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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 孙传庭 洪承畴

如何评价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孙承宗、杨嗣昌这些明末朝廷重臣?重用杨嗣昌对于崇祯来说到底是福是祸

jnlyseo998998 jnlyseo998998 发表于2022-09-18 23:00:29 浏览163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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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孙承宗、杨嗣昌这些明末朝廷重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明朝灭亡的教训是什么?空谈误国,文人误国。税收体制改革很重要。稍微解释下:通过科举上来的士大夫阶层,没有宦官,外戚,勋旧,武将的制衡,把持朝政,挟持皇帝,因循守旧,一片混乱,看似集权,其实行政效率极端低下,中央没有统一的权威,政令无人执行。自耕农已经大量减少了,国家的税基没了,还拼命压榨,遭遇天灾,农民被逼造反,商人有钱,士绅有钱,他们却不交税。就好比现在的社会,企业不交税,白领金领不交税,商人不交税,明星不交税,反而让城市乞丐跟农民交税。想改革,一帮掌权的文臣士大夫又不给,所以一起完蛋了。宋朝与明朝看似一个亡于蒙古,一个亡于满清。最根本的都是亡于只会空谈道德的文人士大夫。警惕啊。

重用杨嗣昌对于崇祯来说到底是福是祸

是福。杨嗣昌和那些在朝廷只会叫嚣的大臣不同,他是真的能做事,想做事,会做事的人。他提出的所谓“十面埋伏”的政策,如果那些人能坚决的执行,灭了起义军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惜的是当时的军队不行,杨嗣昌是有心杀賊无力回天。

而对于议和的政策,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提议,只不过有那些迂腐的读书人死命的不同意,一个个打仗不行,只讲个人骨气,有时候屈辱的活要比痛快的死要更难,杨嗣昌懂,但是这些朝廷的所谓“守正文臣”不懂,搞得内外交困,他们自己还打不了仗,要是当时杨嗣昌的议和能成功,明朝或可再延续一段生命。但是历史不容假设,但我认为对于崇祯而言,杨嗣昌的存在对于他是一种安慰。

崇祯皇帝执政十七年,期间最信任的臣子非杨嗣昌莫属,原因为何

自古道: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用兵打仗,最怕误用庸才,所托非人。古代的贤明君主,有一项最为基本的素质,就是慧眼识人,知人善任。能做到这一点的,看似简单,实则大不容易。典型例子就是唐朝皇帝唐玄宗,前半生重用贤良臣子,姚崇、宋璟等德才兼备之人跻身朝堂,使得大唐国泰民安,出现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后半生宠信李林甫、安禄山等奸佞之臣,酿成安史之乱那样的惨祸,使得唐朝一蹶不振。

明朝末年,外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强寇临边,侵扰边境,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揭竿而起,纵横中原,内忧外患交相困扰之下,明朝统治遭受到前所未见的巨大危机。所幸的是,崇祯皇帝继位后,没有像其他末代皇帝一样,唉声叹气听天由命,而是力图振作,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善局面,让明朝转危为安。可惜的是,崇祯皇帝态度可圈可点,但眼光和能力却实在差强人意,在用人等关键方面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使得局面最终不可收拾。

崇祯皇位在位期间,因为性格急躁急于求成,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要职,一度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换人,绝大部分都令崇祯极不满意。其中唯有一个人,获得了崇祯的信任和赏识,对他委以重任,凡是此人所提建议,崇祯几乎都是有求必应,全力支持,热切期盼此人能成为明朝的救星,拯救明朝的危急局面。可惜的是,崇祯看走了眼,这个人非但没能济世安民,反而让明朝不可收拾,走上绝路。

这个人就是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杨嗣昌,是明朝末年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在崇祯支持下,杨嗣昌执掌大权四年,在崇祯时期,这已经算相当长的时间了。杨嗣昌是万历年间进士出身,长期在户部担任主事、员外郎等官职,天启年间魏忠贤作乱之时,杨嗣昌见时局混乱,一度挂冠归隐,回到老家隐居。崇祯初年,杨嗣昌再度出山,迅速获得了崇祯的赏识,历任右佥都御史、宣大总督等职务。

杨嗣昌多次上书朝廷,陈述对时局见解,崇祯皇帝和他一见投缘,有相见恨晚之感,杨嗣昌从此青云直上,到崇祯十年成为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全面负责内外用兵。杨嗣昌在明末大臣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忠心不二,不贪财货,勇于任事,他的用兵之才,在崇祯手下大臣中,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

