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于谦是怎样保卫北京城的？为什么潼关失守长安就放弃了，而不能向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一样固守长安等待来援

本文目录

• 历史上于谦是怎样保卫北京城的
• 为什么潼关失守长安就放弃了，而不能向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一样固守长安等待来援
• 明朝时代于谦是如何保卫北京的
• 夺门之变发生后，为什么朱祁钰认为敲响朝鼓是于谦
• 明朝于谦是怎么打赢“北京保卫战”的
• 土木堡之变，明军精锐基本被歼，那于谦为什么能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 瓦剌军队强于土木堡数倍，于谦如何在北京保卫战中力挽狂澜
• 朱祁镇复辟，于谦作为当朝权臣在干什么

历史上于谦是怎样保卫北京城的

大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亲率明朝精锐大军二十万及六部九卿主要官员北征瓦剌，大军行至土木堡时遭遇瓦剌大军埋伏，明朝大军全军覆没，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让明朝政府大伤元气，明朝成祖以及仁宗、宣宗时期积累的大量财富和军队致辞付诸东流，土木堡之变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然而，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最让明朝政府头疼的，实际上还不是明英宗的被俘，而是元气大伤的明朝政府如何应对接下来瓦剌大军的进攻，就在满朝文武纷纷头疼的时候，一个站出来振臂一呼的人让朝堂之上的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就是兵部尚书于谦。

当时明朝朝廷面对的形势极为严峻，面对瓦剌大军即将进攻北京的现实，一方面，明朝的皇帝捏在瓦剌人手里，大明朝臣群龙无首，另一方面偌大的北京城中，出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外，几乎没有可用之兵。这样悲惨的现状就是摆在于谦面前的真实情况。立志坚守北京的于谦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做出了如下几项决策：

一、拥立郕王为帝，粉碎瓦剌阴谋：

明英宗被俘后，明廷内群龙无首，太后皇后哭成一团，文武大臣顿足捶胸，英宗皇帝虽立有太子，但是太子住建身当时年仅2岁，这样的年纪如何能够驾驭当时波谲云诡的复杂政治局面，既然无法“父死子继”，那么久只能“兄终弟及”了，明宣宗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英宗皇帝，另一个就是郕王朱祁钰了，因此于谦在奏请并征得了孙太后的同意后，将郕王朱祁钰拥立为帝，即位的郕王就是历史上的明代宗景泰帝。明代宗的即位在当时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一方面是延续了明朝的皇统，另一方面则是粉碎了瓦剌企图挟持英宗要挟明朝朝廷的阴谋。于谦拥立明代宗即位实在不得不说是一招高棋。

二、驳斥言南迁者，力主坚守北京：

明代宗虽然即为称帝，但是当时的的明朝政府内部面对瓦剌大军的进攻犹如惊弓之鸟，以徐有贞为代表的明朝部分官员深恐明朝政府重蹈北宋靖康之变的覆辙，因此极力建议明代宗将京城南迁至南京，以避锋芒，一时之间明代宗也开始犹豫不定。对于这种不利于抗战的言论，于谦予以了坚决的驳斥，他说出了那句：“言南迁者死！”的著名宣言，于谦认为北京为天下中心所在，也是明朝宗庙社稷所在，一旦南迁，必然会引起巨大的连锁作用，不仅民心军心不稳，明朝政府还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南宋。因此于谦坚决反对南迁都城，主张坚守北京。明代宗也被于谦的坚持所感动，因此开始坚定了坚守北京的决心，就这样，明朝内部君臣在守城与迁都的争议中达成了一致。

三、急招各地军队，火速进京勤王：

由于明英宗御驾亲征时带走了明朝所有的精锐之师，因此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时，实际上北京城内属于无兵可用的尴尬状态，面对这种情况，于谦奏请明代宗，请求皇帝下诏，召集天下军队火速进京勤王，就这样，明朝各地的军队在在最快的时间里赶到了北京。于谦的抗战举动还深深的感动了北京城内的明朝百姓，全城百姓积极支援朝廷抗击瓦剌，家家户户有人出人，有物出物，北京城内的商户们还为军队捐了不少物资。

明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君臣上下一心，百姓拥护朝廷，军人誓死守城的情况下，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可以说，这场胜利，于谦是第一功臣，正是因为他的坚持，才使明朝没有重蹈南宋的命运，也正是于谦，在大明王朝最危难的时候扶了一把，于谦不愧为力挽狂澜的能臣，也是忠于朝廷的中忠臣。

原创：历史微书

为什么潼关失守长安就放弃了，而不能向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一样固守长安等待来援

根本原因是北京城和长安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金国定都北京开始，北京城就始终是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功能大于政治功能的都城；而长安城，从商鞅时迁都咸阳，到秦汉隋唐时期，都是作为政治意义的都城，并不注重防守。

先来看北京城的平面图

外城是寻常百姓和商贸居住的地方，是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等辅助皇城、内城的地方；内城是军队、官府等具有官府性质机构所在地（清朝时是驻京八旗居住的地方），本质上是起到防守、协助皇城的作用；皇城自然是皇帝和后宫妃子居住和朝廷办公的地方。

