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如何评价电视剧《长沙保卫战》中徐永革对于吴逸志这一角色的塑造
- 抗日战争中有几次长沙会战
- 薛岳能在长沙顶住日军三次进攻，为什么
- 战争的时候，是否知道敌人的番号，有什么意义
-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战役打的极为惨烈
- 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 古代战争会留下大量士兵尸体，人们是如何处理战场的呢
- 俗话说骄兵必败，狂妄的将军一定会打败仗吗
- 如何评价《长沙保卫战》中的人物
如何评价电视剧《长沙保卫战》中徐永革对于吴逸志这一角色的塑造
吴逸志将军是薛岳的保定军校第六期师弟，以及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时期的老部下，当时薛岳任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另外二个营长分别是两个牛人张发奎和叶挺将军），吴逸志则是该营第4连上尉连长，既是同窗又是嫡系，所以成为薛岳的心腹。
从1929年升为上校旅参谋长到1945年的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议，吴逸志做了十六年以上的参谋工作，功底扎实，业务娴熟。1938年被薛岳调到自己所指挥的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任少将参谋长，参与指挥万家岭大捷，1939年晋升陆军中将，可称抗日名将。
《长沙保卫战》中吴逸志被成功地塑造出儒将形象，能为军事主官薛岳提供建议、处理上下级纠纷和布署参谋业务，加之与薛岳比较亲近的私人关系配合几出幽默桥段，确实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参谋长，演员徐永革将这个角色诠释的比较到位。
尤其是薛岳因作战方略问题怒摔蒋委员长电话一节非常出彩，一个是资深战区司令，一个是独裁的最高统帅，薛岳气急以下犯上的举动是很危险的，搞不好有可能丢了兵权，辛亏参谋长吴逸志规劝，重新拿起电话让薛岳再次通话把蒋委员长的面子找回来，再加上重庆那边陈诚的灭火，才算化解了这一场将帅危机。
这才是一个好的参谋长应该做的。
参谋长的任务就是将所有敌我态势和情况随时掌握，拿出可行性方案和建议交由军事主官定夺；一旦主官下定决心再根据作战方案去具体落实执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职位，这条主线吴逸志做的很出色，包括为了防止泄密亲自监督发报等等，确实能为薛岳分忧。
同样，当薛岳与下级比如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发生误会和矛盾时，双方互相顶牛，也是由参谋长吴逸志出面转寰，从而保证战区内部司令官与下属部队的团结，为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奠定基础，因此吴逸志是颇有功劳的。
（薛岳与吴逸志在长沙）
历史上真实的后续故事是，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大获全胜后，举国沉浸于庆祝喝彩中，吴逸志却非常冷静地判断形势发展，越过蒋介石直接致信美国罗斯福总统，建议中美共同开辟福建和浙江沿海战场，以达到迫使日军分兵减轻第九战区压力的目的，却由此触怒蒋介石，1944年被调往重庆军委会坐了冷板凳。
第四次长沙会战，由于吴逸志已不在第九战区，无人可以劝谏薛岳，终于致长沙失守，由此可见一个好参谋长的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中有几次长沙会战
严格来说只有三次“长沙会战”，也都是侵华日军第11军发起的进攻战役，分别是1939年冈村宁次的一次和1941年阿南惟几的两次。而通常认为的第四次战役其实称为“长衡会战”，因为张德能第4军在长沙根本没有象样的抵抗，一天一夜城池即告失守，反倒是后面方先觉第10军在衡阳死守了47天，成为会战的主战场。
所谓“会战”是指战争期间的大型战役，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国民党军队对此的界定标准，是至少动用一个或数个战区的大部分野战主力，与日军至少一个“军”的主力进行的大兵团作战。根据这个标准，前三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都是以长沙为中心，部署大量兵力进行决战，故可称“长沙会战”。
在前三次长沙会战中，第九战区与日军基本打成了平手：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没有达成战役目标，尤其是从赣北出动的一路日军完败，最终导致湘北的五万余日军担心孤军深入，也只好放弃战役企图掉头撤退，薛岳和日寇第11军各得0.5分。
第11军的第二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任内，并没有发动对长沙的进攻，反而在1941年春天的“上高战役”中损兵折将，最终被东京免职。新任司令官阿南惟几在当年9月份二犯长沙，此战第九战区打得很窝囊，第74军和第10军两大主力均被击溃，日军第4师团和第13师团早渊支队一度冲进了长沙城。
陈诚的第六战区为牵制日军配合九战区作战，适时发起了“宜昌反攻战役”，留驻宜昌的第13师团主力已渐不支，都准备烧军旗了，阿南惟几不得不放弃长沙会战回头救援。第九战区此间虽然装模作样展开追击，实际已无战斗能力，薛岳与日军的比分拉大到0.5比1.5。