在镇压农民军时,他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卓有成效,一度把李自成、张献忠打的溃不成军走投无路。在应对关外清军时,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对策,都可圈可点。但是,杨嗣昌有几个最大的弱点,并且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第一点是他为人心胸狭隘,不能容人,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将帅不能虚怀若谷,反而不惜痛下杀手。

比如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是明末第一流的军事人才,忠心事主,才干卓异,在黑水峪之战捕获第一代闯王高迎祥,又在潼关南原之战中把李自成打成光杆司令,堪称李自成的天敌。但就因为他生性耿直,与杨嗣昌意见不合,杨嗣昌恨之入骨,百般构陷打击,使得孙传庭含冤入狱,而当时正是明朝对内对外用兵的关键时刻,这样难得的将帅之才却被杨嗣昌关进大牢。等孙传庭出来时,局面已经今非昔比,不可挽回了。

宣大总督卢象升,也是明朝末年将帅中的一线人物,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对朝廷赤胆忠心。但他同样因为与杨嗣昌意见冲突,多次与杨嗣昌当面争论,使得杨嗣昌怀恨在心。在巨鹿之战中,卢象升带领弱势兵力迎战清军,杨嗣昌挟私报复,坐拥重兵却袖手旁观,不发一兵一卒助战,使得卢象升全军覆没,战死沙场。孙传庭与卢象升都是朝廷急需的数一数二的人才,却遭杨嗣昌以一己之私痛下杀手,使得明朝形势雪上加霜。

杨嗣昌的第二个弱点,是他没有知人之明。他向崇祯推荐的大臣熊文灿,力保其才堪大用。结果在张献忠即将被剿灭的关键时刻,熊文灿却露出草包本色,稀里糊涂上了张献忠的当,把张献忠的假投降信以为真,使得张献忠躲过一劫,不久后再度造反,攻破襄阳杀死明朝襄王,给明朝留下无穷后患。可以说,正是因为崇祯重用杨嗣昌,使得明朝末年局势不可收拾,走上了绝路。

如何评价明朝最后的知名首辅杨嗣昌

如何评价杨嗣昌,首先我们来了解明朝的灭亡。

明朝是如何灭亡的,我总结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党派之争,阉党、东林党等之争时刻都处于剑弩拔张、你死我活的境地,其实每朝每代都有党争,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都各自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如东林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这种党争没有得到制衡,就会愈演愈烈,极大消耗统治集团的内部力量,崇祯杀魏忠贤就是例子!

二,农民赋税过重,明朝初期,农民的赋税是很低的,这得益于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后期以农业为基础的明朝商业却发展很快,但商业税很低,造成结构失衡,国家的经济异常困难!

三,土地兼并严重,朱姓一族发展迅速,大量土地被皇亲国戚所占,农民流离失所!

四,崇祯时期,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不断加剧,清军入关,造成明朝多线作战,军力和财政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再来了解杨嗣昌。

一,杨嗣昌没有参与党派之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反而成了各个党派共同诋毁的对象,其父亲杨鹤在陕西招扶农民起义,因各种原因,效果不是很好,被革职查办,杨嗣昌多次上书带父谢罪,这提现了他的恪守孝道,

二,镇压农民起义,明朝后期因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点燃了起义的烈火,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但这是当时的阶级局限性所致,这正是他的忠诚!

三,在崇祯时期,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清军的入关,陷入了二边作战的不利局面,杨嗣昌提出了比较务实的观点,和清军议和但遭到很多其他大臣的反对,我觉得在当时的兵力和经济都不利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先议和,把内部安顿好,再图外部。

四,为官清廉,杨嗣昌在督师入四川之时,家乡正在为他筹资修建功德牌坊,他知道后立即修书予以阻止,意思是如果要修建牌坊还不如把财力用到家乡的防洪设施上,有此心实属不易了!针对农民起义他提出了“四正,六隅、十十面张网”的军事战术思想,在一定时期收到了显著效果。

可以说杨嗣昌是一位合格的臣子,虽然崇祯性格有缺陷,多疑寡恩,用人不当,但他为了维护他的朝廷任然是任劳任怨,但历史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是治国之能臣,但不是治世之臣,他也改变不了明朝多年的毒瘤,他也只能尽到他作为臣子的本分,至少比那些党派之人好的多,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诋毁,诬陷能臣,不干实事!

