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坟，墓，冢，陵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
- 汉宣帝陵周边的陵是谁的怎么样
- 为什么说海昏侯墓葬，完整地呈现了2000年前西汉的真实面貌
- 请问古代皇帝皇后不是一起死的，但他们是如何葬在一个墓里，难道先死的不封墓吗
- 张居正有官印吗
- 21世纪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坟，墓，冢，陵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
在古代活着的住的地方有等级之分——民家、官宅、王府、皇宫，然而就是上天堂同样有皇崩、王薨、官卒、吏不禄、民殁（mò），而坟、墓、冢、陵讲得就是上天堂的归属地的说法，福垊逐一为您谈谈。
【坟】：有隆起的土丘。
古代平民仙逝后，埋葬的土丘就是坟。福垊这里要说一句，今天所有土葬称什么什么墓，严格来说都是错误的，准确说法就是坟。不过，现在的坟已经没有等级之分了。另外坟在古代还有受了冤屈的人叫坟，因为坟有隆起的土堆，意味有冤枉。坟的样式是下方的坑是方形的，上面的土丘是圆锥形（或圆柱形）的，有天圆地方之意思。
【墓】：无隆起的土丘。
兴亡百姓皆苦，故而百姓是坟。为啥？冤啊！而较为富贵的商人、小吏、士兵、知识分子等，他们基本是王朝的底层受益者，所以他们不冤，故而墓葬都是平的。不过，这是遥远的古代，到了后来只要是一般富贵人家仙逝后，他们的墓葬地都称为墓。福垊给您举个栗子，您看像西方还有日本的墓葬都是平地，不过上方有个墓碑。这在遥远的古代就是典型的墓。还有安葬在日本大阪的清兵墓地，也是平地。不过，严格来说“墓而不坟”是没有任何标识的，包括植树和墓碑，这先秦之事了。
【冢】：高大的坟墓
冢从“勹（bao）”从“豖(chu)”，注意，不是“冖(mi)”，不是“豕(shi)”，本意是高大的坟墓。安息的则是将相显宦之类，甚至安葬的还有少数民族的王后，比如青冢就是四大美女王昭君的墓葬。此外，仅仅埋有死者的衣冠，或者什么也没埋而立碑的高大墓葬都称呼为冢，前者就是传说中的衣冠冢，后者就是疑冢。衣冠冢著名的是有黄帝、杨贵妃、史可法、袁崇焕、孙中山等，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北京海淀区香山公园北侧的碧云寺内。而疑冢比较典型的有曹操七十二疑冢。不过七十二疑冢只是一个骗人的传说，专家证实所谓的疑冢不过北朝大型古墓群，有一百三十四座之多。
【陵】一国之君（含个别诸侯国）或一国之主的墓葬地。
陵的本意是大土山，到了战国中期后，秦楚赵等国君王所葬地称之为陵。后世皇帝不仅统称陵，而且还有不同的具有美好意思的前缀字进行区分。福垊感觉汉朝以后的亲王可能也称为陵，比如梁孝王陵，明朝第一王陵鲁荒王陵。黄帝炎帝的墓葬也称为陵，不过他们的陵墓连衣冠冢都算不上，最多是疑冢，或者是后世的发明。一心相当皇帝的袁世凯，死后的墓葬称为林，另外孔子、关羽、张作霖的墓葬也是林。而坚决反对皇帝的孙中山的墓葬却被称为中山陵。当然有的还加了个字叫中山陵园。后来，为了纪念烈士，我们也称呼烈士的墓葬为烈士陵园。陵终于从皇帝走向了民间。
谢谢大家。
汉宣帝陵周边的陵是谁的怎么样
针对西安汉宣帝杜陵保护区内遭遇大规模不明施工行为一事，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17日向记者证实，目前已上报有关部门寻求解决。当日下午记者在在距离陵冢仅1公里的现场看到，该工地已被文物部门勒令停工，夯土机、挖掘机等重型机械陆续撤出。
杜陵是西汉宣帝刘询的陵墓，位于今西安三兆村附近。汉代以来，杜陵一直是长安游览圣地，文人墨客常会集于此，登高览胜留下诗词歌赋。唐代诗人李白曾作《杜陵绝句》，“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1988年，杜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主任孔正一17日告诉记者，2014年11月，工作人员在杜陵王皇后陵北部发现有未经许可的施工行为。现场堆放着不少黄土和巨石，并有夯土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作业，工地面积约百亩。随后，该管理中心试图与施工方沟通，一直无人回应。
