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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有没有国家
（二里头一期）
感谢小秘书邀请。
个人觉得，这是个很严肃的历史科学问题——比如，何以算国家？中国夏以前有无国家的认定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应该由专业学者经过充分论证后作出结论，且能够在学界得到基本认可。很赞同孙庆伟教授的《鼏宅禹迹》序所表达的观点——“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在网络平台上把严肃的史学问题碎片化，人人争说，亦未必严肃——我们能做的，是交流各自了解的信息，仅只是“交流”而已。 一，夏之前有无国家？如果按文献记载来说，那肯定是有了。《史记.五帝本纪》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按司马迁的说法，从黄帝开始，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都是国家；不但五帝，三代更是国家了。 二，不过，对于五帝，会有不少人认为，那还属于神话或传说的时代。对二里头一期放射性碳素测试，其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正负165年）；这一时期的陶器特征也与商文化有明显差异。据此，徐旭升先生判定其应属于夏文化。在这之前的龙山晚期陕西榆林市神木高家堡石峁遗址，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距今约4300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城”，存在超过300年，毁于夏早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这能不能算“国家”呢？ 三，位于山西襄汾陶寺村南的陶寺遗址，亦属龙山文类型为主的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其绝对年代同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考古发掘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的手工业区等。一些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而且，发掘中证实，陶寺遗址曾遭受战争的巨大破坏——城墙被掘开、宫殿被掀翻、神庙被破坏、居民被屠杀，……。这算不算“国家”呢？ 四，距今5300-4500年左右，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广大区域里，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面积达34平方公里。最大特色是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括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象征着财富和神权。尤其是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相当精致。良渚遗址被一些学者认为，属于虞舜的领地。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加剧；刻划于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这个又算不算是“国家”呢？ 五，张光直先生曾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精于融合中西历史研究方法。他晚年在论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和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加以对比，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我相信大部分代表人类的法则是可以适用的，但有一部分是不能适用的。 这些不能适用的部分有的就牵涉到文明城市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六，李学勤先生说，张光直先生所说的“法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规律”。他认为，人类历史有其普遍的规律，有在规律下显示的共同性、一致性。但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又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个别性，而我们对历史普遍规律的认识，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历史的综合比较来萃取的。例如，讨论文明起源，涉及判断是否属于文明的标准，一般流行的说法是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礼仪性建筑物、文字的发明和金属器（青铜器）的使用等。李学勤先生说，他曾多次说明，这三四条标准是以若干外国古代文明的材料为基准的，并且从开始提出便有争论。他说：“实际上，城市、文字、金属器等都是文明的因素，在各个古代国家、民族间其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各自走向文明的轨迹不同，构成了文明起源过程的多样性。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文明的兴起应当有其特有的途径。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深入进行考察探讨，必将使我们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些年，国内的田野考古呈快速发展局面。随着更丰富的历史遗迹的面世，不仅可以使古文献的记载得到证实，关于文化和文明，包括国家形式的认定标准，大概都能够改变。
夏朝之前真的还有一个“虞朝”吗
夏朝之前有虞朝，虞朝之前还有个唐朝。
虞朝，是唐尧死后建立的王朝，唐朝，是上古时代唐尧建立的王朝，后世之人经常把唐朝与虞朝并称，史称“唐虞”。
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
有虞氏是夏以前的一个独立的朝代。古史传说的圣王舜，就是有虞部落的首领。夏以前的朝代是虞，春秋时人还言之凿凿。但春秋以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湮没，战国后虞史传说经过诸子的加工改造，可信性降低。夏朝在中华历史上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的，所以我们现在称呼自己为华夏民族，但这还是个传说，尚无文字记载，何况是虞朝。在历史教科书，中国远古时代，夏商周为华夏最早的朝代。其实有许多历史观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但后来却被推翻。