北京城平面图告诉我们：

1、内城是皇城的四倍大，作用是军事防御，守卫皇城；

2、外城只是起到辅助内城和皇城的作用，且面积比内城还小

3、内城9个门，其中有3个门必须攻破外城才能接触到，因此防守重点在于不和外城接触的6个门。

在看看隋唐的长安城。图为隋朝长安城（和唐朝长安城变化不大）

和北京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没有具有军事防御的内城。

1、攻破玄武门就可以直入皇宫；

2、除了皇宫就是街坊，即北京城的具有商贸功能的外城；

3、没有军队驻守的内城，就意味着军队只能驻守在城外，如西汉的南北禁军、细柳营等地；同时也意味着皇宫内只有少量的御林军，不足以抵挡几万人的兵马。

对比北京城和隋唐长安城得出结论：

1、北京城有比皇城4倍大的内城，驻扎大量军队，担任军事防御职责；长安城城内只有皇城有最多几千人的士兵，担任防守职责的军队只能在长安城外驻防——击败这些城外驻守的军队，长安城不攻自破。因为街坊无法承认军事防御功能，皇城几千兵马，没有办法防御整个长安城。

2、长安城注重的政治和经贸，北京城注重的军事防御。

从秦国、秦朝、西汉、东汉、隋唐等，面临的威胁要么是函谷关以东的东方势力，要么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要保障长安城，通过利用关中四塞的地理环境就可以实现防守长安的目的，不需要向北京城一样注重城防。

再说，秦汉隋唐时期出于文化和武力对外扩张时期，不是怕别人来打，而是考虑怎么打别人。作为进攻方，自然不需要去考虑怎么防守自己的首都——这是挨打方考虑的问题。进攻方的首都，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显示自己的实力强大，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北京城的防御功能，从金国定都北京就注定强化军事防御的功能。

下面是《大金国志》对蒙古攻打金首都燕京时损兵折将时北京城防的记录：

这一仗应该是成吉思汗作战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最后逼迫成吉思汗不得不接受金朝提出的议和。

忽必烈建造元大都时，自然不会忘记当年蒙古攻打金燕京的这一战。朱棣扩张元大都时，除了继承原有的军事功能，更进行了防御提升——原本的元大都城墙只是夯土，并无外砖，朱棣建造北京城时，用大城池砖进行内外包住夯土，更提升了城墙的抗击能力。

朱棣强化北京城防御能力的目的有二：

1、朱棣是起兵夺位的，自然要预防日后他人起兵夺位，稳固的都城是阻止再次靖难之变的可靠因素；

2、蒙古实力依然强大，定都北京需要防御蒙古人的进攻。

明朝时代于谦是如何保卫北京的

明代北京军队抗击瓦剌军进攻的战役。土木之败，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刷新内政，加强战备。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日，消息传到京城，皇宫上下惊慌一片。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 德胜门

即皇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也先挟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佯装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被潜伏在民居内的明军火枪手阻击，死伤无数，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

本段战役领导

土木失利殃及京师 中流砥柱彪柄千古 一个昏庸的皇帝，做出了一项愚蠢的决策，看似强大的亲征，却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不仅身为俘虏，而互几乎酿成亡国之错。一位大臣在危急关头，在生死之间，大声疾呼：“社稷为重，君为轻”。又是他，身先士卒，大败敌军，迫使也先送回那个昏庸的皇帝。他，虽为社稷而战，为国家而操劳，但面对重登皇位的昏君能善终吗? 尽管他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但却青史留名。他就是明代第一名臣——于谦。

本段战役过程

明成祖朱棣率军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后，瓦剌开始接受明朝的称号，与明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但瓦剌军仍然比蒙古族内诸部强大，他们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弱小部落。到明正统年间，瓦剌的势力空前强大，控制了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抵长城以 于谦

北的广大地区，成为继元而起的一个最大的蒙古政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安全。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拒绝联姻，率四路大军南下，前锋直指大同，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之言，于七月十六日冒险亲征。行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接连失败，就急忙决定退兵，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上，明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 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百官张惶失措，有人甚至主张迁都南逃。此时，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南迁，并对皇太后晓以迁都的利害，征得皇太后的支持。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北京。于谦等人针对当时的危急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诛除宦党，平息民愤。斩杀太监王振亲信，打击宦党的气焰，平息众怒，初步稳定了内部；其次，拥立景帝，稳定政局。当时，也先挟英宗作为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拥立朱祁钰即位，这样即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又便于统一部署，共同抗击瓦剌；再次，举荐人才，调兵遣将，妥善安排。于谦注意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同时，从各地调来勤王兵，日夜赶造武器，装备军队。在北京周围。 北京保卫战兵力分布图