后来了解到，杜陵的陪葬墓数量众多，有封土者60余座，但实际数量可能远不止于此。据汉阳陵、茂陵、长陵等汉代帝陵的考古调查研究显示，杜陵的城垣内外或许存在不少陪葬坑和其他遗存。孔正一指出，工地与杜陵王皇后陵的直线距离仅有200米左右，位于杜陵重点保护区范围内。施工影响了杜陵遗址原始风貌，并可能对地下文物产生威胁。
11月中旬，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下发停工通知，要求施工方恢复陵区遗址原貌。但在收到停工通知后，工地却仍照常进行。此事见诸于媒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记者17日下午在杜陵看到，该工地已被文物部门勒令停工，夯土机、挖掘机等重型机械已陆续撤出。黄土堆起的痕迹依然清晰，在已被夯平的地面上，栽有景观树木。西安文物局督察与安全保卫处处长吴青当日表示，这属于违法建设项目。对于已实施的部分，须予以拆除。对杜陵整体风貌产生的影响，必须予以恢复。
对于究竟在进行何种建设，孔正一表示，施工方既没有向文保部门报告，也没有任何回应，工地负责人也从未露面，至今尚无从核实。目前，已将情况上报至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以待调查处理。
为什么说海昏侯墓葬，完整地呈现了2000年前西汉的真实面貌
关于海昏侯墓的考古价值，其他几位答友都做了精彩的解说。在这里，答主想补充的是，我们可以说海昏侯墓直观反映了西汉鼎盛时期的一些面貌，但是，它远不能“完整地呈现”西汉的真实面貌。
首先，墓葬不等于现实社会。
在考古学研究当中，我们都需要明白一个大前提，即墓葬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也是古代社会生活与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等同于现实社会。这个道理很浅显，比方说考古学家研究古代艺术，很多艺术品是来自于墓葬，像壁画、随葬的陶塑、画像石等等，但是这些艺术形式是专用于墓葬的，跟现实当中的还是有差距。就像我们今天不能用殡仪用品来研究当代美术一样。
△海昏侯墓出土琥珀
具体到海昏侯刘贺墓当中，在“事死如事生”的大背景下，海昏侯墓中的确充斥着大量的实用器，比方说铜钱、金饼、青铜器、漆器，再比方说汉武帝当年赏赐给诸侯王们的马蹄金、麟趾金，这些都彰显着墓主人身份的高贵和财力的雄厚。但同时也有一些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如木质的模型车马、成组的陶罐、陶鼎，此外还包括专门的殓尸用品，如琉璃席。
△海昏侯墓出土陶鼎
简而言之，尽管这些随葬品种类丰富，但是其种类、功能都有一定的限制，距离完整的西汉社会面貌还有很大差距。
其次，海昏侯墓的等级是特定的。
我们都知道，古代封建王朝是很讲究等级的，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墓葬中，一般我们按照墓主人的身份，将西汉的墓葬等级划分为皇帝陵、诸侯王墓、列侯墓、高级官员或地方豪强墓，普通官吏或平民墓、贫民墓这几个等级。
海昏侯刘贺一生跌宕起伏，最后是以列侯的身份死去，死后也以列侯的级别来埋葬，这在墓葬的规模、形制、棺椁、随葬品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往上比，它的整体规模比较小，只用了一条墓道，没有使用黄肠题凑，也没有使用金缕玉衣，比起皇帝和诸侯王来，“寒酸”许多。往下比，它比低等级的墓葬，甚至同属于列侯级别的马王堆汉墓还是要“富足”许多，随葬的金银器、漆器在当时都属于很珍贵的东西，普通墓葬中难以见到，就更不用说那些几乎没有随葬品的刑徒墓地了。所以，可以说海昏侯墓是处于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级别上。
正因为如此，海昏侯墓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就有了局限性，既没有反映出最高级的煊赫，也没有体现出底层的贫寒。而真正的西汉是复杂多样的。今天的历史研究不像过去那样强调阶级斗争，但是也不可忽视古代客观存在的森严等级和判若云泥的阶级差异，刘贺墓中的珍宝，只能为占总人口数极小比例的那部分人所享有，跟大多数平民、贫民是毫无关系的。
