存，年届80岁才举办个展时的作品都是从收藏者手中借来的。舒同一生除了20年代在寻找党组织的途中靠“鬻字”筹集盘缠外，他的字千累万幅，珠玑遍地，却从未收过笔资报酬。记得我还是个小兵的时候向舒同求字，当时一个月才10元的津贴，因此什么也没有带，舒同不但给我写了字，还留我共进晚餐。
舒同在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发挥了“奠基人”、“挚旗手”的特殊作用。老一辈的书家都知道，今天中国书法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与舒同亲自领导创建中国书法家协会是分不开的。建国30多年后，全国相继成立了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十余个专业协会或学会，而书法却遭“冷遇”，迟迟不能成立。正当人们争论“书法是不是艺术”的时候，舒同在年逾八旬之际担当起历史重任，以他的文化实践，登高一呼，让政府承认了书法艺术的“法定”地位。1980年11月，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军事科学院程家花园7号楼舒同家里由舒同主持召开的。舒同不顾年迈体弱，上下通联，多方奔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以他崇高的威望和人格魅力，把不同流派的书法家团结在一起，于1981年5月6日宣告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舒同以人品和书品的双重影响，荣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桂冠，这既是众望所归，也是他一生为书法事业奋斗成功的佐证。之后，舒同又积极促进各省书协成立，使中国书协有了全国健全的组织。得知湖北分会成立有点困难，舒同还亲自到武汉找省委协调，促使湖北分会很快成立。他还是以书法为主率团出访的第一人，掀开了中国书法走向世界再展辉煌的历史新篇章，为促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贡献。1985年，在中国书协成立五年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舒同力辞主席之职，他高风亮节的崇高品德深受书法家景仰。之后，舒同任第二、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
一般人认为，舒同在战争年代舞文弄墨可能是个能手。殊不知，舒同虽为军中文人，却分别与聂荣臻、陈毅一起坐镇“中军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军事指挥员。
“自古军旅出书家。”历史上许多声名显赫的书法大家多为行伍出身，相传毛笔的发明者就是率军三十万，击败匈奴侵扰，并指挥修筑长城的秦国名将蒙恬。历史上许多军事家同时也是书法家。宋朝抗金名将岳飞不仅以卓越的军事才能、精忠报国的精神为后世所敬仰，而且以能诗善书名世。人们熟知的“还我河山”和《前后出师表》，不但体现了岳飞草书精湛独到的功力，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武将风度。还有王羲之、颜真卿、文天祥等，他们既精于书法，又善于用兵，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曹操、唐太宗等人，不仅仗打得好，字也写得不错，就连一向被认为“鲁莽之夫”的张飞，也是个书法家。毛泽东和我国其他一些老一辈的军事家，也都精研翰墨，而舒同，既是我军高级将领中书法大家，又是当代中国书坛的泰斗，还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
舒同在军队的职务，早在1937年他与聂荣臻创建领导晋察冀军区时就是大军区副职（政治部主任），建国初期是六大军区之一的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大军区正职。我在任舒同秘书期间，舒同夫人跟我说：“1955年9月解放军第一次授衔，舒同本来要授予上将军衔的，毛泽东表示不要“大元帅”的军衔，并建议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也以不授军衔为好，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纷纷表示不当元帅，李先念、谭震林等谢辞大将，舒同等人也都表示不要上将军衔。”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舒同任总部秘书长，直接在朱德手下工作。10月，舒同率八路军总部工作团赴五台、定襄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组织了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很快把定襄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为创建、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晋察冀军区，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与聂荣臻司令员一起组织指挥了晋察冀军民反敌多路围攻和多次反“扫荡”斗争。1942年延安整风时，舒同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军委及总政直属机关干部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组长叶剑英开展整风审干工作，肃清王明路线的影响。1944年夏，舒同赴晋冀鲁豫边区、中共山东分局传达整风精神，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秘书长兼学习委员会主任，协助分局书记罗荣桓领导整风，抵制了左倾思想的干扰。
抗日战争胜利后，舒同参加了国、共、美三方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协助陈毅处理华东地区的军事调停工作，妥善平息了国民党挑起的泰安流血事件，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挑起内战的阴谋。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
“华东局，并告陈舒：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粟谭率主力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歼灭该地之敌……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这是1946年6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舒同的一份电报。读着这份电文，一幅幅硝烟弥漫的战场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仿佛看到华东战场，舒同将军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电文中的粟谭是指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谭震林，毛泽东让粟裕和谭震林要听从陈毅和舒同的指挥，可见，身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却领导指挥军事工作，是“中军账”中的一员大将。