两个月后阿南惟几卷土重来，为配合华南日军进攻香港，第11军于1941年12月底三犯长沙，此役薛岳吸取教训，以后退决战的方式摆起“天炉大阵”，最终在1942年1月初大破阿南惟几，史称“长沙大捷”。这也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虽然国军伤亡仍大于日军，但战役态势确属完胜，薛岳把比分板成1.5比1.5。
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是1944年6月，是“豫湘桂战役”的湖南段战事，鬼子集结的兵力规模空前，第九战区两翼部队被迅速击溃，薛岳已知长沙不可守，第九战区司令部也转移至湘东。撤离前以“粤军之母”的第4军另附一个师“坚守”长沙，从兵力配置看，薛岳根本就没打算让第4军死守，因为那是他的嫡系部队。
而第4军军长张德能更是离谱，由于布防失误，在调整兵力渡过湘江时因组织不力，酿成了全军稀里糊涂大溃退，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长沙，战后张德能中将被蒋介石枪毙。所以这一次的长沙战役根本没打起来，日军马不停蹄南下广西，结果在湘桂边界的衡阳遇到了硬茬子。
因此这次战役的重心是在衡阳，所以被称为“衡阳会战”或者“长衡会战” ，虽泰山军兀自死战不退，然外围援军软弱无力，尽管动用了两个集团军以上的兵力，仍然未能解围。而薛岳也因为长衡会战的失利，以及逐渐跋扈的作风，从此被重庆方面边缘化了。
1944年10月组建陆军总司令部时，新成立的四个方面军司令官名单中，薛岳无缘上榜。
薛岳能在长沙顶住日军三次进攻，为什么
三次长沙会战，虽有一些失败、挫折之处，但总体成绩不错。
作为三次会战的指挥官，薛岳将军虽出现过一些失误，但仍然当得“机敏果断”（粟裕评语）四个字。
战役关键目标
武汉会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大片地区。
不过，由此，日军兵力有限，战线过长的问题暴露出来。
为此，日军转变作战思路。
日军采取“治安第一”主义，即以巩固占领区为主要作战目标，不再扩大占领区。同时，争取“以战迫降”的方针，即通过打击国军有生力量，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其“和平条件”，结束战争。
因此，此后的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均以歼灭国军有生力量，削弱我抗战意志为目标。
而对国民政府来说，任务也非常明确：1、保存有生力量；2、维持重庆政府政治地位。
在连续会战后，国军主力已经受到极大损耗，保存野战军力量，是重庆政府继续坚持的关键。
但同时，在丢失大片精华地区，退入重庆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极大挑战。
日本企图将蒋介石政府定位为地方政府，扶植汪精卫等投降派为“合法政府”。
如果始终不能稳定战线，日军到哪里就退出哪里，那么，重庆政府的权威将受到极大削弱，对于维持抗战信心、意志将极为不利。
因此，对日军来说，其三次长沙会战的关键，都不在攻城略地，而是歼灭国军主力。
对国军来说，三次长沙会战的关键，在于使国军在长沙及附近地区站稳脚跟，使抗战真正意义上由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相持”。
因此，对三次长沙会战的评价，不应以日军是否攻占长沙为标准，也不应单纯以双方伤亡对比为标准，而是应以双方企图是否实现为标准！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幕阜山为重点，粉碎日军三路围歼第15集团军的企图
1939年，日军发起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人自己宣称为“湘赣会战”）。
此战，日军的企图非常明确：三路进击，歼灭驻扎于汨罗一带的第15集团军。
第15集团军，当时指挥官为关麟征。
台儿庄之战中，关麟征负责攻击，表现突出，因此，关麟征“关铁拳”、孙连仲“孙铁头”的称谓享誉全国。
歼灭第15集团军，既是对国军有生力量的打击，也可以打击抗战意志，日军选择他为目标，可谓用心险恶。
日军的企图是兵分三路：1、赣北方面，日军以106师团为主力牵制赣北国军，并相机西进，抄第15集团军后路；2、鄂南方面，日军以33师团为主力，切断赣北、湘北国军联系，并西进，包围15集团军；3、湘北方面，日军以第6师团为主力，正面进攻第15集团军。
3路合击，企图包围、歼灭第15集团军。
开战后，日军推进基本上顺利，国军抵抗吃力。
但是，薛岳识破日军企图，确立了以“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为关键的作战方略。
只要确保幕阜山，就能保持湘赣联系，使日军包抄15集团军的企图无法得逞。
因此，我军多支部队加入幕阜山一带作战，不断阻击、伏击、侧击、尾击包抄日军。
由于包抄部队行动受阻，日军遂改变部署：下令正面进攻的第6师团向东迂回，主动寻找包抄部队，围歼第15集团军。
可是，由于公路已被我军提前破坏，敌主力行动缓慢，又屡屡遭我军预设部队伏击。
同时，担任包抄的第106师团、33师团，都有一部曾被我军围困，形势困难。
日军见形势不利，遂宣布：目标已经达到，退回原防区！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一次长沙会战反映出：日军战役目标实现难度大，国军虽战斗力不足，但指挥不出现大失误，仍能粉碎其企图
