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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叛乱”是清朝的一大“痛点”，最后是如何被彻底解决的
纵观大清王朝历史，“西北”一直是威胁王朝政权的一枚定时炸弹，尤其是在康雍乾三朝多次爆发叛乱。
历经康、雍两朝，大清王朝在对抗西北叛乱，尽管占据上风且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并没有彻底抑制反叛势头，最主要由于反动势力存在，西北地区一直没有真正归属大清王朝版图，“西北”俨然成为大清王朝君主们的一块大心病。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年轻的乾隆皇帝继位。年轻人踌躇满志，上位伊始他就在心里暗下决心，定要在自己执政时期，完成祖、父两代帝王未完成之宏愿——彻底征服西北。
乾隆十八年，这征服西北的机会悄然而至，既模糊，又突然。
原来，噶尔丹策零死后，他的儿子们开始挣立汗位而相互厮杀，搞得准噶尔内部四分五裂，前几代雄才大略汗王创造之辉煌也被挥霍一空，准噶尔汗国落寞了！
就在乾隆十八年，蒙古部落的三位车凌（首领）因为不堪内部战乱之压迫而选择归顺清廷，而乾隆皇帝则敏锐地察觉征服西北的时机到来了。
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了三位车凌，积极了解蒙古内部情况之后，乾隆皇帝决定对西北用兵。乾隆皇帝将自己主张公布朝堂之后，反对之声不绝入耳。大部分朝臣认为，此时西北蒙古彪悍顽强，不来攻打中原就不错了，难得当前太平盛世，皇帝的主动出击岂不是自讨苦吃？而且时间仓促，如此大规模之战事，在毫无准备之前提下，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应该说，大臣们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但是乾隆皇帝清楚，时机转瞬即逝，作为最高统治者，关键时刻必须要当机立断。
在力排众议之后，乾隆皇帝乾纲独断地决定征服西北，乾隆二十年，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实际上，战争的过程并非如预期那般顺利，甚至是十分艰苦，而且又出现反复。清军在先后击败了以达瓦齐为首的准噶尔蒙古军队之后，以阿睦尔撒纳为首的一些蒙古贵族又出现反叛。这阿睦尔撒纳身份比较特殊，此人乃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孙，又是厄鲁特蒙古辉特不台吉。因为与达瓦齐之间的利益纠葛，开始依附清廷，也成了清廷平定准噶尔的向导加急先锋。
清廷平准胜利后，阿睦尔撒纳以“卓著功勋”被清廷封赏为双亲王爵位，食亲王双奉，应该说，这个封赏已经是超规格了。但是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在通过战争取得在蒙古地区利益之后，又举旗反清。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客观上促使了清廷对厄鲁特蒙古的毁灭性打击。
阿睦尔撒纳兵败逃亡到哈萨克和俄罗斯，俄罗斯一直关注准噶尔战事，其企图不言而喻。最后他因染天花而病殁，年仅35岁。另外，战争最终的受害者永远是普通百姓，清军出兵比较仓促，粮草等后勤补给并不充分，因此给蒙古人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这也是平定大业会出现几次反复的客观事实。
而之后的“回部叛乱”只是西北战事的衍生，乾隆皇帝急命平定大将兆惠领兵平叛。兆惠临危受命，在一度被敌军层层围困的不利情况下，竟然神奇地拖垮敌军，待援兵到来之后而反败为胜，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为维护祖国之统一，兆惠将军确实是功不可没！
