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作者是谁
《吕氏春秋》的作者是吕不韦及其门客。
据《史记》、《汉书》等书记载，《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写的。尽管它不是吕不韦一人独立撰写的专著，但在总体策划、纲目要点、发凡起例及整合编辑等方面，显然少不了吕氏亲自操作的辛劳。
也不能排除其中一些篇章出自不韦手笔的可能，而且全书各篇即使大多出自门客之手，也必然体现了吕不韦的意图和思想，反映了吕不韦的才略和抱负。
简介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所写的吗
吕不韦只是主持。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 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贯穿全书始终，融合各家学说。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秦道家的代表作， 全书共分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
《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 。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 ，这说明最早的注释者早已点明《吕氏春秋》以道家为主导思想之特徴。
《吕氏春秋》的作者是难
吕不韦，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早年在韩国经商，成为“家累千金”的大贾。庄襄王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后，为了酬谢吕不韦奔走请托的拥立之功，便用吕不韦为丞相。吕不韦在秦执政期间，不但学习信陵君、春申君的养士风气，还学习信陵君使用宾客著书立说的办法，命宾客选取各派学说之长，加以综合贯穿，主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部分，共160篇。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迄今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作于秦八年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沼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的习惯，书作成后才作序，那么，吕不韦自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是不该有什么问题了。 二、作于秦十年说。时移世易，到了汉代，《吕氏春秋》的作者自说书成．于秦八年，居然受到被誉为“良史之材”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疑弃。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正义》说：“即《吕氏春秋》。”这就是说：“《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司马迁《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的吕不韦迁蜀的那一段历史可以用作佐证自己《吕氏春拗成书于秦十年后的观点，“秦王(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吕不韦，出文信侯(吕不韦)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不韦迁蜀很清楚在秦十年之后，与上所证吕氏之书成于秦始皇六年(即秦八年)之说不相蒙。 三、初作于秦八年。完作于秦十年说。《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说到：“岁在涒滩。”依太岁纪年“涒滩”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戌”，不是“申”，所以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就此，清人孙星衍作了重新考虑。他说：“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这言下之意是说，所谓“秦八年”应该从秦庄襄王灭东周后的第二年癸丑(公元前248年)起推算。孙氏的话头，引起今人陈奇猷的注意。他着手从吕不韦偏重于阴阳说的主导思想来推求、论证，对吕不韦、司马迁之所以提出的《吕氏春秋》的成书年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司马迁作为成书说依据而例举的吕不韦曾把刚成书的《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件轰动当时、传颂后世的事，陈氏认为似乎不大可能成立。因为那时吕不韦“权势大落，不可能将其所著的书摆在咸阳市门展览，还延请诸侯游士宾客来参观，以致悬千金以赏增损一字的人”。然而陈氏又承认“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其所记载，当有所根据”，问题在于司马迁没注意到“《吕氏春秋》的《序意》篇置于《十二纪》之后，这就清楚地表明，《序意》篇只序《十二纪》，不包括览、论在内。又审《序意》篇的内容，序的是《十二纪》，无一字提及览与论；《序意》篇只提‘十二纪’，不提览与论，可知此时，览、论尚未完成，序而布于咸阳市门者只是《十二纪》的60篇(连《序意》篇共61篇)”这一事实。这样，就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吕不韦在始皇十年免相，据《六国表》，始皇十二年吕不韦卒，其间只有二年左右的时间，在此短促的时间内，处在生死存亡的斗争，陷于纷乱如麻的情绪之中的吕不韦好像不太可能完成《八览》、《六论》共一百篇约九万字的巨著。”但是，陈氏提醒说：“应该注意到，吕不韦与众不同，他是令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门客各人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是不费多大力气的，况且门客的文章多是现成，是抄袭师传下来的著作的。”陈氏进而又说：“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太史公不说传《吕氏春秋》而说传《吕览》，这又清楚地表明，不韦迁蜀后著的是《吕览》，不是《吕氏春秋》全书。只是张守节误解了，误以《吕览》即《吕氏春秋》。”据此，陈奇猷提出了他的成书说：“《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多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吕不韦失势迁蜀之后，即秦始皇十年之后。” 如此看来，《吕氏春秋》作于秦八年说当不该怀疑，因为作者吕不韦总不会像他的书中自嘲的“刻舟求剑”的人那样愚拙，而搞错成书年代。而《吕氏春秋》作于秦十年说也不当质疑，因为地下发掘的史料总屡屡证实《史记》记载的正确性。再细细看看陈奇猷提出的《吕氏春秋》初作于秦八年，完作于秦十年的《(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确也说得不无道理，使人信服。究竟哪一个的断说符合历史的真相，这还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哪! (周朝民) 施宣圆按：《吕氏春秋》的写作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又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除了以上各种说法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该书的初稿成于秦政八年，但其补缀之功，直至秦政统一天下之后。但多数学者仍不赞同《吕氏春秋》是两次或陆续补缀完成的观点，认为它是一次性完成的。他们认为是于吕不韦执政后期一次编纂而成的。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虽然经过历代辗转而出现若干讹误漏衍，但就内容而言，即是当初布于咸阳市门而悬千金其上的那部书。(见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