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国军的战斗力尚未得到完全恢复。
无论是日军还是国军，都认为：当时国军的战斗力，比起武汉会战时有所下降。
当时，岗村宁次估计：日军一个大队就能相当于国军一个师。（此前为一个联队相当于国军一个师）
此战，日军企图仍未得逞，反映出日军的一大矛盾。
日军的企图是歼灭国军有生力量。
歼灭国军有生力量，主要方式有二。
1、利用机动力优势，击破国军后，在追击中超越、包围国军。
2、从侧翼运动，分路断国军一部后路，予以歼灭。
可是，由于湘北地区道路多被我军破坏，日军机械化优势无法发挥，“超越追击”已不可能。
所以，日军只能选择分路出击，从侧翼迂回国军后路。
这就意味着：本来兵力不足的日军，将被迫分兵多路，战场空隙极大。
国军根据情况，选择重点，拦截一部日军，并以相当兵力插入日军空隙，执行侧击、伏击、尾击等作战任务，破坏日军多路协同包抄的企图。
因此，日军只能一路平推，无法成建制歼灭国军。
因此，日军“歼灭国军主力”的企图，与其兵力及湘北地理条件极不协调，这是日军面临的一大困境。
此战，薛岳，正是抓住了日军这一矛盾，以幕阜山为作战重点，破坏日军协调，粉碎日军企图。
第二次长沙会战：部署失误，遭遇惨败
1941年，日军发起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此次，日军吸取了第一次会战兵力分散的教训，集中兵力于湘北地区，正确沉重打击国军。
其企图是：如果国军坚持在长沙以北作战，就歼灭之；如果国军退出长沙，则占领长沙、株洲等地，摧毁国军“基地”后退出。
此战，薛岳部署失误。
薛岳仍然判断日军会如第一次长沙会战一样，从2-3个方向发起进攻，因此，在赣北部署了相当兵力，使之在会战中无法发挥作用。
随后，薛岳又过于急切地将决战战场选定为汨罗河一线。
更糟糕的是：日军截获了国军情报，对国军部署一清二楚！
结果，此战，国军惨败。
日军不但一度攻占了长沙、株洲，还重创国军几大主力部队。
第74军58师伤亡55%，57师伤亡40%；第10军第3师伤亡35%；第30军60师伤亡50%，140师伤亡30%；第4军102师伤亡45%；第26军44师伤亡25%，其余各师伤亡在20%以下。
可以说，日军此战，实现了其战前所有目标。
而且，尽管日军战前即制定了作战范围，但是，由于国军的极大损失，日军完全可能扩大战果，进一步歼灭国军主力。
不过，日军的另一弱点，使日军不能继续扩大战果。
国军第3、5、6战区，对日军占领区发起了猛烈攻击。
其中第6战区以15个师的兵力猛攻宜昌，使日13师团几乎陷入绝境，日军被迫调军回援。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反映出：日军在战略上的窘境，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薛岳的失误
此战，国军指挥失误，遭遇惨败。
国军不但一度丢失长沙，其主力还遭到了极大伤亡。
但是，日军能够重创国军主力，却并没有打击国军潜力、信心。（此处的信心不是鸡汤，而是探讨战场胜负对信心的影响）
首先，由于日军第11军在战略上陷于第3、5、6、9战区包围，日军顾得了一路，就顾不了其他，即使战场形势有利，也只能尽快结束作战，不能利用胜利进一步追击、歼灭国军。
日军在长沙战场取胜，但是在其他方向遭到我军反攻，被歼灭7000余人。
可以说，长沙战场折损的士气，通过其他战场的胜利弥补了。
其次，还是老问题，日军无法成建制歼灭国军部队。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就指出：如果只是挫败部分国军，却不能成建制歼灭，那么，国军以重武器、军官、老兵为骨干，在补充新兵后可以迅速恢复战斗力。
此时也是如此。
事实证明，尽管第二次长沙会战国军各部都遭遇了重创，但是，在不久后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各部都得到了极大恢复，继续活跃在抗战战场！
日方后来反思：攻进去又退出来，使中国军队看起来像是收复失地，如何挫败中国的抗战意志？
其实，不是“看起来”怎么样，而是他们对国军的潜力、信心打击本来就有限！
第三次长沙会战：天炉战法，大胜。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薛岳痛定思痛，摸索了“天炉战法”。
国军利用岳阳到长沙间的四条纵横河流，节节阻击日军，而后退入两侧山地。
退到侧翼各部，以一部继续袭击日军后方，以消耗日军，另以主力隐蔽运动，待机决战。
待到日军进到长沙附近时，各部发起向心攻击歼灭之。
此战，日军原本计划只是推进到汨罗河。
可是，由于国军未作拼死抵抗即转移，日军战果有限。
为此，日军改为直取长沙。
结果，战局一切按照薛岳计划进行，日军大败。
第三次长沙会战反映出：日军气势虽盛，但国军组织得好，仍然可以取得相当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日军对英美诸国也取得了相当胜利，气势正盛，因此，第三次长沙会战被英国媒体称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盟国的首次胜利，评价极高。
而国内也极力赞许天炉战法。
战后，薛岳还专门著《天炉战》一书，说“天炉战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
仗打赢了，吹一吹我们没有意见。
不过，天炉战法之所以发挥了作用，还得益于三点。
1、中国军队的恢复力。
此战，距离第二次长沙会战不过2个多月。
仅仅2个多月，遭到重创的各部就迅速恢复战斗力，生龙活虎，这正说明：日本不可能击败中国！
2、侵华日军与日本国策的矛盾。