布置兵力，严把九门。注意日夜操练军队，迅速地提高战斗力。这样，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十月初一，也先率一路兵马，经大同、阳和，占领紫荆关。长驱进入北京地区。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逼近北京。也先将军队布置在西直门以西。于谦派兵迎击瓦剌军于彰义门，打败也先部队先锋，夺回被俘者一千多人。同时于谦又派人率兵夜袭，以疲惫敌军。十月十三日，瓦剌军乘风雨大作，进攻德胜门。于谦命大将石亨在城外民房内埋伏好军队，然后派遣小股骑兵佯败诱敌。也先果然中计，亲率大批部队穷追不舍。等也先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反击。只见神机营火器齐发，火箭弓弩多如飞蝗般地射向敌军，明军前后夹击，也先部队大败而归。也先的弟弟勃罗、平章卯那孩等将中炮身死，瓦剌军受到很大打击。也先发觉明军主力在德胜门，便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打败也先的先头部队。由于也先不断增兵围攻孙镗，孙镗力战不支，退至城下，此时，把守城头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准开城。同时，命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轰击瓦剌军，明军又从彰义门、德胜门抽兵增援，终于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十月十四日，瓦剌军又改为进攻彰义门。于谦命守军将城外的街巷堵塞，在重要的地带埋伏好神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入，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而此时，景帝所派监军太监，率数百骑兵冲击敌阵去抢功，使明军阵势陷入混乱。瓦剌军乘势反击，追到德胜门外。在万分危急关头，当地居民纷纷登上房顶，以砖石迎战瓦剌军。于谦派出的援军也及时赶到，打退了瓦剌军的反扑。 也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到处遭到军民的抵抗和不断袭击。各地的百姓自动组织起来，抗击瓦剌军的掠夺。北方边陲重镇的守兵，也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保卫国土。也先进攻北京各门屡次遭到失败，中路军在居庸关的进攻也受挫，并获悉明朝各援军即将到达。唯恐后路被切断，便于十五日夜率一部人马，挟持英宗朱祁镇由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撤退。 于谦发现也先军队正在撤退，即命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也先军营，炸死瓦剌军一万余人。瓦剌军在撤退的路上，一路烧杀抢掠，掠夺了许多物资和人口。而明军分路追击；石亨大破瓦剌 于谦北京保卫战浮雕

军于清风店(今河北易县西)；范广在固安打败瓦剌军。也先一路狂逃，十月十七日，撤出紫荆关，不久退往关外。东路的脱脱不花军，闻得中路、西路已败，亦立即撤退，并于十月二十日单独遣使进贡，来北京议和。至此，明军取得了保卫北京的胜利。 也先率军退至塞外，数次南下，都因明军防范严密而未得逞。鉴于政治诱降落空，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失去了与明朝经商的机会。万般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无条件地释放了明英宗。其后，在蒙古族内部的相王争斗中，也先的势力一落千丈，日渐衰竭。 土木堡之败，明朝的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北部的重镇、关隘大部失守，北京的防务门户洞开，几乎导致了京师陷落、政权瓦解的严重结果。这些除了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外，也与明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英宗昏庸无道，偏听偏信，开始时步步退让，消极迎战，到仓促北上迎敌，又甘让宦官摆布，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队打得大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于谦为首的一部分文武大臣坚决抗战，他们诛杀宦党，稳定局面，激发了广大军民抗击瓦剌军的勇气。同时，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其次是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能够抓住问题的关健，即时拥立新君，使也先以为奇货可居的政治王牌英宗失去了其实际的意义，从而使抗敌军民能够放开手脚，一心保城杀敌。再加上于谦能够知己知彼，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长处和短处。瓦剌军队擅长骑射和野外作战，但是存在着兵力有限，不善于攻坚，并且火器很少等弱点。而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士气高涨，以城池为依靠，以战代守，充分发挥自己火器多，装备精良的优势，在与敌对阵中，先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待敌迫近时，再突然以火铳、火炮火箭等进攻。等敌人阵势被火器打乱之时，用步兵、骑兵发起猛烈反击。这就较充分地发挥了己之所长，削弱了瓦剌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明军能够迅速地变被动为主动，仅在五天时间内便迅速地击败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京师部队的战斗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兵力，使瓦剌军不敢窥视京师；而且还促进了边防建设，收复了许多要塞和重镇，使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然而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后遗症。被瓦剌放回的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重登帝位，废景帝为成王。而当年拥立景帝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石享、徐有贞等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英宗杀害。 于谦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叹息。大敌当前，于谦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保家卫国。成为北京保卫战的中流砥柱。他的节操和功绩彪柄千古。于谦遇害后，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墓一样葬在西子湖畔。后人用“赖有岳于双少保(二人均曾被加封为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缅怀两位民族英雄的气节和千秋功绩。

本段后勤方略

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唯一的战 土木堡之变

略机动部队——50万京军全军覆没。 8月16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由今河北的新保安、宣化和山西的大同出塞休整。 9月，在与英宗皇帝一起被俘的明太监喜宁的唆使下，欲以送还英宗为名，趁势进取北京。 消息传来，满朝震惊。当时京城只有弱兵数万，形势危急。一些官员主张迁都南逃，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于谦以“京师为天子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为由，拒绝迁都，并献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皇太后、监国成王和大多数大臣支持于谦的主张，遂定战守，调兵备战。 8月21日，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军民守卫都城。 9月，确立成王为代宗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粉碎了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代宗皇帝专门下令，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其地位仅次于皇帝。于谦认为，土堡保之战的失利，犯了许多兵家之大忌，其中后勤保障没搞好是重要原因。50万明军长期在风雨中辗转，军粮不备、军械不习、运输不及时，连唯一的饮用水源都被切断，在人饥马渴的情况下，是不能打胜仗的。因此， 明代宗朱祁钰