明末孙传庭和杨嗣昌谁更厉害

孙传庭和杨嗣昌之间确实具有可比性。杨嗣昌是湖南武陵人,孙传庭是山西代州人,二人的履历有一些相同之处:都是万历年间的进士,早期都表现平平,长期在家闲居。复出之后都做过巡抚、总督,成为崇祯皇帝倚重的大臣。两个人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杨嗣昌在失利之后自杀,孙传庭战死在潼关。

二人之间更有许多不同。

杨嗣昌的口才和文笔都极佳,思路清晰,办事勤恳,事必恭亲,政治上既不投靠阉党,也与东林党保持距离,这些都是崇祯皇帝特别信赖他的重要原因。他短暂做过巡抚和总督,便于崇祯十年升任兵部尚书。在剿匪的问题上,他提出“四正六隅”之策,剿抚并用,以抚为主。他提出加征剿饷、练饷,加重了人民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辽东事务上,他主张议和,禁止浪战。

不久,杨嗣昌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管兵部事务。崇祯十二年,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复叛,杨嗣昌的绥抚政策破产,崇祯皇帝任命他为督师,重点围剿张献忠,兵败之后杨嗣昌自杀。

再看孙传庭。崇祯九年他出任陕西巡抚,陕西的局面迅速改观,生擒高迎祥,崇祯十一年又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率少数亲信逃入山中,陕西的局势终于安定下来。孙传庭公开反对杨嗣昌的各项剿匪策略,遭到杨嗣昌的迫害,崇祯十二年,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时,被逮下狱。

崇祯十五年正月,孙传庭被释放,出任兵部右侍郎,接任陕西总督,重整陕军,结果在柿园之役和郏县会战中两次败给李自成。

总体来看,杨嗣昌更擅长行政管理,身段更柔软,更有政治手腕和智慧,所以直到他死后,崇祯皇帝都不改对他的信任和褒奖。但他对于军队的控制能力太弱,这方面远不如孙传庭。当张献忠被困在四川时,杨嗣昌亲自督战,却眼睁睁看着他跳出四川,奔袭襄阳,杀死襄王。

而孙传庭统御军队的能力更强,在巡抚的任上做得更出色,处事风格更为强悍,对于军事形势的判断更准确。但孙传庭的政治智慧要比杨嗣昌差,结果身陷囹圄数年。当他的死对头李自成东山再起时,他却在牢狱当中受煎熬。出狱之后,时移事易,他与李自成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不同过去,所以两次惨败。

最后说结论:孙传庭的军事能力、控制力和判断力都比杨嗣昌更强,如果崇祯皇帝能够选择重用他,而不是杨嗣昌,国内的局面肯定不致崩溃得那么快。可惜,崇祯皇帝喜欢的是杨嗣昌这种类型的人。

杨嗣昌真是服毒自杀吗打败李自成张献忠的杨嗣昌的死之隐情

张献忠最痛恨的明朝将领是谁?杨嗣昌!

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后,把襄王朱翊铭绑起来,递上一杯上路酒说,我其实想割杨嗣昌的头,但他离这里很远,只好把你头借来一用,让他因为丢失襄王的封地而被治罪,你喝下酒就上路吧。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率兵攻下杨嗣昌的老家武陵城,此时杨嗣昌已死2年。张献忠仍不罢休,让人挖杨嗣昌“七世祖墓”,烧杨嗣昌夫妇的棺材,刀砍斧剁杨嗣昌的尸体,《明史》载,尸体当时还有血流出……

这是有多大的仇恨啊!跟张献忠交手的明朝将领不少,只有杨嗣昌让张献忠痛恨成这样。原因是什么?

1、杨嗣昌对农民军撒下“十面网”

李自成、张献忠起事后,崇祯先后派多人围剿,直到杨嗣昌出现,才拿出真正管用的招数,这就是“四正六隅”的十面张网计划。四正指对陕西、河南、湖广、江北的农民军以围剿为主;六隅指对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的农民军以分防助剿为主,从而形成十面张网,把农民军割裂成块,分头剿灭。

这个招数无疑是成功的。仅1年时间,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向熊文灿投降;李自成更是元气大伤,几乎遭遇灭顶,在洪承畴和孙传庭围剿下,只率刘宗敏、田见秀等18人逃脱,躲进了商洛山中。这是明末农民军起事后,遇到的明军最有效的打击。