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日本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军队。
中国派遣军极力反对过多抽调兵力，急切希望给中国沉重打击，以显示有可能迫使中国投降。
因此，日军在先期战果有限的情况下，急下长沙，正中薛岳下怀。
3、湘北特殊的地理条件、群众基础。
湘北地区，河流纵横，使得迟滞日军；两侧为山，使得阻击部队迅速转移、隐蔽；湘北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积极破坏公路，甚至袭击日军运输队。
薛岳，正是利用此三点，使天炉战法获全功。
薛岳用兵：有失误，但总体上当得“机敏果断”四字
三次长沙会战，虽然不缺失误、失败，但总体上成果是不错的。
之所以战果不错，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与中日双方大环境关系紧密。
不过，战役要打好，还是需要指挥官用兵得当，否则，像南昌会战、中条山会战，乃至后来豫湘桂战役那样的局面也是会出现的。
就用兵而言，薛岳不乏失误，但总体上相当不错。
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识破日军歼15集团军的战役企图，以幕阜山为重点，粉碎其包围企图，又抓住日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插入日军空隙，以侧击、尾击等手段分别打击日军，最终取胜。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针对湖南地形特点、日军必求战功心理，发展出“天炉战法”，诱敌深入，以敌重创，获得大胜。
可以说，第一、第三次会战，薛岳都在指挥层面胜过了对手。
即使是在遭遇失败的第二次长沙会战，薛岳依然有值得称道之处。
各位都知道，国军有一个老毛病：兵败如山倒。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经常发生一溃千里，全线崩溃的惨剧。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尽管国军各部都损失惨重，但各部依然组织有序，保存骨干，甚至在日军撤退时能够组织起追击作战，可见薛岳将军治军之能。
后来，粟裕评价薛岳：“用兵机敏果断，是一员干将”。
此论，可谓精当！
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正是以其机敏果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民族立下功劳！
战争的时候，是否知道敌人的番号，有什么意义
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日寇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玩了个花招，命令本部最精锐的第6师团大张旗鼓进攻国军大云山阵地。而这个故意暴露的番号让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产生了严重误判，直接影响了这次会战的进程和结果，进而关系到数万名抗日官兵的生死，可见战场上掌握敌人“番号”的重要性。
为了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秘密集结了第3师团、第4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和第13师团的早渊支队等精锐，其中的绝对主力显然是第3和第6两个老牌常备师团，第4师团名声在外就那么回事，第40师团则是个二流警备师团，第13师团虽然也比较强悍，毕竟只出动了少部分兵力。
为了隐蔽战役企图，同时拔除进攻时的后顾之忧，阿南惟几首先动用第6师团扫荡九战区前哨阵地大云山。这是位于岳阳境内东南方向，一座海拔1000多米的道教名山，是南岳衡山的余脉。大云山驻军居高临下，与新墙河防线的国军互为依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41年9月7日，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在大雨中下达了攻击命令，驻守大云山的粤军第4军张德能师和黔军、滇军各一个团叫苦不迭，急电长沙长官部增援。此时10万日军已在新墙河北开始战役集结，其实无论怎么对行动进行保密，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调动也是掩饰不住的。
如此在长沙司令长官部的薛岳同时接到了两份电报，一个是大云山守军的求援电，一个是新墙河防线最高指挥官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报告电，杨森的电文大意是对面日军调动和集结频繁，经过研判认为：“大云山只是佯攻，龟儿子要打长沙了”！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日双方已经隔着新墙河对峙了两年，薛岳的骄狂症有些发作，尽管重庆军事委员会转来日军有进犯长沙可能的情报，参谋长吴逸志也认为大云山之战有些蹊跷，但薛岳仍不以为然，认定日军无力攻取长沙，只是在大云山发起的局部行动，目的是破坏三湘大地的秋收。
薛岳重要的判断依据之一便是敌军番号：如果日寇强渡新墙河发起进攻长沙之役，不可能缺少第6师团这个一等主力部队，现在既然它远在大云山，仅凭第3和第4师团是奈何不了“伯陵防线”的。因此薛岳不仅没有加强新墙河防线，反而命令杨森抽调防线上的第4军59师、孙渡第58军主力、黔军102师主力驰援大云山。