汉代的农民辛勤劳作，需要交田税、口赋，还得服徭役，乐岁终身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经济破产，就会沦为佃农甚至失去自由的奴婢。这还不算最惨，那些刑徒的命运更是悲惨，他们身戴刑具，从事着最为辛苦的劳动，直到累死。哪怕是在以宽容减刑著称的汉景帝统治时期，他的阳陵附近也有大片的刑徒墓地，里面埋葬着上万名为他修陵而死的刑徒们。
如此种种，又岂是海昏侯墓里能够看到的？
请问古代皇帝皇后不是一起死的，但他们是如何葬在一个墓里，难道先死的不封墓吗
古代帝陵皇帝与皇后是否合葬在一起是有多种做法的，有的合葬在一个地宫里，有的同陵不同穴，也有后期打开皇帝地宫合葬在一起的，总之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我来重点说说清代皇帝皇后是如何安葬地宫的。
▲孝贤皇后
⒈死在皇帝之后的皇后。
清朝对于皇帝与皇后是否合葬在一个地宫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卑不动尊”，就是死在皇帝之前的皇后可以葬入皇帝陵的地宫，而死在皇帝之后的皇后是绝对不能在葬入皇帝陵地宫里了，只能另外在帝陵旁边单独建造皇后陵。例如著名的孝庄太后，他是皇太极的妃子，按理应葬入沈阳昭陵，但是孝庄太后就以卑不动尊的理由，最后葬在东陵风水墙外，名为“昭西陵”。还有清代第一座皇后陵–孝东陵，为顺治皇帝的孝惠章皇后之陵，我们来看看当时礼部官员呈给康熙帝的奏折是怎么说的：“古来帝后有不合葬而自为陵行，俱就方位定名。今孝惠章皇后陵即在孝陵之东，不必另立陵名，臣等恭拟“孝东陵”字样，仰侯钦定。”从这段话可以很清楚清代的陵制，因为孝陵已葬入顺治皇帝，地宫封闭不会在打开，即所谓卑不动尊。所以在孝陵东侧单独建皇后陵，取名孝东陵。后来的慈安慈禧太后定东陵也是如此。
▲孝东陵
⒉死在皇帝之前的皇后。
清代时死在皇帝之前的皇后是葬入皇帝地宫的，与皇帝合葬。但也有一个例外，就是著名的那拉皇后，说她巡游途中无故断发，乾隆皇帝大怒，但是并没有废除她的皇后名分，但是死后却被葬入纯惠皇贵妃地宫，而且不享供奉，不设神牌，甚至官方史料中都没有记载，最后还是在守陵官员写的《陵寝易知》中找到答案，这也是清朝悬案之一。咱们还以乾隆为例，乾隆皇帝裕陵地宫共葬入两位皇后，三位皇贵妃，这些人都是死在乾隆皇帝之前的，陆续葬入裕陵地宫的，孝贤皇后是第一个葬入裕陵地宫的人，乾隆皇帝还亲自送皇后棺椁葬入地宫，那之后肯定不能关闭石门啊，但不关门也不行，所以就用木门暂时封闭地宫入口，以免泄露地气。此木门没有皇帝特旨是不能打开的，以后其他皇贵妃也是这样陆续葬入地宫，等到乾隆皇帝驾崩梓宫葬入地宫以后，才关闭地宫里的四道石门，填砌地宫隧道入口彻底封闭地宫。
▲裕陵地宫
综上所述，清代时后宫的皇后及妃嫔们要想葬入皇帝地宫其实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死在皇帝之前，这是最重要的，二是生前必须是皇帝特别喜欢的人，三是得够一定的品级，至少为贵妃。一般都为皇贵妃。其实清代皇帝陵地宫最先开始先葬皇后的是康熙皇帝景陵，康熙二十年，孝诚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就一同葬入刚刚竣工的景陵地宫。如题主所问，先葬入的不是不封墓，而是暂时封闭，只有皇帝入葬后才彻底封闭地宫。
张居正有官印吗
张居正作为明神宗初期的最重要执政大臣，身兼（加）多种官职，肯定是有官印的。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至少掌管和拥有2枚官印和1枚御赐印，均为银印。
一、印章的起源和演变
《说文解字》：印，执政所持信也。《广韵》：符，印也。印，信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
《增韵》：刻文合信也。
印，又称印信或印章。古代，帝后印章统称玺印或宝玺，官署、官员印章统称官印。现代，一般统称公章。印是“执政所持信也”，从一开始到很长的时期主要是官印，后来才发展出了私印和文印。
作为一种执政或者征信的凭证，印章的起源很早，古代各大文明不约而同都各自发展出不同形制、风格的印章。据考证，距今7000多年前，在古代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押捺式印章。此外，还有圆柱式滚筒印章等。下图为西亚地区出土的滚筒印章及刻印出的图案。