于谦上任后，首先实行正确的后勤方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做好后勤准备。 在人力准备方面，着重整顿、充实京军。京军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为了迎接战斗，于谦重组京军。他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大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22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在武器装备的筹措方面，于谦也想尽了办法。当时，京城军中仅有1/10的将士有盔甲，兵器也严重不足。为此，他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2/3，共126万件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还派出人员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9000余项、甲5000余件；神枪（火枪）1.1万余杆、神铳（火铳）2万多只，神箭（火箭）44万枚、火炮800余门。并更换了明军的战服、军旗等。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当时，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由于短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于谦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因此，它采用了一切措施运粮。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并提出，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以资鼓励。重赏之下有勇夫。在于谦的督促下，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京城并储备起来，从而使军心大振，也稳定了民心。在此基础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众从皆欢呼雀跃。 在发动群众支前方面，于谦将全城军民都动员起来，备战备荒。城内的木土、瓦匠、石匠等统一编成工程队，进行训练。筹集了大量砖石、木材、石灰、工具等，以备战时急用。组织力量加固北京周边45里的城墙，增修了京城的崇文、正阳、宣武、东直、朝阳、西直、阜成、德胜、安定9门，特别是城北的德胜门、安定门，城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把城内侧由土筑改为砖砌，并深浚了城壕，加强了城防。同时，命令工部组织人员在城墙堞口设置门扉，在城东、西、南面城墙上绑上沙栏木，共设置门扉11000余个、沙栏木长5100余丈，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池的防御性能。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于谦还传檄京城周围的州县和山西、河北等地民众，拿起武器，视情况打击瓦剌军队，切断其后路。 为了稳定内部，凝聚士气，于谦协助代宗皇帝，采取果断措施，清除王振一伙的党羽，刷新内政。并在组织上从全国各地荐拔有才干的武将，组成抗战指挥集团。原大同副将石亨在“土木堡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认为，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而且战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于是将其释放，并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中，石亨指挥有方，英勇作战，战果显著。“论功，亨为多，晋侯”。同时，另以名将指挥京城的火器部队、骑兵部队和镇守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并严惩了一批贪生怕死、玩忽职守的将校。另外，于谦还改革了军制，把传统的“三大营”改为10个团营，使其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明军兵精粮足，士气大振，严阵以待。 10月1日，瓦剌军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大举南下。一路经宣府进攻居庸关，从京师正面吸引明军。也先亲率主力3万人经大同进攻紫荆关，迂回京师。9日，在投降的明太监喜宁的帮助下，也先攻占紫荆关，挟持英宗经易州、良乡、卢沟桥，于11日进抵北京城郊。 面对强敌，石亨提出了收兵入城，禁闭9门，依托城池进行固守的建议。于谦认为，瓦剌势盛，如果示弱，会使敌人更加猖狂。他主张，采用背城决战的方略，将22万大军列阵京城9门之外，并以重兵伏设于德胜门，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12日，也先将主力列阵西直门外后，挟持英宗皇帝到德胜门外的土城，要求朝廷派于谦、石亨等高级将领亲自出迎，并索求金帛数以万万计，企图以此将明军主将擒获，迫使明朝献城。于谦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一方面派出官员朝见英宗，一方面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统一官兵思想，严阵以待，粉碎了也先的诱骗阴谋。在兵力部署上，于谦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在战役主要方向上，隐蔽主力，待机歼敌；在次要方向上，避敌主力，采取小股袭扰，处处出击的策略，迷惑敌军，给瓦剌军造成错觉。当夜，两路明军主动出击，斩杀瓦剌军数百，乘胜而归，使军威大振。 13日，也先集中全力进攻德胜门。于谦以少数骑兵佯装战败以引诱敌人。也先中计，督精骑万人追击，陷入明军的埋伏地。明军神机营火器齐发，伏兵骤起，大败瓦剌军于城下，斩杀万余人。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之弟勃罗、平章卯那孩等重臣也中炮身亡。也先收集溃兵转而进攻西直门，又被明军神机营与步、骑兵的联合行动所击败。 14日，防守彰仪门的明军主动出击，城外民众纷纷加入战斗，击其粮道。今灵丘、蔚县、涞源一带的民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对四处掠夺的瓦剌军以打击。经过5天激战，瓦刺军屡战屡败，攻城不克，和谈不成，士气低落。又听说进攻居庸关的瓦剌军被守关明军阻住，且各地增援明军纷纷前来，深怕归路被断。15日夜，瓦剌挟持明英宗由良乡向紫荆关方向撤退。于谦急令明军乘胜追击，又在固安、霸州等地击溃瓦剌军万余人，擒获大将阿归等48人，夺回被掠牲畜万余头。11月8日，瓦剌军全部退出塞外。慑于明军势盛，次年8月，也先释放英宗皇帝回国，恢复与明朝的臣属关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君主被外族掠去，又无条件释放回国的还是第一次。他表明了于谦指挥明军抗击瓦剌军入侵，取得了彻底胜利。 此战，与英宗土木堡之战形成鲜明对照，一个重视后勤，取得了胜利，一个忽视后勤，导致了失败。其教训发人深思。 令人遗憾的是，8年后，被于谦重用的石亨等人，趁明代宗皇帝病重，未立太子之机，发动“夺门之变”，迎接被瓦剌放回的英宗皇帝复辟，废代宗皇帝为成王，将于谦等朝廷栋梁之臣逮捕下狱，并杀害，酿成“天下奇冤”。当时，不仅“京郊妇孺，无不洒泣”，皇太后闻讯，也“嗟悼数日”，“英宗亦悔之”。不久，瓦剌军又大举攻明，明廷“人人忧色”。1466年，于谦沉冤得到昭雪，后被谥为“忠肃”。