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我发现毛泽东发给晋察冀的作战电报大多署名聂舒，发给华东军区的作战电报大多署名陈舒。按理，在晋察冀军区和华东军区，舒同都只是政治部主任之职，为什么作战电文要将他与司令员落在一起？为什么不是参谋长？我想可能是舒同文化水平较高，又有韬略满腹的军事才能，虽为政治部主任，却是举足轻重的军事指挥员，也许作战电文大多是由他起草并签署司令员和他自己的姓氏后发往中央，因而毛泽东才在电文前冠上司令员和他的姓氏。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华东局常委、社会部部长兼国军工作部部长的舒同，领导部署对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瓦解、教育争取工作。舒同多次做国民党新编第六军总司令郝鹏举的工作，促使郝于1946年1月在台儿庄率部两万余人起义，扭转了华东战场整个战局。郝起义后，其部编为四个师，移驻莒县于家庄整训，陈毅和舒同多次到驻地看望，一次在演习中郝向舒同求字，舒同答应了他。后来，舒同考虑到郝部刚起义过来，送字内容不宜明论政治，为联络感情，稳定郝部情绪，就自作七绝一首，用六尺宣书写了一幅大中堂：“侧势远从天上落，横波杂向弩中生，静如油漆轻轻抹，动似蛇龙节节唧。”还很谦虚地落款“鹏举仁兄指正”。但郝劣性难改，1947年初，又叛变投入国民党怀抱。建国后，辗转几易的收藏主人拿着这幅字请舒同鉴定真伪，舒同欣喜地大叫起来说：“哎哟，这是我作的诗。”接着便讲起了倒戈将军郝鹏举的故事。
在电视剧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解放军特工人员深入敌军促敌起义的境头，但大都是职务不太高的，而舒同，则是解放战争时期最早进入敌营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之一。1948年初冬，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华东局接到董必武密电：敌46军军长有起义的可能。华东局两次派人前往谈判无果，军长韩练成坚持要见舒同。当时舒同身为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华东局首脑人物之一。这样高级的领导干部深入敌营，安全有绝对保证吗？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决定同意舒同冒一次险，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舒同能亲自去与韩练成谈判，意义重大，有可能扭转山东战局。”不料舒同到敌营后，却被软禁了4天。韩不仅避而不见，而且还只身去了青岛，临行前留给舒同一封信，信上说：“弟因公赴青，最迟于6天后返回，一切放心。”等到第六天的黄昏，仍不见韩练成的影子，难道有变故？更让人担心的是舒同被安排在一处小招待所休息，昼夜有哨兵站岗，行动不自由，处境危险，前途莫测，但舒同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和一同前往的魏文伯秘书长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耐心等待韩回来。又过了一天，韩才回来。原来，韩去青岛是为了观察上司及特务机关的动静。舒同与韩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最终促成46军起义，对莱芜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果然不出陈毅所言，我军在山东的战局，从此势如破竹，无可阻挡。此外，舒同还具体领导了争取国民党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具体部署了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还对包括杜律明、王跃武在内的一个军官团做了策反工作。故而舒同的为人、品格、文章和书法，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缘于此，上海刚解放时，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曾研究制定过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党中央、毛泽东当时曾内定由舒同担任“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
舒同常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书法与革命融为一体。在许多关键时刻，我的书法特长帮助了我的革命活动；而我参加革命斗争又使我的书法艺术得到启迪。”舒同是老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转战大江南北，先后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陈毅等6位共和国元帅一起统率千军万马；深入敌后策反几个国民党军十万余人起义，不仅减少了我军的大量伤亡，还充实了我军的有生力量；建国后又长期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此外，舒同一生中还承受了家破人亡及多次婚变带来的伤痛，那是大革命失败后，时任中共东乡县委书记的舒同遭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通缉逃亡外乡，生死未卜之时，父亲被捕，幼子夭折，妻子承受不住这一连串的打击便投河自尽，之后，舒同又经历了4次婚姻；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舒同可谓是从九死一生中坚强地挺过来的。
非凡的革命经历，多难的人生体验，传奇的情感色彩，他完全没有文人出身的书画大师那样多的闲情逸致，试问历史上有哪一位书法家具有像舒同这样英雄史诗般的丰富的人生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舒同的书法能够独树一帜，也就不足为奇了。文武双全的舒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在中国书坛的影响，是当代任何一位书法家都无法比拟的。舒同首先是一位将自己的学识、才华乃至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忠贞不渝的革命家，在军事指挥、政治宣传和军事科研等不同的领域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次才是一位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师、杰出的人民艺术家，在中国当代书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席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舒同把一生献给人民，也把美好长留人间。“长征过来人，书坛谱新章。”江泽民的题词，高度评价了舒同的革命生涯和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舒体”书法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结晶，舒同是我党我军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骄傲。
我曾撰写过一幅对联“揭子宣兵法秘籍传四海，晓文澡书艺神韵扬五洲”。揭暄，字子宣；舒同，字文澡，此联是我一生致力传扬揭子兵法智慧和舒同书法艺术的真实写照。
我是抚州人，我荣光！我是抚州人，我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