中国印章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但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就有“鲁襄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的记载。由此可知，中国印章至少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中国印信制度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是《周礼》。《周礼·地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东汉郑玄在为《周礼》做注的时候解释说“玺节者，今之印章也”。
据考证，先秦时期的印章大都随身佩戴，用来表明身份、职位，是权力的象征。最典型的，是《战国策》中记载的苏秦佩六国相印。
秦代之后，“玉玺”成为皇家印章的专用名称，各级官印既不敢称“玺”，一般也不敢用玉制，一直延续至清代。秦代玺印以“传国玉玺”最著名，历代传承有序，至后唐末帝李从珂之后，传国玉玺失踪，成为史上一大未解之谜。
汉代玺印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汉印种类繁多，除了帝、后玺印外，还有诸侯王、列侯、朝官及其属官之印，郡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官印，另外还有赏赐给各少数民族政权、各藩属国的印信。根据级别不同，名称有“印”“章”之别，材料有金、银、铜之别，纽有橐驼纽、龟纽、蛇纽之别。
隋唐时期，由于纸张普遍使用，简牍、封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官印的作用、形制、纽式、尺寸、印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隋代开始，官印不再镌刻官员的官职名，而是改镌官署名，官署印代替了职官印，官员上任不再颁授官印随身携带，前后任官员使用同一方官署印，在交接职务的同时交接官印。
唐代帝王所用印章除了称“玺”外，还增加了“宝”的称谓。
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官印及其印信制度基本相应承袭，又有所变化、增益。
二、明代百官印
明代宝玺和官印是指明朝时使用的官方印玺，其印式属隋唐阳文大印系统。主要包括皇室宝玺印（皇帝宝玺、皇后册宝及皇妃以下册印和皇太子册宝、皇太子妃册宝及亲王以下册宝册印）和将军印、百官印等，还有关防、条记等官方印信。对此，《明史·舆服志》《明史·职官志》及《大明会典》《明会要》等均有介绍。这里重点介绍明代百官印。
明朝建国之后，就建立了严格的印信制度。
洪武初，礼部设铸印局。凡诸司印信，该局专管铸造。如有刓削，则换给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该局，辨其真伪。(王圻《通考》。)——清·龙文彬 《明会要》卷二十四 舆服国初设铸印局，专管铸造内外诸司印信。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开设各处衙门、合用印信、札付铸印局官依式铸造给降。其有改铸销毁等项、悉领之。
——明·李东阳等纂《大明会典》
明代对百官印的质地、尺寸、文字样式均有明确、详细的规定。除极少数特例外，明代百官印为直纽、方形、九叠篆，材质以银为贵，以铜为主。《明史·舆服志》对百官印信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正一品，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并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其馀正二品、从二品官，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惟衍圣公以正二品，三台银印，则景泰三年赐也。顺天、应天二府俱正三品，银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其馀正三品、从三品官，俱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惟太仆、光禄寺并在外盐运司，俱从三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四品、从四品，俱铜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品、从五品，俱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惟在外各州从五品，铜印，方减一分，厚减五厘。