阿南惟几眼见调虎离山计成功之后，立即下令青木诚一中将的第40师团以最快速度前往接替第6师团，并且要求神田正种不顾疲劳不计伤亡返转新墙河北岸。9月18日，日军在320门火炮的猛烈轰击下开始强渡新墙河，三个半主力师团以“中央突破”的战法直扑长沙，薛岳一时被打的有点懵圈。
由于新墙河守军力量严重削弱，日军迅速完成突破，不到两天时间便推进到汨罗江南岸，此时薛岳才匆忙调遣李玉堂第10军、韩全朴第72军、王耀武第74军和夏楚中第79军从江西和第六战区赶来。不仅丧失了先机，而且各部远道而来时间参差不齐，再加之第九战区的无线电通讯被破译，日军得以集中第3和第6两个精锐师团以逸待劳，对援军各个击破。
第10军遭遇伏击伤亡过半（战后李玉堂撤职留任），第74军军部被袭，王耀武仅以身免。
第九战区会战主力被打垮后，另外一路突进的日军大阪第4师团和第13师团早渊支队如入无人之境，9月29日奔袭到长沙城下，这是抗战开始以来长沙的首次沦陷，也是薛岳不折不扣的一次败仗。幸而日寇第11军粮弹将尽，并且陈诚第六战区发起反攻宜昌作战，为救援第13师团确保宜昌，阿南惟畿于10月1日晚下达了全军反转令。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伤亡和失踪人员高达60000人，而对敌人番号的掌握不明造成形势误判，是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战役打的极为惨烈
1941年12月19日，第三次长沙会战一打响，薛岳亲自点名上次会战表现不佳的第10军，守卫长沙城。
军长李玉堂当时已被撤职，长官部给了这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他下定决心和长沙城共存亡，以洗刷上次的耻辱。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利，全军上下都憋了一口气，所以都十分卖力修筑工事，连李玉堂也吃住在工地，饿了吃口馒头，渴了喝口冷水，累了就以地为床。
12月27日，日军开始强渡汨罗江。李玉堂开始巡视各处防线。后来他发现小吴门一带兵力不足，就驻守岳麓山的预10师急调过来。
31日夜预10师一渡过湘江，李玉堂就调走了所有船只，并在河对岸架起了机枪，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日军3个师团已抵达长沙外围，预10师是防守的一线部队，时间非常紧迫。顾不上休息师长方先觉就开始布置作战任务。
29团承担第一线防守任务，28团为第二线，30团为第三线兼预备队，炮兵营携所有迫击炮布置在第一线隐蔽。
布置完作战任务后，方先觉组织了督战队，下令擅自后退一律格杀勿论。全师上下都知道军长、师长都已被撤职，已无路可退，唯有血战到底这一条路可走。
1942年1月1日，日军的骑兵部队对29团的阵地发起了冲锋，炮兵营率先开火，日军骑兵毫无防备被炸得人仰马翻。
但鬼子的步兵仍一波又一波地往前冲，炮兵营打完5700发炮弹后，满地都是鬼子的尸体，这时候日军才停止了进攻。
天刚亮，侦察兵回报日军差不多有一个旅团，29团团长张越群听了顿时心里一沉，赶紧到各个连做动员工作。
不久日军就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29团死伤大半，眼看守不住了，张越群只得带着能跑的100多人退到第二道防线，而自己跑到师指挥部领死。
方先觉也知道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也不能全怪张越群，所以让他去28团戴罪立功。
鬼子到了第二道防线后，先对28团阵地进行轮番轰炸，然后发起冲锋，经过一天的血战，28团虽然伤亡过半，但阵地还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夜间，方先觉预感不太好，一天多时间，全师就伤亡近半，能不能守住他心里没底，于是给妻子写了一封荡气回肠的遗书。
不料督战队队长杨正华私自打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师，大家无不感动的痛哭流涕，师长都决心和阵地共存亡了，预10师上到副师长，下到伙夫都准备和鬼子血拼到底。
1月2日，日军的攻击更加猛烈了，一整天围绕着28团阵地，双方反复争夺，都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2日晚，师辎重队看到前方的兄弟们越打越少，心里很着急，也想出把力。于是晚上几百人有的拿着枪，有的拿着扁担就去突袭敌营。
虽然战果不大，但大大鼓舞了士气。第二天经过大半天的血战，日军还是突破了第二道防线，剩下就只能固守城墙了。
最后决战时刻已经来到，全师能站着撒尿的都配发了武器。1月3日，日军对长沙城发起了全面攻击，敌人的炮弹如雨点般地飞向城墙，但我军誓死不后退，大家都有和长沙城共存亡的决心。
1月4日晚，薛岳给李玉堂打来电话，下令再坚守一晚，就可以对日军完成“合炉”。
但狡猾的鬼子发觉了第九战区的意图，当天晚上开始边打边撤。这一战预10师死伤太惨重，战士们都想着要给兄弟们报仇。
于是方先觉就临时组建了一个营前去追击日军，没想到黑灯瞎火竟摸到了和他们作战的旅团司令部，一番激战，打死了日军的旅团长，算是捞了一条大鱼。
1月5日天刚亮，满长沙城外都是日军的尸体，活鬼子全跑了。后来长沙军民挖了一个大坑，埋葬了这些鬼子。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让人立了一个碑，他亲自题写了五个大字：“倭寇万人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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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理解：“战术上再怎么勤奋也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懒惰”
