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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的“拍案木”一般是什么材质醒木和惊堂木有什么说法
我们在听单田芳说评书的时候，他用一块”拍案木“在桌子上敲击，这块木头有一个很文雅的名字，叫“止语”。开讲第一次拍，提醒大家，正式开讲。中间的时间拍一下，用来分段做一个过度。类似“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种说法。
说唱类道具“拍案木”，选材首选“响木”类硬木。
“拍案木”的材质一般多用硬木，硬木包括紫檀、枣木、红木类等木头，这类木头声音灵脆，具有穿透力，因此又被称为响木，有些地方受条件限制，用枣木来代替，但是不管用以上什么木头，选材一定要用坚实干透的那种，木头表面不能有节疤虫洞，也不能有裂纹，外表应光滑，弧度宜适中，棱角适度有手感，把玩时间久了表面应该有光泽，所以“拍案木”用的越久，说书人越珍爱。
“拍案木”选用材质受戏曲乐器“梆板”的启发，“梆板即”梆子“，它是一种汉族打击乐器，这种乐器大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时候发明出来，随着梆子腔戏曲的兴起而流行，梆子由两根长短不等、粗细不同的实心硬木组成，这里说的硬木就包括紫檀、枣木以及红木等，梆子是戏曲四大声腔之一，因用梆子击节而得名。
“惊堂木”因使用者不同，称谓也有所不同。
醒木就是惊堂木，惊堂木也叫醒木、界方、抚尺。惊堂木的作用是提醒众人，禁止喧哗，或用来震慑犯人，提升使用者的气势和威严。惊堂木的选材因使用者的身份不同，材质也会有所差异。受条件限制，地位和使用环境的不同材质扩大到黄花木、鸡翅木、檀木，枣木，酸枝木、黑槐木、红木等等。
惊堂木的造型，一般为长方形，有棱有角，代表规矩和制度，有的甚至雕刻有代表身份的花式和图案。惊堂木是文官类使用时的称呼，戏曲中貌似县官用的多，皇帝使用时，高大威猛叫”震山河“，皇后也有，但是皇后的叫”凤霞“，宰相使用的惊堂木称为”佐朝纲“，将军们使用的惊堂木叫做”惊虎胆“。和尚讲经和私塾先生用时称为”醒木“，作用是唤醒打瞌睡的弟子，但是这里有一个演变，因为黑板的出现，醒木变身为教鞭，材质可以不受制约，信手掂来即可用。
法锤与古代的惊堂木有本质区别吗，你怎么看
我们在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犯人拒不交待犯罪事实或狡辩时，判官抓起一个木块，猛击案面，并随之大喝一声。于是，把堂下之人吓得心惊肉跳、魂飞魄散。
这个木板就是我们所说的惊堂木。惊堂木的正式名称叫“气拍”，也有叫界方和抚尺的，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有角有棱，取“规矩”之意，具有严肃法堂、壮官威、震慑受审者的作用。
惊堂木也叫醒木，也有叫界方和抚尺的。一块长方形的硬木，有角儿有棱儿。使用者用中间的手指夹住，轻轻举起，然后在空中稍停，再急落直下。也是古时县官用，举起拍于桌上，起到震慑犯人的作用，有时也用来发泄，让堂下人等，安静下来。
惊堂木也叫醒木
惊堂木的正式名称叫“气拍”，也有叫界方和抚尺的，俗称“惊堂木”，是一块长方形的硬木，有角儿有棱儿，取“规矩”之意，具有严肃法堂、壮官威、震慑受审者的作用。惊堂木根据所用的人不同，上边雕饰的花纹，体积的大小，所叫的名称也不同。皇帝使用的醒木称为“镇山河”，皇后使用的醒木称为“凤霞”，宰相使用的醒木称为“佐朝纲”，将军们使用的醒木称为“惊虎胆”，其他文官使用的才叫“惊堂木”。
惊堂木的正式名称叫“气拍”，
据记载，惊堂木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各级衙门都可以在开庭时使用，一般的惊堂木上都刻有象征权威的图案，清代以前最常见的是龙造型的图案，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的款式标记。皇帝使用的惊堂木称作“龙胆”，亦称“震山河”。意思是皇帝一拍四海皆闻，以显示至高无上的权利；丞相使用的称作“运筹”，亦称“佐朝纲”，用以显示身份；将帅使用的为“虎威”，还被称为“惊虎胆”，用以震军威；县官使用的称为“惊堂”或“惊堂木”，就是我们常在电影或戏剧中所看到的。直到民国初年，判案的法官使用的依然是惊堂木。
惊堂木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
唐代之前，“惊堂木”并无图案，只是为方便起见，将其顶面做成弧形而已。唐太宗时期（公元627年—650年），开始有人为了美观，在惊堂木上雕刻动物图案，有龙，有虎，有狮，不一而足。武瞾（武则天）永昌年间（公元689年），朝廷把惊堂木图案规定为龙形，取龙乃皇权之象征意。宋代为卧龙，张牙舞爪；元代刻三爪或四爪龙形；明代龙形略有变化，嘴凸头大，颈粗身肥，刻有五爪，且头上有角。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又将惊堂木上的龙形加以统一修改，使之嘴缩身瘦，看起来就像一条小蛇。
