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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歃血为盟，为什么说“宁拜桃园三结义，不拜瓦岗一炉香”
瓦岗在集贤庄聚义四十六人，后来反目成仇了，为什么？核心股东不宜太多，经历和阶层不同，目标和利益诉求不一致，盖谋不可众，利不可寡也。
《三国演义》十八路诸侯会盟，手指蘸血往脸上抹两道横杠，何意
正儿八经这个问题得问导演了，为什么这样。
其实历史上这方面的说法叫做“歃血为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 很明显这里是主要还是畜生之血。由于中国的历史过于久远了，这种行为究竟起源何时，至今已很难考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歃血为盟首先流行于上流社会的统治阶层。
《春秋左传正义》:“凡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尊卑以次歃，戎右传敦血，以授当歃者，令含其血“。很明确就是要涂在嘴巴处，可能是说话算数吧！
关于歃血的具体行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其主要内容就是将血混入酒中，共同饮下。但由于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混入酒中的血也各有不同。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血来！’遂取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合纵）’”。此处歃的是鸡、狗、马血。在东周列国志中，却有这样一段描述：“次日，立坛于召陵，桓公（齐）执牛耳为主盟，管仲为司盟，屈完称楚君之命，同立盟书，桓公先歃，七国与屈完以次受歃。”此处却是牛血。到了汉代，仍然保留着上古习惯，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誓毕，宰牛设酒聚乡党百余人共饮一醉。
唐、宋之后，因为封建君主制度的确立，统治阶级之间的结盟减少。歃血结盟却又转向民间。江湖上的绿林好汉们，唐时的响马，宋代的草寇，明清时的土匪、胡子，干的是月黑杀人，风高放火，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反叛朝庭的勾当。结伙时首先要喝血酒——即歃血结盟。首先要将自己的中指割破，将血滴到酒碗里，然后参加盟誓的人将血酒分喝，并设下毒誓，表示永不背盟。到了清朝末年，以至民国初期，江湖上的土匪，社会上的帮派组织——上海的青帮，两湖的红帮，江淮的船帮、盐帮，在组织活动时，仍然要搞歃血的仪式。不过割破自己的手指恐怕太恐怖——这是我的猜测——便改做将一只大红公鸡斩首，将鸡血滴在酒里，然后大家分喝鸡血酒。赌咒盟誓，这也是帮派组织内部加强团结的一种手段，大约也应算做中国酒文化的一个内容，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流传了几千年的歃血为盟的形式才逐渐消亡。
冯玉祥和蒋介石是换帖拜把子歃血为盟的交情，最后为什么交恶
回顾历史，无论是蒋介石，亦或者冯玉祥，都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极具争议和话题的人物。这二人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先是未曾谋面的儿女亲家，再到肝胆相照的拜把子兄弟，最后因为政见不同而幡然决裂，甚至因此而痛下杀手。
本着尊重历史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蒋介石和冯玉祥的恩怨纠葛。为了杜绝原文抄袭，本人只得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袁世凯在国人的唾骂声中黯然离世，北洋政权虽然继续统治着中国，但各派势力之间却是攻伐不断。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张作霖一直虎视眈眈北京的政权，不断在东北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浙江战争，张作霖立即响应皖系并且自任总司令出兵山海关，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了迎战，吴佩孚任命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任命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任命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任命张福来为后援军总司令，依托长城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
面对战场形势和奉系拉拢，冯玉祥在古北口举行军事会议准备倒戈回京，之后下令部队“后队改前队”，于10月19日突然回师北京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史称“北京政变”。以此为标志，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的大胜而告终。
在直系政权垮台后，张作霖违背了“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挥师进入了北京城。凭借绝对的军事实力，他在事实上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不断排挤冯玉祥等人，再一次把中华民国推入了苦难的深渊。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冯玉祥公开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不过，面对由奉系和皖系的排挤，他始终都游离于真正的核心权力之外，被迫同意放弃军权前往苏联“考察国情”。
孙中山拖着病体毅然决定北上，刚到北京就病倒在床，最终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过世。不过，他本人虽然离开了，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留了下来，指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身革命。
作为蒋介石的儿子，当年的蒋经国也曾是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更因为积极声援“五卅运动”而被学校开除。而且，他还深受共产党影响，思想和行动都非常的积极。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大革命的势头非常良好。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崛起势头非常强势，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崛起势头就不那么强势了，他甚至连国民党的执行委员都不是。
为了寻求国民党左派和苏联方面的支持，也为了塑造自己民主和进步的形象，蒋介石欣然同意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终于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客轮，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当时，与之同船赴苏联的还有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叶楚伧之子叶南和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20多人。
几乎同时，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也从德国转到了苏联留学，同样进入中山大学就读。那一年，蒋经国16岁，冯弗能15岁，两个身处异国他乡而且志向相投的年轻男女迅速坠入了爱河。
1926年春，蒋介石以“提防叛乱”为由，突然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而且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全部的枪械。不仅如此，他还单方面驱逐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将几名苏联籍顾问也“礼送出境”，引发了“中山舰事件”。
此次事件是蒋介石的一次试探，可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他竟然毫发无损。此后，苏共开始提防蒋介石，提防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只是为了保全国共合作才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开始率军北伐。一个月后，冯玉祥应共产党人李大钊的邀请返回国内，率领自己的旧部通过“五原誓师”加入了北伐军的行列，从此正式投入革命阵营。