本段战役影响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于谦为首的一部分文武大臣坚决抗战，他们诛杀宦党，稳定局面，激发了广大军民抗击瓦刺军的勇气。同时，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其次是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能够抓住问题的关健，即时拥立新君，使也先以为奇货可居的政治王牌英宗失去了其实际的意义，从而使抗敌军民能够放开手脚，一心保城杀敌。再加上于谦能够知己知彼，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长处和短处。瓦刺军队擅长骑射和野外作战，但是存在着兵力有限，不善于攻坚，并且火器很少等弱点。而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士气高涨，以城池为依靠，以战代守，充分发挥自己火器多，装备精良的优势，在与敌对阵中，先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待敌迫近时，再突然以火铳、火炮火箭等进攻。等敌人阵势被火器打乱之时，用步兵、骑兵发起猛烈反击。这就较充分地发挥了己之所长，削弱了瓦刺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明军能够迅速地变被动为主动，仅在五天时间内便迅速地击败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京师部队的战斗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兵力，使瓦刺军不敢窥视京师；而且还促进了边防建设，收复了许多要塞和重镇，使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然而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后遗症。被瓦刺放回的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重登帝位，废景帝为成王。而当年拥立景帝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石享、徐有贞等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英宗杀害。 于谦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叹息。大敌当前，于谦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保家卫国。成为北京保卫战的中流砥柱。他的节操和功绩彪柄千古。于谦遇害后，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墓一样葬在西子湖畔。后人用“赖有岳于双少保(二人均曾被加封为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缅怀两位民族英雄的气节和千秋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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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门之变发生后，为什么朱祁钰认为敲响朝鼓是于谦

明朝皇帝朱祁钰在当了八年皇帝后，生了一场重病。也就在他生病的那天晚上，朝中大臣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立刻撞开南宫的门，把朱祁镇找出来，拥戴他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

第二天早上，朱祁钰还正躺在病床上，起不来。突然，他听到上朝的钟鼓声敲响了。朱祁钰当时就惊得坐了起来，心想，自己还躺在病床上呢，怎么上朝的钟声就敲响了呢？这是谁让上朝呢？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知道肯定是有人夺位了。于是，他就问身边的太监，这夺位的人是于谦吗？太监说不是于谦，是太上皇。这个“太上皇”就是朱祁镇。

当朱祁钰听说是朱祁镇的时候，连说了三声“好”字，又重新躺下去了。

（朱祁钰剧照)

那么，朱祁钰在知道他的哥哥朱祁镇夺了他的皇位以后，为什么会连说三声“好”字呢？

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是朱祁钰一种愤懑的表达方式。

确实，朱祁钰应该愤懑。当年朱祁镇带着明朝几十万大军攻打瓦剌，结果全军覆没，朱祁镇本人也被瓦剌给抓去了。然后瓦剌挟持着朱祁镇要挟明朝，并且一直攻到北京城，让明朝开城门。可以说，当时的形势岌岌可危，如果不是朱祁钰和于谦带领大家誓死保卫北京城，可能明朝就被瓦剌给灭了。就算不被灭，明朝君臣南逃，又会出现南宋那样的局面。可以说，朱祁钰这样做，算是给朱祁镇收拾了残局。而且，瓦剌要放朱祁镇回来，朱祁钰也同意了。回来后，朱祁钰也只是把朱祁镇关了起来，并没有暗害他。

可是，当朱祁钰生了重病的时候，朱祁镇竟然落井下石，朱祁钰如何不愤懑呢？

不过，我认为，朱祁钰在这时候说的这三个“好”字，却并不是一种愤懑，而是一种很放心的，很高兴的表现。为什么呢？

因为从他说出“是于谦吗”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就表明，他内心中最担心的，其实是于谦。

（于谦剧照）

在他看来，如果是朱祁镇夺了皇位，这也就意味着，江山还在他朱家，并没有落入外人之手。同时呢，他也看出来了，自己的病似乎好不了了，自己又没有太子。不给哥哥朱祁镇，又能给谁呢？

假设皇位给于谦夺取了，这就意味着，他朱祁钰把朱家的江山给丢了。到地下以后，朱祁钰如何见列祖列宗呢？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疑惑了，朱祁钰怎么会怀疑于谦呢？

说起来，于谦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大臣，他帮助朱祁钰打败了蒙古瓦剌对北京的围攻，保住了明朝的江山。保住江山以后，他并没有擅权，并没有在朝中指手画脚，唯我独尊，把朱祁钰变成一个傀儡。其实他要这样做，是很容易的。毕竟朱祁钰是他立的，明朝的江山也是他保住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大儒，能够谨守臣子的本分。而且，如果朱祁钰要坚持一件事，他也不和朱祁钰争论。比如，朱祁钰还换太子，废掉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换成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于谦明知道不对，也没有争执。可见，他确实不擅权不越位。

而且，朱祁钰在八年的时间里，也没有表现出怀疑于谦的样子。凡是朝廷中所有的大小事情，他都会征求于谦的意见。君臣两人之间也配合得很默契，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君臣肝胆相照、通力合作的典范。

（朱祁镇剧照）

那么，朱祁钰为何在最后阶段，说出那样的话呢？

只能说，朱祁钰其实一直是一个皇帝，他和所有的皇帝一样，都是多疑而自私的。总担心大臣会夺了他的皇位。尤其是有功的大臣，他就更担心。尽管这个大臣可能根本就没有夺位之心，但他依然心里不踏实。所以，历史上才发生了刘邦、朱元璋等人残杀功臣的现象。而朱祁钰脱口而出的，才是那样的话。

只不过，当朱祁镇当了皇帝，不久后，朱祁钰就“暴死”的时候，在“暴死”之前，不知道朱祁钰还会不会连说三声“好”！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等）