惊堂木”并无图案，
法槌在我国的出现相对来说比较晚。2001年9月14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敲响了我国大陆法院庭审的第一槌。从2002年6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全国法院在开庭审理案件时统一使用法槌。“现在开庭，提被告人到庭。”随着审判长“啪”的一声敲响法槌，说明庭审正式开始了。
法锤”也叫“法槌”，但无论是哪一种叫法，都体现了司法公正、文明审判，提高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庄重性·。
法槌
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监制的法槌呈红褐色，槌身为圆柱形，槌顶镶嵌着金黄色的铜制法徽；底座为矩台形，其表面嵌有矩形铜线和我国传统饰纹。底座以“矩”制形，既取“规矩”之意，又寓“司法公正”之旨，敲击时发出的声音较为清脆、响亮。法官在法庭开庭、休庭、闭庭或宣布判决、裁定及维持法庭秩序时敲响法槌。诉讼参与人及旁听人员听到槌声后，应立即停止发言和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
法槌其实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惊堂木，以往中国法院审判，尤其是在基层法院庭审中有时会出现法庭秩序问题，而法官往往采取大声呵斥甚至猛拍桌子的做法，不仅影响执法者形象，也有损法庭尊严。
高人民法院统一监制的法槌呈红褐色，槌身为圆柱形，
有法学家指出，与我国古代“惊堂木”不同的是，法槌的使用更多注入了现代司法理念。法官使用法槌，无形中增添了责任感和权威感，有利于体现司法的尊严，强化庭审活动的权威性、程序性和中立性。“惊堂木”时代，判官是主体，当事人是审讯对象；法槌时代，当事人是平等主体，法官居中裁判。从这层意义来讲，法槌的使用，表明我国的法律文化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对建立健全文明的法治社会，培养民众尊崇、信仰法律的文化传承，意义深远。
有法学家指出
法槌制作选用的是质地优良的花梨木，是红木的一种，整套法槌全部手工精雕而成。一位技术员介绍说，法槌的生产要经过烘干、浸蜡等十几道工艺，生产一只法槌需20天左右，此外还要根据南、北方气候的不同决定法槌的湿度。
法槌制
物质反映精神。案、椅、惊堂木和古代许多官员在公堂之上悬挂的“明镜高悬”、“清正廉明”等字样的牌匾一样，可以说都是我国法制史上关于法文化的一种物质载体，这些文化积淀充分说明司法不可避免地受文化潜移默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有形器物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具有自身特色的、底蕴极深的法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的权威不再是体现在审判台上椅子的高低、案台的威严、法槌的响亮与否，归根结底还要看人民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群众才是最后的评判员。
现在还有人喜欢听评书吗
说起听评书，我就是其中一位爱好者。听评书最流行的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里都没有电视剧，娱乐项目基本就是靠收音机。很多人家里都听评书。
我记得小时候，每到吃中午饭时，爸爸总是在12.20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边听评书一边吃饭，饭桌上总是鸦雀无声，一直听到12.50结束，中午饭也就吃完了。这个这个习惯一直持续了好多年。
在这期间，我听了好多部评书，学到了好多历史知识，记住了很多的历史人物。每个朝代的评书基本都听过了。上到商朝、周朝，下到民国、抗战时期，都听了个遍。听得最多的还是隋唐、北宋、明清这几个朝代，当时这几个朝代一共有几个皇帝，每个朝代皇帝的顺序我都记下来了。
我印象最深的评书有单田芳的《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薛丁山征西》，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等。其他的比如田连元、袁阔成、连丽如老师的评书也都听过，不过印象不那么深刻了。