1926年12月，身处苏联的蒋经国和冯弗能举行了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从此成为革命夫妻。蒋介石和冯玉祥并不相识，甚至没有见过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儿女亲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而作为亲家，冯玉祥竟不分青红皂白，公开站在了南京国民政府一边，此事成为其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
惊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惊闻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立即就陷于惊恐万分的状态。为了实现自保，他多次声讨自己的父亲，还在塔斯社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作为一名革命者，蒋介石已经死了，已经走向了反革命。他曾经是我的父亲和战友，现已成为了我的敌人。
由于态度坚决，蒋经国获得了苏联当局的认可，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排斥。不过，冯弗能却没能与父亲冯玉祥划清界线，更没能断绝父女关系，无奈之下只得接受被苏联遣返回国的命运。从此，这对原本非常恩爱的小夫妻劳燕分飞了。
1927年6月19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北伐途中第一次会面，希望能够共同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共同对抗汪精卫。据《我的生活》记载:
我的车子到了砀山时距离徐州还有一站，蒋先生亲自前来相迎，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会晤。
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背叛了革命。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被迫宣布辞职下野，眼睁睁地看着“宁汉合流”，看着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改组。
迎娶宋美龄后，蒋介石得到了英美两国的支持，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成功复出，继续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不久，冯玉祥在河南打败奉系军阀张宗昌，蒋介石亲自赶往前线慰问并且在郑州交换了兰谱，从此结为了异姓兄弟。
不过，这份金兰之谊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1929年8月，因为在部队编制和地盘划分上的重大分歧，蒋介石和冯玉祥逐渐反目结怨。
很快，冯玉祥联络晋系军阀共同起兵反蒋，受到阎锡山的中途变卦才黯然失败。在汪精卫的暗中支持下，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再次密谋合作，共同发起了“中原大战”。
战争初期，阎、桂、冯三家占据着主动权，蒋介石疲于防守。不过，由于阎锡山作战不力和拥兵自保，由于庞炳勋、刘春荣和石友三等部将临阵倒戈，冯军已经变得土崩瓦解。在奉系张学良“通电拥蒋”后，中原大战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从此奠定了自己在新军阀中的绝对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公然侵略，冯玉祥与旧部方振武和吉鸿昌等人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通过连续作战，他们成功收复了多伦等四县，强有力回击了日寇的侵略，表明了国人抵抗侵略和不畏牺牲的决心。
不过，由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违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惩戒。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好再次下野并且隐居在泰山读书，期间继续发表自己的抗日爱国主张。
面对日本的得寸进尺，冯玉祥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联合提出，希望能够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受此影响，蒋介石只好表示同意，还邀请冯玉祥出山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冯玉祥下令驻守北平的第29军誓死抗敌。不过，他本人却始终遭到蒋介石的猜忌，虽然是战区司令的高官，但从来都不被授予任何的实权，甚至连一支部队都难以调动。
无奈之下，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将领却始终呆待在重庆赋闲，冯玉祥浑身是劲却使不出来，直到日本投降。面对举国的和平停战呼声，他也显得信心满满，支持毛泽东亲自前来参加“重庆谈判”。
通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为和平建国提供了可能。不过，面对蒋介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之举，冯玉祥逐渐看清了他的本来面目，不断担心内战的阴霾。
从重庆还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上下都显得意气风发，只有冯玉祥却高兴不起来。在日记中，他忧虑地表示:
抗战胜利今还都后，应当欣跃又狂欢，为什么我的心头却不轻松？那是因为政局还未开明，而为了实现那一天，同胞们还需继续努力。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全面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内战。受此影响，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一个月后，冯玉祥被强令退出现役，并且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考察水利专使”，动身前往美国。临行前，他依然我行我素，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上蒋主席书”，其中提到:
今日大局以和平为天经地义，国际要和，国内更要和。和了一切有办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惨之结局，且打了还是要和，任便打多久到头还是和。与其将来和，何如现在就和？
抵达美国后，冯玉祥丝毫都没有“收敛”，继续自己的“反内战”主张，令蒋介石视为了眼中钉和肉中刺。1947年11月，他倡导成立了“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旅美联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通过联合政府以和平建国的主张。
受冯玉祥等人的大声疾呼，受战场形势的变化，杜鲁门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蒋介石的军援政策。而气急败坏之下的蒋介石也开始接连回击，对他下达了“召回令”却遭到了拒绝。
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毛主席和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所有爱国人士都能积极行动以促成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此感召下，冯玉祥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乘坐“胜利号”客轮回国，途中竟然因为胶卷失火而导致父女二人都双双遇难。
冯玉祥不幸殉难的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轰动，有人推测系美国方面所为，有人推测系苏联方面所为，但更多人却怀疑是蒋介石所为。不过，此事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结论。
在冯玉祥逝世一周年之际，毛主席亲自出面为他选定了墓址，骨灰埋葬于泰山的西麓，这里曾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地方，也是隐居读书的地方。
对于冯玉祥的评价，后世依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对他数次倒戈之事颇有微词。不过，周恩来同志却进行过盖棺定论:
冯玉祥将军是从旧军人转变的坚定民主主义战士，虽然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他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而毛主席对于冯玉祥的评价是这样的:@文史不假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