明朝于谦是怎么打赢“北京保卫战”的

土木之变之后，英宗的弟弟景帝继位。瓦刺军进犯北京，翰林待讲徐珵主张迁都南京避难，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痛斥。于谦力主抗击瓦刺，誓死保卫京师，得到景帝的支持，任命于谦做兵部尚书。于谦首先加强北京的防卫力量，调集各地士兵来京。又动员军民将通州粮仓的粮食运到京城；同时下令工部赶造武器战车。于谦的行为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北京守城军队很快由一万多增加到22万。公元1449年十月，也先再度大举进攻，于谦亲自带兵迎战。经过几次激战，瓦刺军伤亡惨重。也先听说明朝各地的援军将到，害怕自己的后路被截断，只好撤军。于谦乘胜追击，瓦刺军被赶出塞外，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土木堡之变，明军精锐基本被歼，那于谦为什么能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率四十万大军（一说20万）亲征瓦剌，留下郕王朱祁钰在北京监国。结果在王振的瞎指挥下，大军调度无方，后勤不力。走到土木堡时，军队由于缺水少粮，军心大乱。瓦剌太师也先趁机率军进攻，明军仓促迎战，最后大败，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皇帝英宗也被俘。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震惊。当时情况是，大明的边军精锐基本损失殆尽，武将大多战死，连皇帝明英宗也成了也先的俘虏，也先丝毫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而是挟土木堡大胜之威，率军直趋北京，意图一鼓作气攻下北京城。北京城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太后和皇后将积攒多年的金银钱财打包好，装了八大车运给也先，乞求也先能放还明英宗退兵，当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只不过徒增了瓦剌军的嚣张气焰。

这时候，以于谦为代表的一干文武忠臣站了出来，对于如此危局，于谦果断而迅速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添上一个又一个砝码。

一 力排众议，禁止南迁

当也先的大军直扑北京时，朝廷上下一时间意见不一，有很多人主张迁都南京，避也先锋芒。甚至有一个大臣徐珵说他根据星象推断，朝廷必须南迁才能得保，这当然是他南迁的借口。但是于谦明白，南迁是万不可行的，第一，也先只是孤军深入，并没有稳固的后方，在北京城下必然呆不长，土木堡一战，虽然惨败，但大明也没有伤其国本。第二，一旦南迁，几乎是把北方拱手让给了也先，又要上演南宋偏安一隅的景象。于是，于谦向主张南迁的大臣厉声说：

“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于谦主张保卫北京的主张得到了郕王朱祁钰的支持，这样，再也没人敢提南迁的意见，大家达成统一认识，保卫北京。

二 铲除阉党，以平众怒

土木堡大败的消息传来，大臣们都对王振误国的行为恨的咬牙切齿。其实，在土木堡英宗被俘后，王振就被愤怒万分的英宗护卫樊忠一锤子砸死了。但是，在北京城里的王振余党平时嚣张跋扈惯了，到这个危急关头还不知道收敛。大臣们在朝堂上怒责王振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还上前叱骂朝臣，忍无可忍的大臣们顾不上读书人的体面了，直接在朝堂上围住马顺，拳打脚踢，马顺竟然就这样被打死了，随后，这些大臣又一不做二不休，冲到内宫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揪出，一并打死，将尸体挂在东安门外示众。郕王朱祁钰眼看局面控制不住了，惊慌失措，准备溜走。这时候，于谦极力劝住朱祁钰，让他宣布阉党是罪有应得，所有参与暴力围殴的大臣均无罪。这才平息了众怒，稳定了局面。

三 另立新帝，稳定朝纲

虽然暂时铲除了阉党，稳住了朝臣，但是局面依然岌岌可危。英宗被也先俘虏，也先利用英宗要挟大明投降。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是另立皇帝，一方面以安臣民之心，另一方面也使也先不能再用英宗进行要挟。但是，英宗的儿子此时才三岁，显然是不行的，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比英宗只小一岁，是最佳人选。于是，于谦在征得太后同意后，和一众大臣准备拥立朱祁钰为新皇帝。但是朱祁钰却怕了，一是英宗仍在，而且留有子嗣，自己当皇帝恐怕会名分不正，二是也先大军马上兵临城下，北京城存亡未知，此时登基会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时，又是于谦劝服了朱祁钰，于谦说：“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在于谦晓以大义后，朱祁钰同意登基，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随后，景帝配合于谦，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措施，并任命于谦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

四 调军勤王，知人善用

当时京师的守城部队是三大营，人数只有数万，而且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将士有盔甲，武器也老旧。于谦命令工部加紧赶制铠甲兵器，同时将126万件南京库存兵器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还派出人员到土木堡收集到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9000余项、甲5000余件，火枪1.1万余杆、火铳2万多只，火箭44万枚、火炮800余门，悉数运往北京。此外，于谦还把三大营改组成了10个营团，这样更利于战时指挥调配。即使是这样，守城兵力依然薄弱。为了加强防御力量，于谦又将两京、河南等地的备操军，南京、山东的备倭军，江北所有的运粮军以及部分浙兵调入北京，发布严令，有不听调者，立即处斩。这下，北京城的守卫部队一下从数万上升到了22万。虽然这些部队都是二线地方军，战斗力远不如大明边军，但是如果稍加训练，调度得当，还是可堪一战。京师一下多了这么多军队，粮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离北京最近的粮仓是在通州，但是，如果派出后勤部队运粮，很可能被也先袭击。于是，经过慎重思考与权衡，于谦下令，所有的勤王部队均取道通州进入北京，粮草直接有勤王军带进来，这样，就解决了粮食问题。