2、张献忠差点儿命丧杨嗣昌的网里

与李自成只剰下18人相比,张献忠算是幸运的,至少他的4万人马保留了下来。更幸运的是,尽管差点儿命丧杨嗣昌的网里,他仍旧死里逃生。投降前的最后一战,他在南阳遇上左良玉,战斗中被一刀劈中面门,部将孙可望奋力救援,才终免一死。

杨嗣昌对张献忠投降持反对意见,因为其父杨鹤当年曾招降神一魁失败,获罪论死,杨嗣昌请求替父赴死才被豁免。而兵部尚书熊文灿急于拿出政绩,允许了张献忠投降。史载,张献忠投降后人马不接受改编,加紧训练,成了一次大休整。

3、杨嗣昌最终计败与清兵议和

根据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集中力量解决农民军之前必须与清兵议和,这无疑挑动了群臣的面子神经,黄道周反应最强烈,这位后来国破绝死不降清兵的硬骨头,在平台与杨嗣昌来了场大辩论。在崇祯袒护下杨嗣昌毫发无损,但议和之计也不了之了。

一心等着议和的皇太极,见状则起兵南下夺70余城,济南失陷,德王朱由枢被活捉。原本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被紧急调入京城勤王,而打农民军颇有心得的卢象升,在抗清战斗中因杨嗣昌不支持、高起潜不救援战死。

4、张献忠蛰伏期满东山再起

等到清兵在明军打击下暂时退回塞外,经过1年多蛰伏的张献忠东山再起了,李自成也恢复元气兵出商洛,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功亏一篑,死灰复燃的农民军再也无可阻挡。无奈之下,崇祯只好赐杨嗣昌尚方宝剑,命他督师平乱。

此时,杨嗣昌的个人形象与1年前完全不同,卢象升之死、议和之辩……尤其是杨嗣昌力荐的熊文灿,招抚张献忠成了变相助饷,这样的督师大人如何服众?左良玉、贺人龙不肯听命,张献忠巧妙利用杨左贺三人矛盾,在围剿中“以走制敌”打起了游击。

5、服毒自杀还是病死成谜

当年杨嗣昌没有要了张献忠的命,如今张献忠来索命了。围剿和招抚都用了,杨嗣昌仍拿张献忠没有办法。督师2年后,入川的张献忠在黄陵城打败左良玉,斩杀刘士杰、郭开力。随后兵出四川转战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

杨嗣昌回师急救途中得知消息,后又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益忧惧遂不食。”忧惧不吃饭,“三月朔日卒”。对此野史称,杨嗣昌自知死罪,服毒自杀。但以崇祯亲撰祭文,追赠其太子太傅的举动来看,杨嗣昌之死并未有什么其他隐情。

6、崇祯自始至终信任有加

在死前称“诸臣皆可杀”的崇祯心里,满朝文武应该没有一个好人,而杨嗣昌是少数他自始至终信任有加的人。杨嗣昌入仕之初曾为躲避魏忠贤迫害,与父亲回乡隐居。崇祯即位后启用父子二人,杨嗣昌口才极佳,思维清晰,几次论对后崇祯感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提出的对清议和,崇祯是默许的,只是碍于臣下“黄口书生之见”而无法表明态度,因此在黄道周弹劾时,坚定站在杨嗣昌一边。杨嗣昌死后,大臣上书要求追究其失守襄阳、洛阳不力的责任,但崇祯留中不发,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以功免罪,并斥责大臣“沽名钓誉“、下不为例……

杨嗣昌刚愎自用,军旅之事无论巨细全要自已作主,常贻误战机。加上有与“清酋议和”的“人生污点”,玄孙还在清朝任职,其后世的名气并不太好。

不过,杨嗣昌的十面张网和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实为当时明朝解决内忧外患的必由之路。现在来看,他不失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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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明末重臣名将杨嗣昌的一生

在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杨嗣昌是一个精明狡猾的政客,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对外妥协的投降派;著名史学家顾诚甚至称杨嗣昌的死亡为“结束了他的反革命生涯“。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当年明月是这样评价杨嗣昌的:“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杨嗣昌剧照)

从评价上可以看出,杨嗣昌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人。有人夸他,有人爱他,也有人恨他。但在明末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他也许是崇祯最后力挽狂澜的希望。他和他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客观上说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只是命运捉弄人,杨嗣昌没有完成对农民军的最后一击。