从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电视的普及，收音机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一直到现在，几乎很少有听评书的了。只有部分老年人、评书爱好者、以及司机在开车时会听上那么一段。
评书也应该是我们的国粹了，希望能够有人继续传承下去，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它。
历史上，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有哪些故事
袁阔成先生，有名评书艺人、有名评书演员、知名评书大家、评书艺术大师、评书表演艺术家、评书泰斗，“四大评书表演艺术家”:是他与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的合称。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的天下……”一块惊堂木，一把折扇、一块手帕，方寸之间演绎风生水起。作为我国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有着怎样精彩的评书人生呢？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当时已经辛勤工作了近七十年了。一提起评书《三国演义》，很多人都会想起他那圆润浑厚的声音。袁先生16岁登台，18岁走红，他第一个尝试说新书，去掉了桌子、折扇和醒木，将小舞台的传统评书艺术带到了大舞台上。
198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部长达三百六十五讲的长篇评书巜三国演义》。在当时不管是农村或者城市，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每天都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围坐在一起收听这部评书，他成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心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它的创作者就是著名评书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部电台版《三国演义》是由袁阔成花费了两年半时间录制完成的。在电台里录制评书跟在舞台上表演有很大的不同，以前袁阔成都是在书场里或者舞台上直接面对观众，这样与观众的交流感会更强、更容易抖出包袱;但是在电台的录音棚里他只能面对着冰冷的话筒，这对他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到电台去录音那就没有互动了，自己跟自己抬杠、自己跟自己拌嘴，有时候说到激动的地方自己能跟自己打起来，就是自己，前面就一个话筒啊。在外面坐着、人家把关，说错了不行，你得说三国，一下扯到别的书上去了，人家不让、打住。
袁阔成对这部《三国演义》可谓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感情。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他描绘得栩栩如生，好像就是他的老朋友一样。历史上到三国后期刘备入川以后的故事就很少有评书艺人去说了，因为大家都心怀伤感。袁阔成也有着对刘备等人的伤感，但是他坚持录完了整部《三国演义》，给我们留下了这一部经典的评书作品，他也成了唯一一位录完全本《三国演义》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他曾言:“说书就是抒情，抒情系理。说书就是说人。”要倾注自己的感情，对，得讲这个人，自己先得怎么办、完了怎么塑造这个人物，得这样。要不然它是分离的，你的想象是这样的，你说的那个人物在那儿呢，这个不行，所以自己也苦恼，人家听着也不太舒服。三国里面他最喜欢的人，他最喜欢是赵云、赵子龙，自己就给他下过断言，这当然是一种笑话了，自己说那就是一千八九百年前的雷锋，那赵云、无可挑剔。他为什么说说书是一件很辛苦很累的事啊，因为不仅仅你要把故事说完整，不仅仅是要把里面的人物表现得很生动。他是带着感情去的，他说一遍他们就又活了一遍。说实在的，评书艺术应该受到重视，因为什么呢，它把平面的书要立起来，这得多难啊，有人就说过书即世界，世界即书。一个人要想进步的话，你得读好书、交高人。交高人想交啊，但是高人忙啊，他没时间跟你交往啊，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读好书，读好书本身就是在跟高人交谈。