正六品、从六品，俱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正七品、从七品，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正从八品，俱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正从九品，俱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未入流者，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以上俱直纽，九叠篆文。初，杂职亦方印，至洪武十三年始改条记。百官印信中因某些官署或者官职特殊，存在极少数的特例。
1. 两京所在地的顺天府、应天府，虽为三品衙门，但因管辖京都重地而用银印，以示贵重。
2. 文渊阁印。文渊阁始建于明代。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后来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朝内阁制度有一个从建立到完善逐步演化的过程。内阁主要充当皇帝的顾问、助手、秘书，属于咨议、协调部门和处理奏章、起草诏书的办事机构，拥有“票拟权”。朝中重臣进殿阁大学士，代表着入阁、“参预机务”，是进入权力核心的标志。但是，殿阁大学士品秩仅为五品，如用铜印无法显其地位，为此特别规定“文渊阁印”用银印，而尺寸却又小于常制，五品官印应为“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而其“方一寸七分，厚六分”，边长略小而厚度加大，且用玉筋篆文。“文渊阁印”最早为宣宗所赐，万历中被盗又给予补铸。这是一个颇费苦心的设计。这印章的特殊性如同殿阁大学士权力的特殊性，正是明代政治制度特殊性的体现和反映。
内阁大学士位不过五品，而所用文渊阁印，仅一寸七分，略似御史巡方印，乃亦用银，视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玉筋篆文，与主上御宝相埒，宜其权超百辟也。……文渊阁印自今上丙戌失后，再铸则阁权渐削，陵夷以至今日。——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明朝内阁并不是一个正式官署，文渊阁印也不是官署之印，不能在衙门间行文运用，只能在大学士们封进题奏等章疏时用之。
文渊阁印章玉箸篆，凡封进诏草题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诸司，即下诸司以翰林院印行，诸司行内阁亦止称翰林院。——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
3. 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正七品，属于官职小而责任重大的官员，故朝廷对其特别重视。《明史·舆服志》记载：
初，太祖重御史之职，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铸二印，文曰“绳愆纠缪”，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内府，有事则受以出，复命则纳之。洪武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类，乃命改制某道监察御史，其奉差者，则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铜印，直纽，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叠篆文。百官印除文渊阁印外，皆用九迭篆文，只有监察御史印用八迭篆文。按照清代姚晏《再续三十五举》中的说法，“八叠明监察御史用之，取唐台仪八印义”。另外，为了监察御史巡按各处携带安全方便，其印直纽上有穿眼，且尺寸比一般正七品官印小。
三、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至少掌管和拥有2枚官印和1枚御赐印，均为银印
回到问题的本身，张居正有官印吗?有多少枚官印?是什么样官印?
