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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欣赏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故事
春秋时期，琴师俞伯牙和钟子期一见如故的故事，俞伯牙约钟期听琴，两人一见如故，俞伯牙精通音律，俞伯牙到过很多地方，见过汹涌澎湃的大海，波浪涛天翻滚，成语，高山流水典故从此而来，两人情同意合，必此产生共呜，忘年之交，朋友易寻，知音难求，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流传至今。
司马光和王安石关系如何谁的官职高谁的历史影响大
宋王朝从赵匡胤开始，便特别重视对于军权的控制，防止出现类似于“陈桥兵变”的事再发生，所以，管兵、调兵和用兵的权力分开，将帅与兵分开，文官掌兵权等，形成了积贫积弱的现象，而为了实现富国强军，使百姓能安居乐业，宋朝的一些名臣是做出了辛勤的努力的，在这一根本目标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治国富民的理想，都有着振兴宋朝、壮大国威的宏伟抱负。还有，就人品而言，司马光和王安石总的来说，都是以君子之气在进行权力之争的，他们都属于有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的想有大作为的杰出名臣，他们皆品德比较高，学识非常渊博，做事非常执着的人。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有不少的文人朋友和高官同僚，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举荐和培养，又都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两位不仅是高官权臣，而且也是宋代文坛的大师级人物，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写过许多文章、诗词，而且多是好文章，好诗词，在《王文公文集》中可以欣赏到。司马光也是文章大家，他著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而让他名闻遐迩的是他的史学和谋略学巨著《资治通鉴》，这是他忙完政务，在一段歇息的时间写下来的巨著，此书要比当时别人专门编写的史书要强得多。《资治通鉴》成了后世帝王的治国权谋经典。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中进士，但是，年纪稍大的司马光对比他年纪轻的王安石比较钦佩，他曾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对王安石的才识评价是比较高的。而王安石也曾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对司马光说过:“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两位虽为政敌，政见大相径庭，而心经常是心相惜的，他们之间所争的是治国方略的不同，是破旧革新和维护旧制的不同主张。
1067年年初，宋英宗驾崩，不满20岁的血气方刚的宋神宗赵顼继位，年轻的宋神宗很有雄心，想干一番大事业，他想学唐太宗李世民，采用新政策，清除积弊，力争能富国强兵。可是，朝中资格老的重臣们对这位年轻皇帝并不那么支持，当时的一些老臣、能臣，包括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皆极力劝谏赵顼皇帝应遵循祖宗旧制，不要干出离谱的事来。
司马光认为，宋王朝出现积贫积弱现象，是由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不能归因于遵循旧制。
可是，继位之后一直想有大作为的雄心壮气的宋神宗当然不吃司马光等大臣的这一套，他感到若是沿袭重用“先皇”的朝中老班底，一定是干不成大事的，所以，此时神宗皇帝看中了充满朝气的王安石，王安石与神宗一样，不满旧体制，旧朝臣，他敢作敢为、锐意改革。
1068年，王安石推行改革的机会来了，他神宗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与司马光成同僚，官职也相同，可是，同为翰林学士，他们两人的观点却大不相同，王安石主张推行“变法”，而司马光却极力想遵循旧制，两人意见相异，争论不休，即便是在神宗皇帝面前，也仍然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非争出个结果不可。比如，积贫积弱就得增加税收，而王安石主张应通过开源理财来充盈国库，而司马光却主张勤廉节流，省着用银子。司马光认为开源理财实为盘剥百姓，将导致大乱。
神宗皇帝是想干大事的，所以，司马光的主张和处事风格不为这位年轻皇帝所兴趣，神宗更青睐于王安石所主张的“变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拥有实权；第二年，他又被升任为宰相，带领朝中的权力班子主持变法，推行改革措施。
可是，锐意改革的王安石虽然有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但他推行“变法”的措施也太“锐”了，“变法”的策略是对的，但实施过程大大变味了，结果大不如想象的，下层社会变乱了。所以，王安石的“变法”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欧阳修、苏轼、苏辙等名臣也都不支持王安石。司马光更是坚持他遵循旧制的观点，他挺身而出，公开反对神宗皇帝所支持的“王安石变法”。
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只是在政策立场上的，而私下里，他又以同僚、朋友的身份多次写信劝王安石，提醒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他以真诚的劝告“以尽益友之忠”。
但是，正像司马光执着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样，王安石也执着于他的“变法”主张，而且，在王安石身后有神宗皇帝在支持他，司马光再多劝也没有用，而要阻止又做不到，后来，他只好辞去朝中职务，离开京城，以虚职半隐状态，居于洛阳，招集一些文人，用心编写他的《资治通鉴》，此时，司马光避开了朝中王安石搞得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专注于思考历史上的成败经验，总结历史，以资借鉴。
期间，曾有大臣劝司马光上疏弹劾王安石，可是，司马光立刻回绝，他觉得他与王安石的分歧皆不为任何私利，不必使出弹劾这样的招数。司马光曾说：“光与介甫，向虽殊，大归则同。”这道出了司马光的心声，而王安石也曾表示，他与司马光只是“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两人政见相异，而心却是相通的。君子之争，所争为政见不和，非为私利争也。
世事难料，年轻的神宗皇帝没有能长寿，不幸死去，哲宗即位，这回继位的这位皇帝更年轻了，只有十岁，年幼不懂理政，朝廷的大权落在了高太后手里，而高太后的立场一向与神宗不一样，她反对“变法”，反对推行“新政”。这回朝局又大变了，正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朝中权臣的交椅轮流坐，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刚把椅子坐热，而神宗一死，高太后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立场最坚决的司马光召回京城，并让他担任宰相。
王安石“变法”很坚决，而司马光反对“变法”更坚决，太后旨意一下，司马光宰相任上一现身，立即下令废除新法。
这一次轮到王安石歇息了，有高太后掌权，他变法不成了，因而选择了回到老家金陵享受休闲生活了。而到了1086年5月，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去世了。噩耗传至朝中，宰相司马光感到十分悲憾。他为了防备朝中小人诋毁、报复王安石，于病中深情地写信给当时的右相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朝廷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谥号“文”，正面肯定王安石的政绩。
而后来司马光去世后，高太后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号“文正”。两位政敌，一生系知心朋友，轮流做宰相，逝世后，一人谥号“文”，一人谥号“文正”，宋王朝的两位伟人，在后世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王安石在政治改革实践方面影响更大，而司马光通过他编著的《资治通鉴》，其在文化思想方面，影响更大。若要说他们的文与著，两人的影响应该都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