袁阔成对自己的评书要求非常严格，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为了能更好地吸引观众，袁阔成耗费了大量心思设计包袱。《三国演义》中经典片段“灞桥挑袍”描写了关羽得知刘备所在、辞别曹操寻找大哥刘备的经过。其中袁阔成为了缓解书中低沉的情绪，就精心设计了一个包袱。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笑料可加，加什么都是挺严肃的，文武将都气得火苗窜天，把他放走了，大家都怨恨曹丞相，曹操也舍不得丶也不想让他走，所以这加一个小插曲吧。他那里头有很多、三国里头有不少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幽默，刘备招亲那段也有。
他在自己创作的时候，肯定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肯定也是不断地尝试这些能够引起观众、听众共鸣的，就是说呀、这一段古书是说给现代人听的，你把它怎么去说、怎么去理解、分析，完了把它立起来，使观众能够承认，这个不容易。所以必须要有一点新的味道，新的也得加得合理，要尽量合理。让孙尚香去跳个卡拉OK，这不得了，进门这么一看正摇摆呢，这也挺新。听完了之后，你这没谱，这不行这。
袁阔成录制的这部电台版《三国演义》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分为三百六十五讲，长达一万多分钟。播出的时候、每天播讲一集，整整播讲了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评书已经成为评书史上的一座高峰，至今听众们对于这部评书也还记忆深刻。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收音机的普及，听评书成了当时人们茶余饭后最重要的娱乐节目，评书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当时很多评书艺人们也先后录制了大量评书作品，此时的袁阔成也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原版《三国演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并非偶然，袁阔成出身评书世家，伯父袁杰亭、袁杰英和父亲袁杰武号称评书界“袁氏三杰”。袁阔成从小开始学习评书、登台表演，这使他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小时候袁阔成天天站在书场里，耳濡目染，慢慢地他就喜欢上了说评书，起初是讲给小朋友们听，后来拜师金杰立老师开始系统地学习评书艺术。当年年仅16岁的袁阔成便第一次登上了舞台。
小时候幼稚，不明白、就看这个什么都简单，有时候还要提点意见什么的，老人听了、你这个还能听出点什么道眼来，你昨天那段书讲得不好，哪条书讲得好、那天的书讲得好，还有点分析能力了，长本事了，这么办，你能不能讲一讲，可以啊。那时候小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昏天地黑啊，他记得还挺清楚，有一次，今天叫我的孩子给大家讲一段，也给自己做了小大褂，郑重其事，上去了，自己这么一站，也把醒木一拍，拍完了醒木、底下就鼓掌，底下一鼓掌、往下一看，当时眼前就黑了，这么多人全看着 这一个人、这一下汗也下来了，哭了，真哭了，没词了，就这个啊，下来吧、下来吧，这才知道敢情这、这么不容易。
小时候的袁阔成觉得评书无非就是说话、就是讲故事，第一次登台之后他才明白原来说评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传统的评书艺人们一般都有自己的绝活，评书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故事、但是如何才能让听众们坐下吊起他们的胃口、而只有掌握了这些绝活，评书艺人们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那个时候说、南北都有很多的评书大家，南方有一位马先生，在上海县讲书，讲书的时候、县官升堂找不着衙役了，师爷、衙役这人哪儿去了，都干吗去了，怎么回事儿，这升堂了，都去听书去了。这还了得吗，他也不升堂了，这位县令大人也去看看。这一看里三层外三层坐着在那儿听的、大家特别开怀。他也坐那儿了，听一听，一看这个玩意是厉害。所以第二天他把这位说书先生请到衙门来了，他跟他商量，你这书说得不错啊，您夸奖了。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把先生给问愣了，我这业务挺好、我刚来这儿没讲十天，我走干嘛啊，我得在这儿说啊。不行，你得走，怎么了，你不走我走。为什么这样呢，你在这儿总这么说书，我在这儿升堂还升不升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魅力，可不得了。