夏商周前的虞朝，在古籍《左传》和《国语》中就有记载，儒家经典《论语》中也提到尧舜，但在后世却被说成虞朝是墨家专门臆造出来的，或许将来出土了实制物品或文字记载，真正的虞朝就会浮出水面。
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易中天却说只有3700年，你觉得这个说法靠谱吗你认为华夏文明有多少年
2013年以后，易中天多次在演讲中谈到，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是个错误，不能再讲五千年文明史，“上下5000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文明的起点，是要有考古学证据的。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位于河南偃师）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3700年。”《易中天中华史》，封面上赫然就印着“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易中天称，自己在断代方面，将中华文明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分界在二里头。二里头是城市还是聚落有争议，自己取“城市”说。从二里头算起，我们是3700年文明史。“因此，我们以后不能说5000年文明史”。
易中天的观点并不新鲜，民国的时候就有以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史学大家钱穆就有言称：“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国纪元二六八一。）。”胡适更激进，当时就说“东周以上无史”。
西方某些历史专家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夏商周先秦史，有名的《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直接从秦汉史写起， 不提先秦史或者上古史。
易中天将中华文明5000年 “缩水”为3700年，主要依据是他所谓的一个“国际共识”：即文明的起源以国家建立为前提，而国家建立又以城市出现为标志。西方一般认为，最早的文明大概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那里出现的。易中天的“国际共识”其实就是用西方的标准来套用中国历史。
易中天说中华民族只有3700年文明作为一个学术观点，一家之言本无可厚非。易中天的历史观错在太绝对太武断，说什么不能再讲五千年文明史。易中天你凭什么认为中华民族肯定没有五千年文明，考古学的证据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民国发现了殷墟甲骨文，现在发现了二里头，明天会发现什么谁也不敢保证。
黑格尔认为“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世界历史首先应从中华帝国说起”，“没有中国的古老文化，就没有世界文明”。苏联历史学家司徒卢威在《古代的东方》一书钟，在关于中国一篇的开头，就肯定地说：“中国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历史起源本身就是一个迷，需要不断的研究不断的考证，轻易下结论，不是一个学者的求实精神。
司马迁写《史記》时，从黄帝开始写，但很难断定是真是假，于是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即“可信的作为信史，可疑的存疑”的科学态度，秉笔直书，把疑虑留给后人考证。这才是一个史学家的态度。《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每代商王的世系和名字都被殷墟甲骨文所证实；王国维据此判断，《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也同样是真实可信的。
西方根据神话史诗居然能找到特洛伊，我们为了一个夏朝到底存在不存在都要争论半天！清华大学历史教授李学勤曾说： 其实世界上考古遗址的属性不能够只设想从文字上来证明， 很多的遗址就没有文字的证据 例如考古学先驱德国的施里曼对特洛伊城的发现， 到今天为止， 那个遗址也没有出过特洛伊这个名字 可是所有人都相信， 肯定特洛伊就在那几个地层里面 。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不能简单以城市国家的出现文献的记载为证，历史的过程复杂多变，口口相传未必不是信史。易中天上来就说《尚书》《国语》不可信，史学家为这个问题争论了几百年了，也没有彻底否定其历史价值。连疑古派顾颉刚推断《尚书》有些篇章“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易中天却轻易否定，可见其易中天的学术态度。
19世纪末，英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黄帝是从古巴比伦迁来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华夏始祖是从埃及、印度、中亚来的。易中天则认为女娲的前身是夏娃，夏娃是女娲的前身。易中天真大胆，一下子把中华民族的神话史给改变了，夏娃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吗？不知道易中天从哪里得来的证据，这么信口雌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良渚古城及之后的陶寺古城作为早期国家的实证，认为它们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易中天信誓旦旦文明的起点是要有考古学证据的，而他自己喜欢信口开河，说什么女娲本身就是蛙，黄帝的母亲疑是性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尧舜禹。历史学者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精神，就是根据已有的事实，材料，去伪存真，易中天严重跑偏了。易中天不代表真理，只代表他自己而已，他是姑妄言之，我们就姑妄听之。
虞朝是真的存在吗大家对虞朝了解多少
根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其中一句话:”虞、夏有二千余岁“，这可证实，确实存在，仔细看，虞有一千六百年左右长的时间。夏有四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