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是以“整编第5军”为基干扩编的，豫东战后驻于河南商丘，而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的前身是“整编第41军”，淮海战前驻河南郑州，李弥第十三兵团（原整编第8军）驻徐东的碾庄地区。也就是说，这三个徐州刘峙手下的机动兵团，原来根本不在徐州城内，那为什么要向徐州集中呢？其实源于杜聿明较早提出的“主动出击”战略构想。
淮海战役是1948年11月打响的，而早在济南战役之前的6月份，杜聿明即已到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华野攻克济南期间，奉命率领三个机动兵团增援的，也是杜聿明，但其慑于粟裕打援兵团（18万大军）的强大，拖拖拉拉硬是不敢前进，坐看王耀武兵败被俘。
济南解放后，谁都知道华野下一步必然寻求与徐州之敌决战，杜聿明认为必须结束蒋军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代之以主动出击的战略思想，并且也得到了南京方面的同意。当时徐州之敌拥有四个机动兵团（还有黄百韬呢），以及三个绥靖区和特种部队计24个军70余万人，在兵力上对华野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于是9月下旬，杜聿明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重镇，集中所有机动部队前出鲁西南地区，主动寻求与粟裕决战。作战方案形成后，刘峙基本同意，蒋氏亦表首肯，惟参谋总长顾祝同有些顾虑，担心我中原野战军介入战局，杜聿明表示黄维兵团足以牵制刘邓部队，甚至可以主力掉头先扑中野。
顾祝同也签字认可后，杜聿明于10月7日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各兵团于10月15日全面开始行动。如果蒋军先于华野动手，胜负的结果姑且不论，淮海战役的历史肯定是另外一副样子，客观来说，这也是蒋军当时最好的战略选择，总比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十字架”上被动挨打要好得多。
不料事情突然变化，就在10月中旬我东北野战军包围锦州发起辽沈战役，老蒋紧急又掉杜聿明飞赴东北“救火”，徐州这一摊子就扔那了。要说蒋军确实是江河日下，两大战区居然都只依靠杜聿明一个人，当真是“蜀中无大将，光亭做先锋”，如此的将才凋零和无人可用，注定了蒋军的失败之局。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杜聿明本来10月15日准备从徐州出发开设前指，当天接到了同机前往沈阳的紧急命令，只能匆忙离开。而被誉为“一只猪”的陆军上将刘峙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在杜聿明离开后完全没有任何动作，战略上的短视、被动和“懒政”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刘峙看来，他的任务是看好徐州，而主动出击战略那是杜聿明一手张罗的，既然杜聿明不在，他没有必要越俎代庖，静待杜聿明返回即可。作为徐州战区最高指挥官，刘峙在战略部署上的不作为，后果非常严重：从10月15日杜聿明飞走到11月6日华野大举南下，20多天时间里蒋军虽然完成了战役集结，就是不主动进攻。
实际上，蒋军几个兵团向徐州的收缩和集中，动作是比较迅速的，你说他们执行命令也好，说他们其实怕死也罢，反正跑的挺快。孙元良兵团10月11日即已放弃郑州到达宿县，邱清泉和刘汝明之前也离开商丘窜至蚌埠，而徐东的李弥兵团距离徐州只有50公里，随时可以向北出动。
然而这一切刘峙都无动于衷，为了私利还一定要黄百韬兵团带上44军共同西撤徐州，害得黄百韬傻等了两天。如此，直到华东野战军全力南下截击第七兵团时，蒋军仍然在等待集中出击的命令，孰不知，刘峙干脆没有北上与华野决战的念头，没心气，没胆量，懒得折腾，各兵团战术动作再怎么“勤奋”也没什么卵用。
华野大兵压境找上门来开打，黄兵团迅速被围，刘峙登时慌了手脚，居然判断我军是要攻打徐州，于是命令所有部队向徐州收缩，主动出击的事更抛到九霄云外了，同时迭电老蒋让杜聿明飞返徐州。11月12日，“救火队员”杜聿明赶到徐州，然而蒋军的战场态势已经一塌糊涂，之前所有的战略筹谋都成为了一堆废纸，只好将就着打了。
刘峙做的更绝，既然你杜聿明回来了，俺肯定不在徐州碍手碍脚而且还不安全，干脆带着司令部机关和警卫部队，一溜烟跑到了蚌埠。
古代战争会留下大量士兵尸体，人们是如何处理战场的呢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很简单，掩埋啊。
古代战争的尸体，无论是敌我还是当地老百姓，都会尽快掩埋。
只要真正去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做战场的味道。
其实，这种味道就是尸体臭味混合其他气味形成。
全世界，只有战场才有这种味道。抗战中，新兵一进入阵地就闻到这股浓烈的味道，不说恶心要吐，也是食欲全无，头三天根本吃不下东西，最多喝点汤。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尸体一旦腐烂就会导致环境的急剧恶化，恶臭还是其次，关键在于很容易导致恶性的传染病。