正是因为评书极大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袁阔成不断地琢磨自己的评书段子。年轻时的袁阔成以短打书《十二金钱镖》、《施公案》享名，长期在天津、北京等地献艺，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袁阔成紧跟时代的脚步带头说起了新书，所谓的新书就是指现代题材的新评书，像《烈火金钢(刚)》、《林海雪原》、《红岩》等。相对于传统书而言，新书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参考，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如何说好新书，成了袁阔成最大的挑战。
传统书不得了啊，那里边注入着多少老先生的心血啊，对、这么多年传承下来。这是上百年、几百年老先生的东西，为什么今天说起来还是就说那么过瘾，那么爱说呢，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一代人的功劳，所谓的新书说起来难呢、也出现不少笑话呢，因为它(传统书)有一个套路，就不光是内容上、表现手法上也是传统的。新书它没有啊，新书比较贴近生活，接近生活了你怎么办，这个事儿演员需要下功夫，需要考虑的问题。弄不好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笑话，自己本身就闹出过笑话。开始讲《吕梁英雄传》自己记得最清楚，自己在电台广播嘛，民兵队长雷石柱出场了，什么打扮、脑袋围着毛巾、勒着头、腰扎着皮带，脚底下穿着抓地虎靴子，背着大枪。编导就乐了，抓地虎靴子这是什么人物穿的丶什么年代穿的啊，哦、对呀，想起来那个是黄天霸穿的，那个不一样。说完了，自己知道这个不行，是这么个情况，全新了，套路它都变了。
没有了传统书固定的套路，袁阔成只能自己重新创作。如何设置悬念、如何把新书讲得吸引人，袁阔成摸索着前进，最开始说新书的时候、听众们并不买账，新段子往往留不住观众。作为带头说新书的人，袁阔成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听书听扣，看戏看轴。所谓的扣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个悬念。留一个悬念，明天也好接着听、它才有意思。现在电视剧也是啊，一拉门、这一集没了，下集怎么的、你还得往下看。这个就是手法兼用、相互之间，通用么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自己说的就闹过笑话。创业史，梁生宝、明天进城买稻种，激动不已，就开始准备头天晚上，第二天老早鸡头遍没叫、他就起来了，洗脸、收拾干净，找件新褂子穿上，把口袋往肩头上这么一背，钱也揣好了、这马上进城了，进城干吗，买稻种，此次去买稻种、买得回来买不回来咱们明天再讲，刹住了。第二天一个人都不来了。自己就问你们怎么就不来了，他说买不回来、买回来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不就买稻种嘛。这有什么吓人的地方，你说得还有声有色的。就说这个悬念设置得不能吸引人，就是不行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袁阔成经常去全国各地慰问演出。1957年袁阔成到福建的边防哨所表演时，一个偶然的想法使他有了去掉身前桌子、醒木、折扇的念头，这看似简单的变化，却是推翻了百年来评书的传统。
他当时是到前沿去慰问，有一个制高点，是咱们一个观察哨。但是后面有两个战士、两位文化干事，扛着个桌子、爬着个山，自己说这太难了，来慰问了、给人家部队添这个麻烦，所以说就觉得不忍，自己说把桌子撤掉不行吗、非得守着这么一个桌子嘛。问题不在桌子上，内容决定形式，不在有没有这桌子、没有这桌子就新了就怎么的，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你起码说这几样道具就没地方放了。原来说必须得拍一下醒木，但是在这个大型的晚会演出，你前面歌舞、后边说唱等等的，你前面非得弄这么一个、再拍一下，没有这个必要，你上去你就讲你这个故事就得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内容上创新的同时，袁阔成的表演也从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站着说评书已经成为袁阔成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是站着说评书就要配合着步伐、动作等肢体语言，为了设计这些动作，袁阔成在生活中细心观察，以便逼真模仿、吸引观众。《肖飞买药》是袁阔成在1982年播讲的《烈火金刚》中的选段，故事里讲述了优秀地下党员肖飞同志利用智慧与胆量到日伪军控制的县城买药的故事，袁阔成对肖飞的描写可谓是细致入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