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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袁崇焕
袁崇焕是一个放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大争议的人物，如何评价袁崇焕是一个历史难题，在这里我只发表个人看法。
首先，袁崇焕并不像大部分人想象的那么正直，如果袁崇焕是个直臣，他也不会爬到辽东督师的高位，因为在他往上爬的时候就被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弄死了。真实的历史上袁崇焕也做过魏忠贤的舔狗，是少数被魏忠贤亲自允许可以给魏忠贤立生祠的人，袁崇焕也是借着舔魏忠贤而获得了最初的政治资本。
其次，袁崇焕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至少宁远和宁锦大捷是袁崇焕确确实实打出来的。但在格局上袁崇焕还是有些狭隘，对于全局的认识依然保持着大明强盛无匹，辽东之患不过是比癣芥之疾稍严重一些的问题，这也使得他在经营辽东的时候谁也不服，最后甚至做出擅杀毛文龙的祸事。
第三，袁崇焕临死前的操作也存疑，他明知崇祯多疑，在处理己巳之变的时候就应该慎之又慎，但他仗着自己辽东督师的身份，再加上救驾有功，反而瞧不起畏畏缩缩的京官们，最后崇祯听信了京官们的谗言，认定己巳之变是袁崇焕通敌要权的手段，降罪于袁崇焕，最后弄死了他。
总而言之，个人认为袁崇焕是一个能力有，但不能完全匹配自己的位置。情商有，但不能完全处理晚明官场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有大势的因素，也有其自身原因而导致的不可弥补的缺陷。
为什么刘邦能放走张良，朱元璋却不能放走刘伯温
张良
刘邦并不是放走张良，而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杀张良。
首先当然归功于张良的淡泊名利，由于体弱多病，张良崇信道教，休习黄老之术，经常闭门不出，少与群臣交往，特别是虽然张良足智多谋，能够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但是却由于身体原因，从未单独率军作战，与将领们有太多交集。可以说，到了后期张良就好比一个大隐隐于朝的高人，完全超然于众臣之外。除了在废立太子这样的涉及国本的问题上出面，基本上不干涉政事。
其次，刘邦还是个重情之人。虽然对韩信猜疑重重，先是在云梦泽将其诱捕，这时念及旧情将其贬为淮阴侯，后来韩信因谋反被吕后杀，刘邦听到消息是喜且怜之，可见从刘邦心里还是念及韩信曾经的追随之功。还有萧何，萧何在西汉诸臣中，功列第一，位置丞相，刘邦也是多次猜疑，楚汉战争时期就猜疑萧何，萧何把自己子侄都送上前线；韩信叛乱时猜疑萧何，萧何把自己财产捐出作军费；英布叛乱时，刘邦猜疑萧何，萧何故意与民争利，给自己泼脏水，虽然多次猜疑，但萧何最终还是善终，固然有萧何应对及时得体的缘故，还跟刘邦重感情有关，想想如果萧何到了明初，被朱元璋这么猜疑，那儿还会有二次三次的试探机会，造就灭族了事。
第三，张良能够善终还和吕后有关。当年刘邦要废立太子之时，太子刘盈之位岌岌可危，吕后派弟弟吕泽找到张良询问破解之策。张良献计让吕后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刘邦正是见到商山四皓，认为太子羽翼已成，方才打消废立太子念头。对这件事，吕后是很感激张良的。后来，张良想要辟谷，吕后害怕本来体弱多病的张良有什么不测，还强迫他吃东西。这样张良在西汉初年又会有什么危险。
刘伯温
刘伯温辅佐的朱元璋与刘邦截然不同。张良之于刘邦是帝王师，刘基虽然与朱元璋谈论的也多是帝王之道，但他可不敢当朱元璋的帝王师，虽然朱元璋称赞刘基是“吾之子房”。但是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朱元璋把公封完了、把侯封完了，甚至把伯封完了，最后才补封刘伯温一个诚意伯。与刘基功业相仿，甚至不如刘基的李善长确实功列第一，相差何止几倍。
刘伯温之所以不得善终，除了本身才能受到朱元璋猜疑，还有其它原因：
刘伯温陷入了党争，从大明建国之初就出现了地域划分的党争，刘伯温是浙东集团的代表人物，还有以李善长的淮西集团，淮西出身的朱元璋有意无意通过压制刘伯温来压制浙东集团。
他的性格过于刚直。正如刘伯温说有，他嫉恶如仇，曾经依法处死李善长亲信李彬，惹怒了这位淮西集团领袖。又在宰相问题上，向朱元璋直言胡惟庸“此小犊，将倴辕而破犁矣”。认为任用胡惟庸为相最终会导致翻车，不适合做宰相，得罪了胡惟庸。
正是这两个原因，让刘伯温成为了淮西集团的敌人。但其实上以刘伯温为首的所谓的浙东集团并未形成气候，而且刘伯温是个有气节的人，毫无结党之心。所以，就成了他一人单挑淮西集团。而淮西集团还有个大佬，谁也惹不起，就是朱元璋。可见，明初刘伯温处境之艰难。
为民请命之心。洪武四年，刘伯温致仕回家养老。致仕后，刘伯温一直安居在老家浙江青田，过着布衣粗食的农人生活，每日饮酒下棋为乐，绝口不提朝政。但事情出在他的家乡的一个叫做谈详的地方，由于此处盐枭不服管制，埋下许多不安定因素，刘伯温建议在此设立巡检司。但这件事被胡惟庸知道后，他借题发挥，指示亲信弹劾刘伯温说，刘伯温认为谈详这里有王气，想死后葬于此处，才请求朝廷设置巡检司驱逐百姓的。这一招非常厉害，本来刘伯温就擅长风水之说，再加以王气，简直就是灭族大罪。使得刘伯温不得不不顾老迈从家乡赶到京城向朱元璋解释
