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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被贬谪几次
回答：苏轼一生被贬谪几次？
苏轼一生为官三次被贬，但依旧豁达乐观。
古代的官员被贬谪为什么就自怨自艾
今天是多元化社会，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理想追求和生存方式。但作为官员，一旦遭受挫折，尚且难免牢骚哀怨、悲观绝望，甚至跳楼自杀的现象。
古代读书当官则是文人唯一的理想追求和出路，官职基本上代表了一切。譬如理想追求、社会地位、名声威望、金钱福利、生存方式等等。
惟其如此，一旦贬谪，遭受强大的心理冲击，自然免不了悲伤叹息，怨艾沉沦。
所以遭了流放的屈原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最后也未能找到出路，只好在叹息中自投汨罗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李白是何等地豪放不羁，但“赐金放还”之后，还难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朝阳，便有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悲伤情怀，喷涌而出。
听说好友元稹被贬谪九江，白居易的唱叹最为典型——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如此案例不胜枚举，其他不再赘述，如果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也将毫不例外地感同身受，贬谪的悲伤无法抑制，超脱的可能微乎其微！
古代京官出京外放就算贬谪吗，难道不是正常换岗吗
科举制度的实施，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情成为了可能，很多人靠此一飞冲天名留千古，但是更多的人倒在了科举的大道上，但是对于考中科举的士子来说，这只是他们的官场起点，在今后官场的表现那就看的不是聪明才学，而是靠手段了。
一般考中进士后，一般就面临着是选择留京还是外放为官了，这两种官各有好坏，京官靠近天子脚下，能随时了解政策，地方官却能了解民情，但是在清朝初期地方官和京官没有啥差别，因为初期的京官和地方官是一段时间相互流动的。
然而在雍正时期就出现了偏差，那就是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养廉银他比俸禄多几十倍有时候甚至上百倍，但是养廉银的第一条件就是只有外放的官员才可以领取，不过即使这样，官员还是对京官比较青睐，因为雍正对于地方官的整顿非常严厉，因此很容易就出现问题，一个不好小命就没了，所以相比按部就班的京官，安全保障还是不错的。选择地方官风险极高。
但是到了乾隆时期，那就不一样了，随着养廉银子制度的完善，在加上对于地方官惩罚逐渐减弱，所以地方官可是香饽饽，你想在江南修个园子，每天吃香喝辣的，美女环绕，然后又没有早朝，那日子简直不要太舒服。不仅科考官员想要出任地方官，就连旗人也想去享受。
最后乾隆就把一些政绩不好的地方官全抓到京城当京官，还让认为自己平庸的人主动到京城任职，可以看到那是的京官成了啥样了成了垃圾场了，所以对于想要有一番报复，想要为百姓做一些实事的人来说，地方官是最好的，并且地方官还天高皇帝远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道理大家都懂的。
古代被流放贬谪究竟有多惨
这个题目有问题，流放和贬谪根本是两回事，流放是一种刑罚，贬谪只是降官职外迁，自然“惨”的程度也不一样。
流放是中国古代五刑“笞杖徒流死”之一，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流放一开始只是把人迁往边远地区居住（唐初宰相裴寂被流放身边还有家僮伺候，后来还带领家僮平定叛乱），但很快就改成“流配”，不仅到远地还要受刑。获罪之人披枷带锁，由解差看押，一路跋山涉水到远地服刑。我们看过水浒传，除非你有“道上的朋友”，其他的遇到流放，就只能一路受苦，被解差训斥打骂，九死一生。许多流放之人，半路上就已经受尽折磨而死。如果侥幸活到受刑地，这些地方远在天南海北，多是自然环境恶劣、荒无人烟的所在（宋朝领土小情况稍好一些），而且多是边疆战乱之地。比如清朝流放犯人到宁古塔，荒无人烟，风雪苦寒，“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人称“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还有，流放之人到了流放之地也是要受尽苦难。清宫剧常有一句“给披甲人为奴”。没错，流放的犯人到了流放地不是就没事了，还要干活儿。因为流放地多在边疆，所以他们基本就是给驻军当杂役，做奴仆，或者种地做苦力。或者修筑工事等等。如果有些特殊才能，或者被长官看中也可能会从事一些轻松点的工作（比如水浒传里宋江就去写写文书，朱仝带小衙内），当然这些都是极少数的。大多数还是非常凄惨地干着最苦最累的事情。有时兵力不足还要上阵打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了。
然后就说说贬谪，贬谪的主体是官员，被贬以后也依然是官员，只是官职降低了，从京城或者近京城的富庶地方到偏远地带任职。对官员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其实倒不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是政治生涯的损失。有些心态没调整好，过不去的也就郁郁寡欢，慢慢病死了。但是不乏励精图治，还能再起复的。唐宋许多宰相都曾被贬到远地做地方官，后来皇帝想起他们，依然可以入朝复相。比如唐朝牛李党争、宋朝新旧党争，两派官员互相攻击，官职上上下下，京城出出进进，你要没几起几落，都不好意思跟别人吹牛。
我们来举几个文学家的例子。我们熟悉的大文豪韩愈，曾经因为谏迎佛骨惹怒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到边障之地潮州任刺史，贬谪路上很是辛苦，“雪拥蓝关马不前”。甚至让他产生了“好收吾骨瘴江边”的万念俱灰的感觉。但说实在的，那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痛苦，而是因为皇帝不采纳自己的建议将自己贬官的无奈。注意“雪拥蓝关马不前”，他还能骑马或者坐马车，流放就绝对没这个待遇。而韩愈到了潮州之后也上书为自己辩诬，后辗转几地，最终回京担任京兆尹、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甚至一度有望拜相。
同样一个被贬谪的大文豪白居易，在他著名的《琵琶行》序言中提到“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被贬两年还能怡然自得，听了琵琶女的弹唱才感到悲哀。而且他虽然被贬，还能晚上坐船喝酒消遣，生活也还比较滋润。
其实，贬谪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官员的心境。只要心态调整好，真的不至于特别惨。苏轼屡遭贬谪，到湖北就写《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贬到岭南还能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算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也是诗作不断，还能造桥铺路，惠及百姓。所以，贬谪惨不惨？当然比在京城大有前途的时候惨，但不至于就非得一蹶不振。至于流放的，那真的惨，就自求多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