杨嗣昌,字文弱,今湖南常德人。他是一个很传统的读书人,并没有学过任何兵法。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三岁考上进士,是一位良好青年。从万历三十九年起,他一直在户部上班,直到魏忠贤当权时,看不惯阉党行径,辞官回乡。

到了崇祯元年,魏忠贤倒台,被阉党迫害的大臣们得到起复,杨嗣昌也被启用为右参政、河南副使。但此时天下大乱,辽东局势紧张,而陕西一带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明王朝面临血雨腥风,局面危如累卵。

(杨嗣昌剧照)

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时任兵部右侍郎,由于对农民军作战不利,被崇祯下狱。杨嗣昌为了救父亲,挺身而出,连上六疏陈时事,为崇祯设计了剿灭农民军的计划,深得崇祯赏识。

当崇祯九年,皇太极派阿济格率兵十万,分三路入寇时,“廷臣无可任者”,崇祯想起了杨嗣昌。而杨嗣昌提出的“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又特别符合崇祯的胃口。杨嗣昌建议与清议和,赢得时间,将他早已筹划好的“十面张网”之计用来对付农民军的计划也得到了崇祯的批准。

杨嗣昌认为,满州清兵虽然极具战斗力,但大明的关宁铁骑完全可以震摄住他们。只要关宁铁骑时不时的主动骚扰辽东,清兵必然不敢远离巢穴而进犯蓟、宣等地。只要拖住清兵三五年,明王朝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剿灭农民军。只要做好保密工作,让那些言官抓不住把柄,就有九成把握。

(杨嗣昌)

可是这件事还是让言官们知道了。以黄道周为代表的东林党人指责杨嗣昌“主款不主战”,弹劾杨嗣昌的奏章雪片一般飞到崇祯案头。崇祯无奈放弃了这一战略举措。

清兵一见和议不成,于崇祯十一年九月又突破长城关隘,南下进犯。这一次明朝总督、著名将领卢象升战死,山东十八府被清兵攻破,明朝为了对付清兵,被迫在大练兵的同时征收练饷,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新的负担,致使民怨沸腾,民穷财尽,将明朝向灭亡的道路又推了一把。

(李自成与张献忠)

虽然杨嗣昌的以和谈赢取时间的计划落空,但他在对付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还是十分见效的。

“四正六隅十面网”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方向为正面战场,为主要剿匪阵地;延绥、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六个方面为隅,是分战场,主要担负防守及协剿任务。整个战略构想如同一张十面张开的渔网,让农民军无处可逃。

当时的农民军主要优势在机动性强,经常转战多数,遇到明军坚壁防守就掉头进入其他地区。而明朝的地方军都是各自为战,很难形成有效的包围圈,所以明军在经常战胜农民军的情况下,总是无法剿灭他们。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计划则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争取遏制农民军的流动,逼迫他们与政府军决战,以便政府军予以消灭。

(熊文灿与洪承畴)

在对实施计划的人选上,杨嗣昌也有识人之明。他起用洪承畴、熊文灿等具有真本领的良将,为他们安排了十二万大军。同时对之前作战不力的总兵王忠、张全昌甚至名将左良玉都予以惩戒,使得明军军纪大振,战斗力也大大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崇祯十年十月,这个计划开始正式实施。杨嗣昌提出以三个月为期,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切断各地农民军之间的联系,立下“巡抚、总兵不用命,解其兵柄;监军、副将以下不用命,斩于军前”的战场纪律,以熊文灿、左良玉在河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以洪承畴、孙传庭等部在陕西围剿李自成。

这个战略计划在战场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张献忠在河南被左良玉打得差点丧命,最后请求投降;李自成被官军围剿,被迫放弃陕西大本营,调头逃入四川。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川之战中,洪承畴战略指挥出现了失误,让李自成折回了陕西,十面之网被撕破了一个大洞。

(明军抓住农民军俘虏)

杨嗣昌精心设计的计划由于洪承畴执行不到位,功亏一篑。之后杨嗣昌建议崇祯将洪承畴罢免,洪承畴则重金贿赂言官,为自己辩护,两人从此结仇。

杨嗣昌的性子实在是着急了一点。因为就在李自成折回陕西后,被孙传庭早已埋伏的明军突袭,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丢妻弃女,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舍命逃往商洛山,明军几乎可以说完成剿灭了李自成部的任务。正是杨嗣昌的努力,使得崇祯十一年的大明局势大为改观,蔓延全国的农民起义转入了低谷。