这需要从张居正所担任的职务说起。
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明神宗实录》中是这样介绍他的：内阁首辅或者首辅、元辅，少师（太傅、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因功还有左柱国的文勋。
1. 本职：吏部尚书（正二品）
吏部，是古代主管官员的官署，历朝历代都是极为重要的部门。
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吏部尚书几乎成为明朝文官所能担任的最高正式官职。《明史·职官志》记载：
按吏部尚书，表率百僚，进退庶官，铨衡重地，其礼数殊异，无与并者。（吏部）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子治。盖古冢宰之职，视五部为特重。
这一枚史部官印肯定是有的。
2. 内阁：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正五品）
明朝内阁制度虽然十分完善，内阁逐步发展成为明朝的权力核心之一，但内阁并不是一个正式官署，殿阁大学士品秩仅为五品。
明朝殿阁大学士，是指朱元璋废除丞相后设置的辅政官员。明朝大学士的名称前要改加殿（四殿）、阁（两阁）衔，完整数目为六人。从高到低依次为：中极殿大学士（原为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原为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
隆庆六年（1572）六月，万历皇帝登基后不久，张居正以内阁次辅接替高拱为内阁首辅，由建极殿大学士晋为中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官职，往往是指内阁大学士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因此，内阁首辅印是没有的。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肯定是掌管前述“文渊阁印”这一枚特殊官印的。
3. 三公三孤：从少师（从一品）到太傅、太师（正一品）
明朝沿用了历代的三公三孤职务。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三职的合称，正一品。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三职的合称，从一品。自宣德、正统年间以后，三公三孤成为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
据《明实录》记载，隆庆六年正月，张居正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万历九年十二月，给大学士张居正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叙辽左大捷功进元辅居正太师。
《明史·职官志》记载：
自此以后，公、孤但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而文臣无生加三公者，惟赠乃得之。嘉靖二年加杨廷和太傅，辞不受。其后文臣得加三公惟张居正，万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师。4. 东宫辅臣：太子太师（从一品）
明朝还有太子三师、太子三少的东宫辅臣。太子三师是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三职的合称，从一品。太子三少，是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职的合称，正二品。最初负责以道德辅导皇太子，且谨身护翼，为东宫辅臣，后为虚衔。
《明史·职官志》记载：
由是东宫师傅止为兼官、加官及赠官。惟永乐间，成祖幸北京，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少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世皆为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5. 文勋：左柱国（正一品）
《明史·职官志》记载：
凡文勋十。正一品，左、右柱国。从一品，柱国。正二品，正治上卿。从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资治尹。从三品，资治少尹。正四品，赞治尹。从四品，赞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尹。从五品，协正庶尹。自五品以上，历再考，乃授勋。张居正先是于隆庆六年八月加左柱国，后于万历四年十月，九年考绩，因勋德茂著，特进左柱国。
如果没有职官印，张居正获得的加官、赠官、虚衔和文勋，如少师、太傅、太师、太子太师和左柱国等，是不会有官印的。中极殿大学士有没有相应官印不详，但根据内阁的职责，是可以使用翰林院铜印的。内阁与翰林院在职责和官员上，有许多共通和交叉之处。
此外，张居正还有不少临时的、专项的兼职，即充任官，比如总裁官、讲官等。这些应该是没有官印的。
当然，上述官印是随职务而掌管，如果官员离职、升迁或者死亡，该等官印是需要移交的。但是，张居正还拥有一枚御赐印，而御赐印如果没有被皇帝收回或者褫夺，应该是能够成为官员收藏品的。不幸的是，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抄家了。
关于这一枚御赐印——“帝赍忠良”，不少史料都有记载。
神宗赐张居正印，曰“帝赍忠良”。——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四