在北京保卫战中，还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大将军石亨。石亨是边军将领，当初也是随英宗一起出征的，土木堡兵败时，他逃了出来，单骑逃往北京，到北京后，反而被以败军之将的名义下狱了。但是，于谦力排众议，大胆重新启用了石亨，他认为土木堡之败，非石亨之罪，最重要的是，石亨是当时北京城里为数不多的有和蒙古骑兵作战经历的将领。事实也证明，于谦没有看错石亨，石亨复出后很快训练出了一支能与蒙古骑兵抗衡的骑兵队伍，在日后的北京保卫战中，石亨在安定门大破瓦剌骑兵，以后又有力的支援了西直门，稳定了局势，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 指挥得当，取得胜利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于谦心里更有底气了。此时北京城上空是一片肃杀之气，二十二万将士分别布守在北京九个城门，严阵以待，静静的等待也先的到来。1449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土木堡之变86天后，也先亲率主力大军，连带挟持被俘的明英宗，经大同进攻紫荆关，迂回到京师。经过土木堡一战后，也先认为大明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对北京城志在必得。然而，刚一交战后，他就绝望的发现，这群明军和三个月前被他全歼的明军完全不一样。也先首先在德胜门遭到大败，于谦用少量骑兵将也先的数万骑兵引诱进来，然后用火铳火炮猛攻也先，蒙古骑兵坠马者不计其数，连也先的弟弟也在战斗中身亡。德胜门受挫后，也先随即掉头进攻西直门和彰义门，同样被击退。也先在北京连续攻城5日，寸步难进。这时候，各个勤王部队已经直逼京师而来，也先唯恐退路被切断，连夜撤退了。

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的意义毋庸置疑，避免了明朝重蹈宋朝的覆辙，成为一个偏安南方的小朝廷，而北京保卫战最大的功臣，非于谦莫属。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夏之将倾，国士无双，于谦于少保也！

瓦剌军队强于土木堡数倍，于谦如何在北京保卫战中力挽狂澜

北京保卫战是继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与瓦喇爆发的一场最激烈的对抗，主战场在北京城九门之外，十七万骁勇善战的瓦喇大军，分三路强攻北京。

明朝方面由于土木堡惨败，血本无归，明军伤亡达五十万人，而且明英宗也作了瓦喇俘虏，随军出征。

留守北京的明军，只有弱将老兵不到十万人，更要命的是物资也极度匮乏。

北京城内一片愁云惨淡，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为避免更大伤亡，大臣们嚎啕大哭中决意迁都，此举遭到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

于谦认为京城不容有失，力主在北京与瓦喇军展开决战，并被委任兵部尚书，直接指挥明军作战。

作为一介文官，只读过几本兵书，他能赢的胜利吗？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且看于谦如何力挽狂澜。

战前形势

作为明朝北方的邻居，瓦剌一直和明朝进行着贸易来往，本来相安无事，可是瓦剌太师也先是一位贪得无厌的人，对利益追求很狂热。

为了多得利益，他在与明朝开展双边贸易之时，用两千人向明朝恭马，可是却向明朝索要三千人的赏钱，明朝当然不允许，只按实际两千人发放赏钱，而且降低马价。

这让也先心里极为不舒服，于是他兵分四路进攻大明边关，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大同。

明朝也不是好惹的主，随即给以回应，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带兵五十万驰援大同。

可惜朱祁镇军事不行，又宠信大太监王振，只准他一人指挥明军，旁人不得干涉，王振只顾耀武扬威的走马上任，却不安排后勤，导致明军在行军路上断粮，连水都没得喝，之后到大同，听说边军屡战屡败，吓得赶紧率军回北京。

由于王振私心太重，导致明军撤退缓慢，耽误行程，在土木堡被瓦剌军赶上。

瓦剌军一看明军五十万人的队伍，根本不敢交战，很虔诚的求和，王振很高兴的同意了，瓦剌军自行撤走。

危险一解除，饥渴难奈的明军在混乱中冲出土木堡争抢水源。

突然间，瓦剌大队人马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将明军杀的大败，很多兵士衣衫不整，手中连兵器都没有，就被杀的身首异处。

一战，就将明军彻底打败，明英宗朱祁镇成为了瓦剌俘虏。

明朝这一败，可以说是濒临死亡的节奏了，拱卫京师的中央禁军损失惨重，淄重、军用装备全部落入瓦剌之手。

最为严重的是皇帝作了俘虏，这对也先来说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但对明朝来说是灭顶之灾了。