每次战争几乎都是同疫病联系起来的。
所以，无论敌我，战后都会尽快将尸体掩埋，不分敌我。
不然一旦形成传染病，那破坏就大了。
基本上，士兵都是合葬，也就是挖一个很大的坑，将尸体都放进去。。
军官可能单独安葬，就和平民一样，有的还要树碑。
如果当地已经出现疫病了，就不能单纯使用土葬了。
一般会首先将尸体堆起来用柴火烧掉，骨渣和骨灰再挖坑埋掉。
但烧尸体并不容易，需要很高的火焰温度，所以一般是不烧的，除非出现疫病。
当然，这是汉人，如果是少数民族还会不同。
比如蒙古人，他们不埋葬死人，一般采用野葬，就是将尸体丢在草原上，由飞鸟和野兽吃掉。
尤其对于敌人的尸体，都是弃之不管的。
俗话说骄兵必败，狂妄的将军一定会打败仗吗
第三次长沙会战完败日酋阿南惟畿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声望在国内外可谓“如日中天”，原本这个老虎仔的性情就比较刚烈，如此一来挟赫赫战功之威，更加眼高于顶。在他看来，只需要对蒋氏和陈诚负责，其他各色人等均不在话下，遂日渐骄狂。雪上加霜的是，战区内部唯一能劝动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又因为私聊美国人于1943年底被重庆免职，资历较浅的参谋处长赵子立上位。
（薛岳剧照）
赵子立1949年成为起义将领，根据他的回忆，薛岳对军事委员会“四巨头”之中的政治部长陈诚尚能买账，那毕竟是他的伯乐和前任，也是他得以执掌兵力最雄厚战区的坚强后盾。而对于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完全不放在眼里，后者自重庆发来的命令或者公文，如果薛岳认为不合己意，往往会在上面直接批示“不理”、“胡说”等字样，黄埔系二号人物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同样降不住薛岳，1939年一战长沙时白崇禧曾经代表军委会要求第九战区撤守衡阳，遭到薛岳的断然拒绝，最后竟然真的逐退了冈村宁次，薛岳因此私下里没少翻其白眼。再加上两人历史上的恩怨，以及广东人对广西人的“传统不服”，所以白崇禧的指令和公文，待遇跟何应钦基本相同。
军令部长徐永昌那是晋绥军出身，更指挥不动第九战区黄埔系的骄兵悍将，按照赵子立的说法，哪怕是委员长侍从室发来的电文，薛岳觉得不妥或者有问题的，也会批上“存”或者“待办”然后束之高阁，足见薛岳当时的狂妄。而一位手握重兵的将军但凡目空一切、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时，往往就是危机来临的前兆。
1944年4月，侵华日军酝酿的最大军事行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河南段已经打响，鬼子纠集了空前的兵力，第一战区兵败如山倒。但是薛岳认为这不过是日军在中原地区的局部行动，因为从1942年1月的长沙大捷以来，日军已有两年多没有对第九战区发动攻势，明显是被打怕了，所以战端未启，薛岳已经严重轻敌。
（白崇禧剧照）
战区新任参谋长赵子立判断，日军竟然能够在河南动用了整整一个战车第3师团，此次攻势必然不比寻常，提醒薛岳湖南段也有可能也燃起战火，并且由于第九战区许多部队调往云南，所余战力只核算为60个团，应该预作准备并向军委会请援。薛岳极不耐烦：“敌军胆怯已成事实，现在虽有风吹草动，但兵来将挡水淹土屯，我军以不变（指其天炉战法）应万变，其奈长沙何”？
而重庆军委会根据种种情况判定日军确有纵贯南北之企图，军令部次长刘斐（徐永昌都懒得交流了）遂于5月14日致电薛岳：“敌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务需积极准备，勿为敌所乘，以粉碎其企图”。然而薛岳对桂系出身的刘斐向无好感，看完电报就丢在一边没有任何反应。
（陈诚剧照）
1944年5月23日，日寇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率领战斗司令部到达岳阳，湘北与鄂南的日军调动异常频繁，在各方面的情报和军委会的严令下，薛岳终于相信日军要犯长沙。然而在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他仍然认为第四次长沙会战与前三次没什么不同，只要祭起“天炉战法”御敌，必定同样取得胜利，薛岳的轻敌和狂妄终于铸成大错。
鉴于来犯日军极有可能兵力空前，赵子立的意见是退至衡阳决战，白崇禧则来电建议九战区主力撤至广西境内决战，均遭薛岳否决。他坚持以有力部队死守长沙并进行决战，唯一的不同，是方先觉第10军在衡阳整补无法调动，遂以粤系第4军坚守“炉膛”长沙。其他各部仍遵“天炉战法”之要旨，按第三次长沙会战翻版模式，坐等日军发起攻击。
（吴逸志剧照）
薛岳“天炉战法”的核心是后退决战，即前线部队在湘北各水系节节抵抗后，逐次转至两翼待机，形成以长沙为“炉膛”的反八字阵型，战役要旨是死守长沙让敌不得入，再以有力兵团和两翼部队进行反包围从而击败日军。
但是横山勇不是阿南惟畿，日军此次出动的兵力也不再是三、四个师团10万人，而是压在一线的就达整整七个师团20多万兵力，横山勇也曾经用了一年时间研究薛岳和他的天炉战。更由于日军由于兵力充足，不仅在中路实施快速突破，还在两翼保持了强大的机动部队伴随进攻，形势急转直下。
（薛岳和参谋长）
也就是说，当湘北各部队按计划向两翼转进时，立遭日军机动部队打击，纷纷溃不成军四散撤退，再无力侧击中路之敌。而日军两翼机动部队超越攻击，进而向长沙左右迂回，行进中击破了薛岳准备用来决战的第20、第37、第44、第58军以及暂2军等部，完成了对长沙的战术合围，“天炉战法”彻底失灵。