为什么有这一枚御赐印呢?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夺情事件发生后，皇帝需要以强硬的态度甚至殊荣支持张居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九中，对夺情一事前后皇帝、皇太后给予张居正的特别礼遇进行了完整归纳总结。
即就夺情一事而言，其始闻丧也，上遣司礼李佑慰问于邸第，两宫圣母则遣太监张仲举等赐赙，近侍孙良、尚铭、刘彦保、李忠等赐酒馔；其子代归治丧，则司礼魏朝偕入楚营赐域；其身给假归葬，上遣司礼张宏郊饯，司礼王臻赍帝赍忠良银记赐之，圣母则太监李用赐路费牌子，李旺赐八宝充赏人之用；其还朝也，上遣司礼何进迎劳郊外；其太夫人就养也，则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礼李佑郊迎，圣母则遣谨柯、陈相，赐衣饰珍异，又命太监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即吉，上使司礼张宏引见于慈圣、仁圣两宫，旋使宏侍赐宴；其满十二年也，又遣司礼张诚赍敕褒谕；至其殁也，又遣司礼陈政护丧归。还有一个实际需要的考虑，张居正请假回家安葬父亲，处于离职状态，无法带走正式官署的官印，于是万历皇帝特别赐“帝赍忠良”银记一颗，以用于实封奏事。对此，万历皇帝的手谕中说明了这一点：
朕大礼甫成，倚毗先生方切，岂可一日相离？但先生情词迫切，不得已，准暂给假襄事，以尽先生孝情。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万勿迟延，致朕悬望。又先生此行，虽非久别，然国事尚宜留心。今赐先生“帝赍忠良”银记一颗，若闻朝政有阙，可即实封奏闻。——《万历起居注》，万历六年三月十日。张居正《谢赐敕谕并银记疏》。
顺带说一个世宗赐印的事。世宗赐杨一清（“耆德忠正”和“绳愆纠违”）、张孚敬（“忠良贞一”）、桂萼（“忠诚静慎”）、李时（“忠敏安慎”）、方献夫（“忠诚直谅”）、费宏（“旧辅元臣”）、夏言曰（“学博才优”）、顾时（“经帏首选”）、翟銮（“清谨学士”）等重臣印，就是没有对长期重用的奸相严嵩赐印，以聪明才智和帝王心术著称的世宗，颇有一种心知肚明的恶趣味在其中。
总之，张居正肯定是有官印的，且至少掌管和拥有2枚官印和1枚御赐印。张居正的官印全部是银印，绝不可能是玉印、金印。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官署印都是从前任那里接过来的。
21世纪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我国在21世纪考古有了一个重大发现，03年1月 1９日在陕西眉县出土的27件铭文青铜器
考古专家为此专门举行了“陕西眉县出土青铜器座谈会”。会上，专家们就这批文物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影响和古代中国的礼器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权威的考古专家表示，在陕西眉县出土的２７件铭文青铜器，是２００３年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２１世纪的重大发现。
被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员、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称为“空前发现”的这批２７件铭文青铜器，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的一个窖藏里，是当地村民取土时发现的。其中一件青铜盘上的铭文长达３５０余字，比著名的《史墙盘》青铜器铭文还要长，其价值难以估量。《史墙盘》铭文２８４字，此前一直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出土青铜器铭文最长的一件，被作为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这批珍贵的青铜文物不仅成套的组件体量大，而且件数多。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大规模出土的铭文青铜器。它们主要有鼎、盘、壶、盂、觚与簋等，其中鼎１２件，最大者直径约有六七十厘米，部分以大套小地叠放着。
经专家们初步鉴定，２７件铭文青铜器都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代的标准青铜器，权属“单”氏家族。铸造人“（来加一个走之）”曾经长期主管周王朝的林业和渔业工作，还跟随周王打过仗。
“我看见这些文物，感到非常震憾，也很吃惊！”李伯谦说：“西周青铜器出土过许多次，但这次出土的青铜器价值超过了原来的。例如，此次出土的青铜盘铭文３６０余字，从周文王追述到周宣王，囊括了西周的１２代王。”
据眉县文化馆的考古专家刘怀君介绍，在这批青铜器出土地点不足２公里的范围内，历史上曾经３次大规模出土西周青铜器。此次出土的青铜器百分之百的有铭文，总数不会少于３０００字，实为罕见。１９７６年出土的微氏《史墙盘》铭文长２８４字，记述了从周文王以后的７个王的事绩。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说：“此次２７件铭文青铜器的出土无疑是重大发现。它不仅具有考古学的重大意义，为西周王侯和宣王晚期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在历史学上也为西周历史画出了清晰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