这时候有个明英宗身边的小太监，叫喜宁，为也先献上一计。

以明英宗勒索大明，喜宁愿头前带路。

也先听完大喜，夸赞喜宁，随即整顿军队，择期进军北京。

战前准备

前线明军大败，明英宗被瓦剌俘虏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堂之上犹如一场地震。

胆小者，当即吓晕当场。情感丰富的，嚎啕大哭。畏惧敌人的，准备收拾细软逃命。

翰林院侍讲徐珵更是以夜观天象为由，主张迁都南京。

这个时候，一个身材单薄之人，走出来义正言辞的说道。

他就是于谦。

根据当前不利形势，他提出两点意见。

一，立新君，主持朝政。

二，调勤王兵马入京，与瓦剌军决一死战。

他刚正不阿的气势，感染在场多位大臣及明英宗弟弟朱祁钰。

他们一致赞同于谦的建议。

随后于谦将南北两京、河南的预备役（备操军），山东、浙江的地方保安团（备倭军），以及北京周边所有的运粮队等全数招入北京，发放武器，盔甲，统一进行训练。

接着于谦将王振家族满门抄斩。

最后下令，凡是来京作战的部队，绕道通州，每一个兵士都从通州带粮，一旦到达北京，立即每人发放半年军饷。

至九月，于谦请诸大臣等主战派推举朱祁钰即皇帝位。

等到十月一号，瓦剌大军兵分三路，一路进攻居庸关，一路进攻白羊口，也先率主力在小太监喜宁的引导下，夺取紫荆关。

随即瓦剌大军对北京即将形成合围之势。

情势越发紧迫，于谦任兵部尚书，直接统兵作战，他不眠不休，督促工部打造兵器盔甲，锻造火绳枪、火炮、弓弩等武器。

接着他下令已经集结于北京的二十二万明军，全部开出城外，御敌于九门之外，然后将城外百姓尽数迁入城中，随即艳令禁闭九门，不得军令，擅自入城之人，斩立决。

这一举动，让明军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不凭借坚城抵挡瓦剌军。

其中有总兵石享向于谦提出建议，关闭九门，明军坚守不出，以城池拒敌。

于谦认为北京城易攻难守，不如列阵于城外，以示死战到底的决心。

为免兵将怯战，他对全军下令。

于谦亲临城外督师。

安排总兵石享防守德胜门。

都督陶瑾防守安定门。

广宁伯刘安镇守东直门。

武进伯朱媖防守朝阳门。

都督刘聚防守西直门。

都指挥李端防守正阳门。

副总兵顾兴祖防守阜城门。

都督刘德新防守崇文门。

都指挥汤芦防守宣城门。

九门安排已毕，只等瓦剌大军到来。

战斗进行时

瓦剌太师也先于十月十一日到达北京西直门外。

他挟持明英宗朱祁镇，在小太监喜宁的建议下，向明朝索要上亿财物，明朝拒绝。

随后小太监又建议也先请明朝几位主战派来和谈，一旦于谦等人到来，立即用刀斧手斩成肉泥，也先欣然同意，重赏喜宁，随即派遣使者请明朝派于谦等人前来和谈。

于谦重任在身，不敢轻动，明代宗派人前去和谈，不成。

也先大怒，派军进攻德胜门，明军前锋部队一触即溃，混乱中向后方逃命，瓦剌军穷追不舍，突然间，四面八方伸出无数弓箭、火绳枪、火炮对瓦剌军进行打击，瓦剌军支持不住，往后退却，石享亲自带队，对瓦剌军发起冲锋，悍不畏死的明军，将瓦剌军打的大败而归。

眼看德胜门难以攻克，瓦剌军又攻西直门。

此次瓦剌军使出诱敌深入之计，佯败后撤，引诱明军追击，孙镗军中了埋伏，高礼、石享率军从左右两翼增援，瓦剌军不敌败走。

就这样，瓦剌与明军激战数日，双方皆有重大伤亡，但是明军是本土作战，无后顾之忧，而瓦剌军深入明境，不敢久战，深怕被各地赶来的明朝勤王兵马围住，脱身不得。

眼看着无法撼动明军防线，瓦剌太师也先于十月十五日夜间，率军北撤，撤退的路上也不太平，各地义军对瓦剌军进行偷袭，明军主力一直在后追击，直到瓦剌军退出塞外。

也先一生征战无数，击败东北女真，降伏朝鲜，蒙古瓦剌地盘广大，然而在北京一战，才真正让他领教到于谦那出神入化的军事才能。

朱祁镇复辟，于谦作为当朝权臣在干什么

先看看于谦的地位。

于谦是浙江钱塘人，永乐年间进士，土木之变后，他由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提督京营兵马。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加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在整个景泰年间，他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明景帝对他言听计从。

景泰七年年底，明景帝病重，而此前他废掉了原来的皇太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结果儿子夭折，以后再没有儿子，皇太子之位一直空虚。

于谦为首的大臣们非常着急，当时有三个选项：一是恢复原来的皇太子、明英宗的大儿子朱见深，比如太监兴安、陈循等人就是这个主张。二是迎立襄王的世子，据说大学士王文、太监王诚等人密谋过这个选项。第三就是迎回太上皇明英宗，石亨、徐有贞等人是主谋，因为这样做可以建立奇功。

夺门政变发生的夜晚，大臣们在一起商议，起草的奏文中有这样的字句：“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这个提议很有弹性，可以有多个选项，都不算错。

只是因为当时天色已晚，还不及呈进，结果当天夜里发生了政变。

此时，于谦应该也在这些大臣之列，比较消极地保持着政治上的正确性。对于石亨等人的密谋，对于王文等人的密谋，他全不知情。

有传言说，于谦支持王文的想法，这也是后来给他定下的罪名，其实是诬蔑。于谦只是支持尽快确立皇储的人选，以安定人心。

可悲的是，于谦因为太坚持原则，大权在握却不会笼络人心，搞得自己没朋友。

夺门政变的骨干都对于谦不满。石亨是于谦重新起用的，对于谦感激不尽，但于谦原则性太强，石亨转而恼恨他。徐有贞更不必说，在于谦主政时毫无前程，逼得他改名。另外两位骨干张軏、曹吉祥也因为各种原因，对于谦非常不满。

所以政变成功之后，他们都想趁机搞掉于谦。明英宗在南宫被圈了多年，如今重见天日，又坐上了皇位，心花怒放，对石亨这几位功臣万分感激，恨不能对他们喊爹，对他们当然是言听计从。

更可悲的是，最后时刻明景帝也不信任于谦，听到政变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于谦带头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