如果崇祯能更果决一些,识破张献忠假投降的用心,快刀斩乱麻,将张献忠等人处死,也许历史会改写。只是历史没有如果,所以后人才浩叹不已。

崇祯收降张献忠,也许是为了体现皇帝的肚量,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张献忠会降而复叛。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和罗汝才在湖北大败左良玉,震惊天下。崇祯一怒之下,斩了收降张献忠的熊文灿,再次起用杨嗣昌督师中原,“速荡妖氛,救民水火”。

(农民军)

崇祯对杨嗣昌这次出征,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他亲自做诗一首送给杨嗣昌,将杨嗣昌比做周亚夫,希望他一举平定中原。杨嗣昌深为感动,指挥大兵在玛瑙山大破张献忠,活捉了张献忠的妻妾,张献忠的三千铁骑被斩两千百八余,胜利仿佛就在不远处向杨嗣昌招手。

杨嗣昌的性格属于刚正不阿的类型,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也绝不允许战场上会出现不称职的将领。所以在几次战斗之后,他对出工不出力的左良玉十分不满,向朝廷提出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的主张。此时的左良玉手下有数十万大军,早已成为一名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军阀。在战斗中,左良玉生怕自己的实力受损,所以常常出工不出力,在得知杨嗣昌想用贺人龙取代自己后,更是对杨嗣昌恨之入骨。

杨嗣昌也知道左良玉实力不凡,自己还需要他,所以在推荐贺人龙代替左良玉之后不久,又收回了这个建议。这一下使得眼巴巴等着升官的贺人龙对杨嗣昌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认为杨嗣昌是在耍自己玩,所以从此也不太买账。失去了手下两位主要将领的支持,是杨嗣昌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左良玉)

从这时起,杨嗣昌再也无法真正指挥这些大将了;这些大将不服从命令,争权夺利、徘徊观望的后果就是农民军再次星火燎原,不断会合,并屡败官军。

虽然局势不利,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丧失信念和决心。他竭力想寻找张献忠的主力进行决战,但张献忠总是边打边跑,明朝其他将领又不愿真心与杨嗣昌配合,所以总是无法阻止农民军转移的步伐。

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突然回师湖北,攻破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得知消息后口吐鲜血浸数升,病倒在床。几日后,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的消息又传到杨嗣昌耳中,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再也经受不起这种打击,一病不起。是年三月一日,杨嗣昌病逝于荆州,大明最后一根倚天之柱倒塌了。

杨嗣昌一生忠于大明,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忠臣,生前弹劾不断,死后也屡遭诋毁。是什么原因呢?

(崇祯)

杨嗣昌一生不参与党派之争,他既不是阉党,也不是东林党,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独行侠。这固然是他人品高洁之处,但也无可避免的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是个正直的人,必然不会被阉党喜欢;他是个干实事的人,建议与清议和,又得罪了“道德君子”自翊的东林党人,可谓两面都不讨好。

崇祯虽然性格古怪,特别容易猜忌大臣,但他对杨嗣昌始终信任,一直倚为长城,这使得杨嗣昌成为朝中小人们攻讦的对象,嫉妒的对象。一些人抓住一些小事不放,一直诽谤杨嗣昌。特别是杨嗣昌的父亲去世,在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杨嗣昌被“夺情起复”,更是给了那些礼教的维护者以口实,批判声绕梁三日不绝。要知道当年张居正那么大的权力,也几乎被这种口水逼疯,更何况一个杨嗣昌!

(丧失士气的明军)

杨嗣昌也有缺点和不足,他性格犹豫,怕得罪人,是一个短板。可是用兵之人,就该有威严,所谓“慈不掌兵”,他这个书生出身的统帅,有时杀伐之心少了点,手下大将不怕他,导致他无法有效的指挥,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他可以提出很完美的计划,但在执行力上,打了折扣。

杨嗣昌首先是个读书人,他与当时文坛的“公安派”、“竞陵派”诗人们交往都很深,他自己也是一位晚明时杰出的诗人。他有一首七律,写出了他的理想:“青鞋踏着旧因缘,欲话游踪恰悄然。家近半千身半百,酒醒中夜月中天。但看草草劳人梦,独讶星星圣主怜。安得功成棹归去,前溪忽逗武陵烟”。他其实不想打仗,他只想做一个山林隐士。只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逼迫他选择了“忠君保国”,担负起大明屏障的重任。

