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古代人都是怎么翻译的
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众多,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很多的交流,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早在西周时代,为了方便交流,就已经产生了专门翻译的官员,但是由于当时流动范围的限制,他们所翻译和交流的对象也仅仅限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到了汉代,国力日渐强盛,中外交流日渐频繁,翻译人员也就开始不断的增加。
汉武帝时期,设置了专门对外联系的翻译官,还在朝廷和西域各属国中设置译长,其目的就是为了主持翻译工作和主持使节任务。到了三国时期,翻译工作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发展,从事翻译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翻译机构的组织也不断的扩大和完善,在这个时期,翻译也有了新的名称,叫做译使,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外翻译,专门针对那些外国使节来我们国家,或者我国使节出使外国时的翻译工作。
翻译官是翻译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他们必须要精通两国的文字和语言,在古代,翻译官一般有几个来源,最初是那些住在两国交界处的人们,由于他们生活的地方处在两种语言的过渡地带,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多种语言,比如,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原住民和商人,他们就具备这种条件。
僧侣也是最早从事翻译的人员之一,在隋唐以前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和战乱,民众的生活充满了动荡,所以佛教十分盛行,当时的人们利用佛教的学说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对现实的逃避,由于中国不是佛教的原产地,一些佛经还得需要从外国引入,这个时候的翻译主要是翻译那个时期的经书,不仅有国家性质的,还有一些是私人筹建的,所以,一些僧侣也就此成长为了翻译家,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明朝开始,因为交通工具的逐渐发达,使得中外交流变得更加普遍,所以早在明朝开国初期,就设置了从事翻译的机构,选取了专门人员学习外国语言,但是因为当时大家都不够重视,许多人将这项工作当作闲差来处理。直到1861年,中国在经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才知道翻译是十分重要的,于是就开设了学习外语的学校,聘请了外国教师,虽然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古人对翻译的需求是根据生产力的高下,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国力强弱相关的,相比现在比比皆是的外语学校,古代的确是逊色了很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古代的翻译和外语学校在我国历史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
历史上第一个将英语翻译为中文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小时候曾经有过和楼主一样的困惑,百思不得解,刚刚看到楼主的提问,思考一下豁然开朗。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惯性思维的误区,本质上是思考逻辑问题。我们现在如果要翻译一篇英文文献,那么必须同时懂的英文和中文,而要学习英文,一般也要和同时懂得中文与英文的人来学习。所以造成了我们的思维盲区,认为学习一门语言必须要有一个同时懂得两种需要的人来教学。其实不然,婴儿出生之时,并不懂得任何语言,或者假设婴儿出生时,只懂得婴儿自己的语言,而成人并不懂婴儿语言,但是婴儿却可以顺利的学会自己的母语。看到这,你就该明白了,一个只懂英语的人,与一个只懂得汉语的人,在经过长期认真耐心的教学后,完全可以想我对方的语言。
误区是怎么造成的呢?
因为两个完全不懂对方语言的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都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规律,因而当有部分人,同时学会了两种需要后,人们就会采取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学习其它语言,即让同时会两种语言的人来教学。社会发展到现在,我们见到的都是这种最有效率的学习语言模式,因而思维中认定,一个人会了一种语言,没人教授的话,是没法学会另一种需要的。
古代最早开始英语或其他外国语言是通过什么翻译成中文进行交流
以我国古代佛经译成汉语为例,来说明我国古代怎样将英语或其它外语译成汉语的。我国早期的佛经翻译,纯粹是私人行为。翻译过程大致是先由某个外国僧人背诵经文,另一个人将文口译成汉语,这种方式叫做“传言”或“度语”,再由一人或数人把口译成的汉语记录下来,作一番整理和修饰称为“笔受”。因为印度和西域僧人大多不懂汉语,而汉族僧人又不通晓梵文或胡语,所以常常出现翻译不确切的情况。文体也不固定,或偏于直译,或偏于意译,各有利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译文质量的不断提高,终于产生了翻译佛经的固定组织_译场。我国最早的译场是前秦建元年间(365-384)建立的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译场。关中译场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地点固定,分工明确、集体合作的译场。其翻译流程是:一、口宣(读梵文);二、正文义(理解梵文经典的原义);三、译语(口译为汉语);四、笔录(将译文用汉语记录);五、校订(考正译文的汉语意义,使译文不与梵本相背)。当时著名僧人道安就是在这关中译场工作。随着关中译场的出现,慧远在庐山组织的般若台译场、东晋京师道场寺译场等等也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后秦长安逍遥园、西明寺译场。因为在这个译场担任主译的是我国四大译经师之一的是鸠摩罗什。隋唐是我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亦是译场译经完全成熟时期。虽然当时的译经规模宏大,分工明确,制度完备,但基本上还是中外僧人共主译事。直到唐贞观十九年,玄奖大师结束了他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的伟大取经回到长安,他在弘福寺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译场,这是我国历史上由本国僧人担任主译的第一个译场。虽然唐太宗本人不信佛,但他还是调用国家的人力物力,支持、帮助玄奖译经。玄奖在十九年之中,一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叁百叁拾伍卷,一千三百多万字,仅就数量而言,就很令人惊异了。而且玄奖所译佛经都相当准确,文采斐然,的确达到了前代佛经翻译所未有的水平。总之,我国古代佛经译场的出现,是佛经翻译工作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进步。茅盾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严谨的科学翻译方法,及其所达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友骄傲,并且奉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