回到京城，朱元璋既没有让刘伯温申辩，也没有问责的意思，只是让他挂个诚意伯的虚衔随朝陪侍。有的时候，朱元璋还会进行敲打，因为刘伯温在祭孔典礼上没有陪祭而接受祭肉，朱元璋因此小事罚俸一个月，有的时候也让他做一些官样文章。整体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每日恍恍惚惚、内心恐惧不安，导致刘伯温身体病痛越来越重，在京城待了一年，朱元璋才让刘伯温返回故乡，一个月后，刘伯温就去世了。有传言，是胡惟庸安排御医在刘伯温药中下药，导致刘伯温慢性中毒而死。而且朱元璋后来在胡惟庸倒台后，也多次称是其害死刘伯温的。但是，朱元璋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正是他总是有意或无意的给刘伯温施加精神枷锁，一步一步让刘伯温精神崩溃。胡惟庸只不过是猜测圣意，执行朱元璋无声的圣旨，让其免于落下杀害贤臣的口实。刘伯温虽死，但却也保全了家族，比起后来明朝李善长、胡惟庸等功勋诸将，也要强了不少。与张良相比，刘伯温少了些淡泊，多了些责任，少了些圆滑，多了些棱角，最终也导致两人下场不同。
为什么暴君隋炀帝征高句丽，明君唐太宗也征高句丽
古高丽，即高句丽之简称，古代史书皆记为高丽，故从之，其疆域大抵包括今日朝鲜北部中部至北部，以及中国东北地区之一部。
曾经强大一时的隋王朝，在征讨高丽上栽了个大跟头，隋炀帝连续三次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远征。仅第一次东征高丽，即动用一百一十三万的军队。然而高丽人的英勇善战，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三次征高丽的失利，竟然成为隋帝国倒塌的起点。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还要征高丽呢？
唐初，在辽东到朝鲜半岛上，高丽是最大的国家，其疆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二千里。除了高丽王国之外，在朝鲜半岛的南端还有两个国家，即百济与新罗。唐高祖李渊便册封高丽国王高建武为“辽东郡王”；百济国王夫馀璋为“带方郡王”，新罗国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贞观十六年，即642年，高丽政局出现巨变。
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渊盖苏文）发动政变，率军进攻都城，攻克王宫，杀死国王高建武。泉盖苏文改立高建武的侄儿高藏为高丽国王，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高丽王国实际统治者。
高丽国内的政变，引起了唐朝廷的密切关注。唐太宗派出使者到高丽，册封新国王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表示唐帝国承认其政府。
然而时过不久（643年），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重大的变化。半岛南端的百济国与新罗国陷于战争之中，百济侵占新罗四十余座城池，并与高丽结盟，共同出兵新罗。新罗国王抵挡不住，紧急向大唐帝国请求援助。
唐太宗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警告说：新罗是大唐的藩国，高丽与百济应当速速收兵，如果再侵犯新罗，将受到严惩。
贞观十八年（644年）初，大唐使者相里玄奖携带着太宗皇帝的诏书，抵达高丽都城平壤。相里玄奖出示唐太宗的诏书，然而，泉盖苏文不以为然，拒不奉诏。
相里玄奖没有完成这次使命，他回到帝国首都长安后，向唐太宗汇报情况。唐太宗大怒，决心出兵推翻泉盖苏文。远征高丽的决定，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唐太宗对此的看法是：泉盖苏文弑君，在高丽胡作非为，这正是消灭高丽的最好时机。
为了显示远征高丽的决心，唐太宗决心御驾亲征。
十一月，刑部尚书张亮被唐太宗委任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也是海军总司令，其辖下的战船共计五百艘，海军陆战队四万人，主要是来自南方江淮一带的士兵，计划从莱州军港出发，走海道进军高丽。
大唐名将李世勣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为副大总管，率领步兵、骑兵共计六万人，以及部分胡人部落骑兵，从陆路进击辽东。
一切准备就绪，唐太宗亲自写下讨伐高丽的诏书，在这份诏书中，声讨泉盖苏文弑君虐民的暴行，并指出唐军必胜的五个理由：“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敌劳；五曰以悦当怨。”
在唐太宗看来，讨平高丽，指日可待。
十二月十四日，大唐帝国正式对高丽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