(杨嗣昌)

我们不能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待杨嗣昌围剿农民军的正义性与否,站在当时儒家的角度,他的做法和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清廉的官员,他在给父亲的书信中说,他有两个“干净”:一是手头干净,二是心肠干净。崇祯十三年,他的家乡要给他树立功德牌坊,被他断然拒绝;他的叔父杨锷想请他派兵保护私产,也被他严辞拒绝。他在父亲下狱时,向皇帝三次请求“以身代”,这是他的孝;在为父亲守丧期间穿上战袍,这是他的“忠”。最后他病逝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他做到了尽忠报国。

我无意也无法评论他镇压农民起义是否正义,但是我想说的是,杨嗣昌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没有辜负崇祯,没有辜负大明。别的,都不重要。

参考资料:《杨嗣昌集》、《明季北略》

卢象升以五千老弱病残迎战清军,高起潜与杨嗣昌坐拥大军为什么见死不救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先入为主,必须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得出客观的结论。

首先,卢象升勇武敢战,最终殒命沙场,精神可嘉。

崇祯十一年秋,多尔衮和岳讬兵分两路,越过长城进入内地。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卢象升率军入卫,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总管入援军队。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与清军相遇,激战一天,炮尽矢绝,卢象升在乱军当中身中四箭三刀,仆地而亡,一位部将伏在他身上,自己身中二十四箭。

巧合的是,这一次明军出战,三位重要的领军人物杨嗣昌、卢象升和高起潜,都是有孝在身,所以卢象升死时,身穿麻衣,头戴白网巾,场面悲怆,令人动容。

但是,客观来讲,卢象升这次率军入卫,发挥的作用非常不好。

皇太极几次派兵袭扰内地,主要的目的是以战促和,顺便抢掠财富和人口。但是,主张和议的袁崇焕惨死之后,没有人再敢公开提议与清军议和。

在前线具体操盘的大学士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都很清楚,明军没有能力与清军正面对抗,所以他们主张与皇太极议和,开通互市。但崇祯皇帝缺少大局观,又没有担当的勇气,一直都在犹豫。

此时卢象升率军入卫,坚决反对议和,又让崇祯皇帝改变了主意。如果卢象升能够站在杨嗣昌一边,劝说崇祯皇帝议和,争取时间,就不需要洪承畴、孙传庭等人率领秦军入卫,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惨败。

第三,从战术的角度看,明军选择龟缩在城中,虽然难看,却是最有利的一种办法。

一直以来,高迎祥、张献忠等农民军能够驰骋各地,就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机动能力,来去如风,“流寇”之名由此而来。官军缺少这种机动能力,根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所以穷于应付。

清军的机动能力不输农民军,组织性和战斗力更强大。明军最精锐的关宁军尚且不敢与清军野战,内地的杂牌军更是不堪一击。杨嗣昌带兵多年,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明确要求各地军将,不可浪战,而且也对卢象升说过。但卢象升坚持要打,杨嗣昌也只能为他祝福了。

战前,高起潜和卢象升有过分工,关宁明军由高起潜统帅。但是,高起潜并不敢把关宁军的主力调来迎战清军,因为从十月份开始,多铎和济尔哈朗向宁远一带进军,皇太极向义州、锦州一带进军,目的就是牵制明军,以策应多尔衮、岳讬的行动。

高起潜带入关内的兵力不多,而且他本身就反对卢象升主战,自然不会积极配合,而且就算他带兵救援,也是白白送死。

如果没有崇祯、杨嗣昌的掣肘,卢象升能在京师击退清兵吗

崇祯在平台(紫光阁)召见带兵勤王的兵部尚书衔山西宣大总督卢象升说:保护陵寝不可浪战!京城防守由杨嗣昌高起潜(司礼监太监)负责,卢象升带领四个镇总兵两三万士兵野战驱敌,早期的清兵入关就是为了抢粮抢人,骑兵游击自持不过一个月。但卢象升的部下两个总兵家乡山西被清兵分兵进攻他们带兵回归山西了!卢象升又被朝廷钦差监军分了一部分兵力,最后卢象升带领几千人在京畿大名府被围战死!他很勇猛很知兵但他没法掌控全局势必一死!