乾隆皇帝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西北地区正式成为大清王朝版图一部分，这是之前王朝仅对西北是名义上的管辖，绝非可以肩比之的。尽管在战争过程中，乾隆皇帝出现过很多失误，甚至是一些残忍的决策，但仅就维护国土的统一，乾隆皇帝作为时代的统治者，确实值得后人称颂。
西北叛乱就是这样彻底解决的。
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有哪些著名叛乱
嘉靖二十一年，云南元江（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土知府那钦去世，那钦的儿子那宪年仅十三，由其叔那鉴摄印，打算不利于那宪。那钦旧部为了保护那宪，向云南的“沐王府”，就是金庸《鹿鼎记》中那个世镇云南的“沐王府”请求，以巡抚和巡按的名义下令，让那宪前往昆明，理由是读书习礼，实则保护。
到了嘉靖二十五年，十六岁的那宪长大成人，朝廷派遣旗牌官一人，指挥、知州各一人，护送那宪，索要那鉴所摄“印信”，迫不得已将印信交还。
那鉴把持印信多年，早就打算据为己有，不愿意将印信交还。此前早就以叔叔的名义，大肆割掠属于那宪的庄资，如今假意让出土司府，自己搬到别处，同时阴谋贿赂那宪的奴仆，打算谋害那宪。“约定事成得印，则奴亦得为招霸，且重赏。”“招霸”就是当地土语“头目”的意思。于是这个奴仆果然在夜里暗杀了那宪，用的是火枪，可见云南当地土司为了对抗中央，早就蓄谋已久，大肆购买葡萄牙、西班牙火器。
图 明朝时期的云南地图
没想到的是，这个奴仆枪杀了那宪，那鉴并没有履行诺言，反倒上报“临安府”，不过这个临安不是杭州那个临安，而是今天的建水县，明清两代为临安府，这里有沐氏勋庄和直隶云南都司，是滇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和交通中心。栽赃那宪私通那个奴仆之妻子，那个奴仆因此“怒而杀之”，之后还残忍的杀人灭口，活剥内脏，因云南湿热尸体腐坏，还都用盐给腌上，做成肉干。充分体现土司的野蛮、落后，之后将那个奴仆的首级、内脏、尸体装在三个盘子里，前来邀功。
那宪有一个舅舅叫丰鸾，知道真相，报告了巡抚和布政司、按察司。责成“临安兵备道”处理。明代“兵备道”全称整饬兵备道，是明朝在边疆及各省要冲地区设置的整饬兵备的按察司分道。主要负责分理辖区军务，监督地方军队，管理地方兵马、钱粮和屯田，维持地方治安等，集军事、监察大权于一体。早期主要就是管理边疆，所以西南地区的兵备道最多。
由于明朝收复云南时，当地的图集文献、档案资料都被元朝兵燹焚毁，明朝暂缓取消土司制度，摸索前进，早期就是如遇到土官绝嗣、土官之间互相仇杀或叛乱被平定、土官犯罪革职等，当地的土司制度即被废除，改由流官接任。
图 明平云南之战
兵备道知道那鉴实力强大，难以处理那鉴，就借此机会，推说“仇杀”是土夷常有的事，不予追究了。借此机会派遣政府官员用好言安抚，同时下谕让那鉴让出印信，与流官通判共同执掌地方权力。此后三年多的时间，朝廷数次派遣官员前往接受权力，但没想到那鉴为保住自己在当地的绝对统治，一手软一手硬，软的是每次都给前来的“流官”每人白银二千两，你也别回去了，就在我这，跟我一起吃香的喝辣的。如果流官收了，就唯那鉴事从，一同隐瞒朝廷。硬的是，如果拒绝不收贿赂，就用毒药毒死，对外说是水土不服，因病而死。完全是独立王国，朝廷无可奈何，不服临安兵备道也只能期盼赶紧任期到期，调到别处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了保住自己权利，《明史》载，还不惜“密约交蛮武文渊谋乱。”
终于嘉靖二十九年，云南巡抚和御史奏请朝廷剿灭那鉴，朝廷遂任命浙江台州人石简为云南巡抚，奉旨征之。此前嘉靖二十三年，徐樾以副使督学贵州，如今又擢升其为云南左布政使，一同参与了平定那鉴，彻底恢复朝廷的统治。
图 钤盖在公文上的云南布政使司印文