1944年6月16日傍晚，从湘江西岸赶来的日军第34师团开始炮轰岳麓山，由于第4军军长张德能部署失当和指挥不力，第4军部队次日凌晨陷入混乱向南溃散，日军攻城部队仅用三个小时就突进长沙城，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天一夜时间。从1939年就正式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终于兵败长沙，黯然撤往湘东，抗战晚节不保。
（薛岳剧照）
如何评价《长沙保卫战》中的人物
与如今满屏的抗日神剧相比，《长沙保卫战》还算是良心之作，从服装、枪械、军事常识到战争场面，确实是近年来的佼佼者，尽管略有瑕疵。剧中代表人物应该是第10军上校团长李本忠、中将军长李玉堂、第九战区上将司令长官薛岳，哦对了，还有重量级配角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
当然，这里面有历史原型的只是薛岳、李玉堂、吴逸志等人，李本忠和彭中华显然是虚构的了。第九战区将士们的抗日功绩不可抹杀，但总体而言，对薛岳的刻画有些拔高，对李玉堂的演绎则不太严谨，对长沙会战的反映与战史有些出入。
薛岳
第一印象是把这个“老虎仔”的身高相当放大了，粤籍的薛岳根据旧照目测不会超过170公分，而张丰毅就显得有些人高马大了。客观来说，薛岳确实是当时少数敢跟日军硬刚的将领，作战主动性和攻击性较强，所以才能跟鬼子缠斗四年之久，但毕竟中日之间的装备训练和兵员素质相差过于悬殊，大兵团作战远比电视剧中来的更加艰苦和残酷。
薛岳一点也不幽默，甚至有些狂傲，跟我党的关系亦不融洽，“平江惨案”就是在他任内发生的，虽然是川军的杨森干的，但薛岳身为战区“一把手”自然难逃干系。应该这么结论：薛岳抗日立场坚定、作战意志指挥远超那些大批患有“恐日症”将领，但形象过于正面，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责任很大（密码被破译只占部分因素），而被日军24小时轻取长沙的第四次长沙会战干脆没提。
吴逸志
这是薛岳的保定军校同窗，关系甚密，武汉会战期间开始成为薛岳的幕僚长，从第一兵团再到第九战区如是，温文儒雅，为人谦和，是个不错的参谋长。最关键的是，由于两人同学、同乡和长期同僚的原因，政治立场相同、私人关系互信，所以在关键时刻吴逸志能劝得动薛岳，否则老虎仔发作起来，最多顾忌蒋某人或者陈诚三分，其它人等包括连白崇禧都不放在眼里。
前三次长沙会战打完后，中日两军从1942年初开始长时间对峙，战线稍稳。吴逸志闲来无事，写了篇关于中美两军联合实施华东作战的“论文”，还委托朋友送到美国方面一阅，罗斯福给予了肯定和表扬。结果惹毛了最忌下面人直接跟美方打交道的蒋某人，1944年被撤职查办，若非薛岳力保几有牢狱之灾。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于是升格递补，可惜薛岳根本不尊重他的意见，为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失败埋下伏笔。
李玉堂
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他是从中央军嫡系第3师师长的位置上渐被重用的，抗战爆发后因功累升至第8军中将军长。后因第10军作战不力重组，因此李玉堂改任第10军军长。重组时起家部队第3师亦带入，但表现似乎不如方先觉的预备第10师（另有第190师），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该军已经荣應“泰山军”代号，可见战力不俗。
第10军和第74军是第九战区的两大精锐，严格来说，第74军并不归薛岳直接指挥，它属于军事委员会直属“攻击军”，投放在湘桂战场而已。并且第74军的战力与战果都要高于第10军，但是剧中王耀武显然沦为打酱油的，归跟到底，是第74军缺席了大胜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及李玉堂后来成为新中国追认的烈士，自然成为主角。
李本忠
能够从一名长沙小警察成长为中央军上校团长，基本就是编剧信马由缰了，虽然都是拿枪的，军队和警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黄埔四期的胡琏、张灵甫等人刚刚混到师长，没有任何军事养成教育的李本忠可以一路擢升团长？开玩笑呢，这简直是视军制如儿戏，他可以上战场、可以代理军官，就是没可能真正成为一名正牌子中级军官，黄埔五期还排着队呢。
只能说剧情需要一名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至于出身与专业不在考虑范畴之内了。实际上抗日军队基层军官的军事能力，严重吃亏于日军，李本忠的出现“有效”扭转了这一现象，神出鬼没，指挥若定。最离谱的是与彭中华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在没有国共军事合作的湖南，如果真有李本忠这号团长，早就被密裁或者活埋了。
彭中华
严重理解，否则我们看不到如此较为优秀的抗日战争作品。蒋某人、陈诚、白崇禧、徐永昌、林蔚、罗卓英等人的戏份不少，“军事委员会四巨头”中只有何应钦没有露面，能够如实反映了重庆方面的指挥体系和作战序列。
诸如14万大军是否可以全歼5万鬼子的争论，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抗日神剧里消灭日军一个师团那都是小意思。缺点在于，马晓伟的出演实在太正派了，远没有表现出蒋某人的阴鹫和不讲道理，薛岳还敢摔他的电话？那早就被革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