兵部尚书杨嗣昌,十面埋伏重病而亡,为何成为崇祯最信赖的人

杨嗣昌被重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贫思良妻,国破思良相”。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处在崩塌的边缘,对于一心想复兴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但他分身乏术,且能力有限,所以,他需要个战略家来帮他谋划全局,而恰巧杨嗣昌就是秀出班行的那一个。

杨嗣昌的父亲杨鹤曾任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杨嗣昌本人也曾任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职。然而,好景不长,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祸乱朝纲,排除异己,父子二人为避难,辞官回家,隐居山林。

杨嗣昌在隐居期间写下了《地官集》等著作,得到了当时还是信王的朱由检赏识。朱由检继位后清除阉党,杨昌嗣父子被邀出山。杨嗣昌仅仅因为几本书就能得到一心强国的崇祯皇帝的青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他究竟还有哪些过人之处能成为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最信赖的人呢?

1.才华横溢,鹤立鸡群

杨嗣昌封兵部右侍郎时,就边关问题,连续向崇祯皇帝上了六道奏折,言辞犀利,切中要害,史书记载:“帝异其才”。杨嗣昌自幼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每次和皇帝谈论政务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让崇祯皇帝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也非常愿意和他讨论国事。

杨嗣昌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张凤翼跟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张凤翼才疏学浅,讷口少言,难堪大任,崇祯皇帝对他不是很感冒。

在“己巳之变”中,作为兵部尚书的张凤翼自知难辞其咎,畏罪自杀了。这样一来,兵部尚书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史书记载:

“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

朝中无人可担此任,崇祯下旨让还在家丁忧的杨嗣昌夺情。

可以看出,杨嗣昌的才能在群臣中显得鹤立鸡群。杨嗣昌是文人,但他不同于那些迂腐酸文人,他不像那些言官只会说套话,以古讽今,他把才能运用到实处,锐意改革,这一点与崇祯不谋而合,大明王朝已经危如累卵,重症需猛药,不能再夸夸其谈,画饼充饥了。

2.洁身自好,未参加党争

明末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此起彼伏,互相倾轧。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阉党党魁魏忠贤和朱由校乳母客氏结成对食,既而深受朱由校崇信,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迅速崛起,对东林党大肆屠杀。

朱由校死后,崇祯皇帝继位。继位后清算阉党,起复被迫害的东林党。然而,崇祯皇帝没有想到,满口仁义道德的东林党竟是一帮庸才,治理国家无良策,拉帮结伙却有一套。

崇祯皇帝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也明白了双方都不是善类。这样一来,不依附阉党也不依附东林党的杨嗣昌更显得珍贵,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性格,在明末的官场简直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人才,怎能不委以重任?

3.目光长远的战略家

杨嗣昌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位战略家,他从全局出发,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对内忧外患,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构想,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对关外的清军采取和谈的形式,以争取时间来平定农民军的叛乱。对农民军他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策略来清剿。农民军的特点是流动性大,这一策略使其机动性受到很大限制,张献忠和李自成被打的溃不成军,张献忠投降,李自成仅剩18骑逃往商洛山。

对外与清军议和一事,最关键时刻却出了意外。崇祯皇帝刚把想法跟朝臣们透露一点,却立马受到了言官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搬书弄典,认为这是向蛮夷低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崇祯皇帝无奈,难以定夺,而关外的皇太极已失去耐心,绕过“关锦宁防线”直扑北京。崇祯万不得已,招洪承畴、孙传庭等入京勤王,“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也宣告流产。崇祯慨叹“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虽然这一战略规划最后失败了,但这不是杨嗣昌的问题,不可抗的外力因素太多。

孙传庭、卢象升等人主张对抗清廷,被认为是“主战派”,杨嗣昌力主议和,被认为是“主和派”。其实双方都没有错,孙传庭、卢象升等人都是名将,自然是以驰骋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他们认为对抗清军必须要以武力镇压才有效果。

杨嗣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考虑,他何尝不知只有打败清军才能解决边关问题?他只是主张暂时议和,避免腹背受敌,这和秦桧等人的和议完全是两码事。况且,国库已然空虚,对付清军每年还要从百姓身上加征“辽饷”,已经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哪里还能经受得起?这是在“饮鸩止渴”。

总结

杨嗣昌和崇祯考虑问题的角度一样,考虑问题的高度一样。杨嗣昌需要全盘考虑,而不是单纯的战争,他是真正的在帮崇祯解决问题。所以,杨嗣昌成为了崇祯最信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