此时正值四月至八月，元江地区，天热瘴甚，本来不适宜这个时候用兵。无奈石简原来在贵州布政使时，有少数民族暴乱，抚按攻剿难克，遂命石简以威望招抚，简受命后单骑前往劝谕，事态得以平息。
但是贵州和云南不同，贵州不和边境接壤，山地多，更贫瘠，气候也凉快，大军一到，恩威并施，也就归顺了，所以石简一到任就下令出兵元江。
而元江直接连通边境，实力很强，离心倾向更强，元江地区是两山险而夹一道，那鉴就占据两边高山，同时在中间的道路的两边挖掘濠沟，又引山水注入濠中，使明军无法攻上两侧的高山，并令军队埋伏在山莽中，大军从山道中进入，前有壕沟阻挡，两侧有大军埋伏，纷纷中火枪而堕入水中。只能顶着酷暑和土兵对峙，人困马乏。大家请教巡抚石简下一步如何进展，此时石简也是无计可施，只能问计与徐樾，徐樾是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地位仅此于巡抚，本不随军行动，此时是前来劳军的。
图 改土归流
徐樾献计“擒贼先擒王”，只随身带着几名布政使司的衙役随行，自己一马当先，信马由缰，装作前来招安，要求会见那鉴。暗中吩咐扈从，如果那鉴识时务，迫于形势，能够接受朝廷“改土归流”则“能抚则扶”，否且暗令身边精壮，以迅雷之势突然纵马上前，将其从马揪下来，摁在马上绑起来，赶紧就回马往本队大营跑，本队再派人接应，只要能顺利跑赢这二三里路，就算胜了。造成敌群龙无首之势，再传徼于众土卒。徐樾提醒众人，行动的关键在于，拿的人要“若隼之攫”，一击必中，同时官军的马，比云南的滇马高大，冲刺速度快，滇马为矮脚马，稳健耐力长，适合山路险路，土兵反应过来也追不上。而且随行的都是官府的衙役，不是普通冲锋陷阵的士卒，这些人十几年天天练得就是拿人，可谓万无一失。
故将大军留在四五里外，自己则头戴“喜鹊窝”（一种当地毡帽），服纻丝短袍，外披羊毛毡衫，下穿土布裤袜，全身当地少数民族打扮，前往土舍。
图 清代嘉庆2年云南省布政使司颁土地交易契尾官印
狡猾的那鉴得知，没有亲自出来，而是派被自己收买的一个流官经历叫张维，前来迎接徐樾，并拿出一张二万两的银票打算贿赂徐樾。徐樾看到这个被收买的经历，打算一剑将其斩了，那个经历吓得赶紧跑了。之后又来了几个被收买的生员，跟徐樾说那鉴打算归降，言语间说了很多那鉴的好话。明政府治理西南少数民族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当地设“儒学”，行政是土司，元江府学可是有上级管理，可见连府学也被那鉴给控制了。徐樾见状大怒，赶走了这几个生员，正在此时，战鼓声响，那鉴骑着一匹高大的战象出来了，这大大出乎徐樾的预料。徐樾一行骑马，人家骑大象，高高在上，突然擒之的计划没法实行了，身边的皂隶本不善战，此时也一起持盾牌挡在徐的前面，不让徐樾上前。
徐樾见状，知道擒拿之计也不可能，自己为了朝廷的尊严，也不能畏惧再折返回去，于是喝退众人，自己挺刃上前，与之交战。
有一个云南姚安（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的土官叫“高国”，估计是音译，也有书里叫“高鹄”特别英勇，护卫在徐樾马前，徒手斗杀了四名敌人，徐樾见到高国如此应用，大声考赞“好土舍，好土舍，赏千两。”突然身中两枪，高国与徐樾一同战死。
徐樾也成为整个明朝在西南平定叛乱，阵亡的最高级官员。
图 王艮（公元1483——公元1541）
后来徐樾的弟子颜钧寻其骸骨，将徐樾归葬于他的第二任老师王艮的墓旁。
徐樾虽死，但大军依旧围困，尤其是当地土人，痛恨那鉴戕主夺嫡，怎么都不退兵，没办法那鉴请降，但官兵惩罚他杀害徐樾，不接受投降，导致元江城中拆屋做饭，一斗米卖到银三四钱。直到嘉靖三十二年那鉴才兵败服毒自杀，可见西南的平叛多么艰难。
徐樾曾深受王阳明、王艮两位思想家的教诲，自己的弟子也是思想家，如果不是身死于战场，很可能也能成为一位思想家，名垂青史。
文：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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