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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朝宋重要官员，文学家的王昙首是怎样的一个人
王昙首，是太保王弘的幼弟。小的时候有学问以及节操，被授予为著作郎，没有去上任。王昙首这个人懂得谦让，非常大度，喜怒不表现在脸上，淡泊名利。他与王弘兄弟两个分财产，他只拿了图书。他很善治家，家庭和和睦睦，且从来都不用金子和玉器制作的器具物品，家中妇女也不能够穿金和戴银，如若不是俸禄或者皇帝赏赐的，别人赠送的一点也不能接受。
在担任刘义隆的镇西长史的时候，刘裕很赏识他，对刘义隆言，王昙首有宰相的才干，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问他。刘裕死后，谢晦，傅亮以及徐羡之等人又杀刘义符与刘义真，派遣人迎刘义隆为皇帝，即后来的宋文帝。刘义隆犹豫下不了决心，底下人也都议论，唯独王昙首和王华还有到彦之鼓励他前往。后刘义隆做了皇帝，非常感激王昙首，让他做侍中，处死徐羡之，平定谢晦等，皆是王昙首以及王华的力量和功劳。
谢晦被平定以后，皇上想要加封王昙首，恰逢举办宴会，在这次酒宴上，他举酒杯向他劝酒，用手拍着御座，感慨说，如若不是爱卿兄弟俩，就没有朕今天了”。就拿出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态度坚决地推辞掉了加封的事情，文帝这才作罢。
文帝元嘉三年，刘义康进朝担任侍中，司徒，和王弘一起共事、辅佐朝政，王昙首又被刘义隆重用。刘义康认为权力被分割，心里很是不快，王昙首看出了刘义康心里的不满，就请求到吴郡做官，文帝不同意。王昙首又劝王弘减少掉府中兵力的一半分配给刘义康，刘义康这才满意高兴，也进而维持了朝廷局面的安定。430年，也就是元嘉七年，王昙首去世，当时只有三十七岁。文帝非常悲痛和惋惜。
为什么王安石文学成就不如苏东坡，观做的比他大
王安石是非常有才的。据传，双喜二字来源于他。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是双喜临门。这且不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仅这几句，就超过了千言万语。
再看王安石所带的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思想与改革。一个人不因循守旧，力图创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王安石的新法失败，但是，他的才华非一般人所能及。在他那个时代，人才之多，的确可以与唐李白时相提并论。欧阳修柳永秦观晏殊曾巩等，太多。还有最厉害的一家三口三苏。真的是人才济济。
不以成败论英雄。改革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当时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可谓四面八方。
王安石官至宰相，力求改革，他的精力多专注于朝政。文学可算是副业中的副业。不必苛求。
横空出世的三苏，据传是把眉山的精气全都吸光。苏东坡是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才艺方面，他的确太牛。在四川籍的最著名的名人中，除了李白，就是东坡了。他们是名人中的名人。李白太仙了，斗酒之后，往往不见踪影。作为丈夫父亲，我想他是不太负责任的。苏东坡不一样，他很接地气。除了那些人文的才华，最不同的一点，他会做菜。东坡肉多出名！虽然君子远庖厨，但苏东坡依然是君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多么有情有义的爱人！
尽管苏东坡官越做越小，但是他的才华越来越高。他的作品脍炙人口，豪放携婉约，并蒂开花。天涯何处无芳草。大江东去。千里共婵娟。深入人心。千年之后，苏东坡成了现代女孩的菜，她们最想嫁的居然就是苏东坡。足见其魅力。
苏东坡的故事太多太多，早已成书，流传甚广。仅此一点，后来居上，已经完全超越李白。
中国古人对文学的态度，也即文学观是什么
中国最早的文学观念是诗缘情。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因此从起源上讲，就应该是“诗缘情”。然而由于社会功利或者追求格律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许多诗歌已经逐渐偏离了诗之精义。例如太多的宫廷应制诗，亲朋应和诗词等（当然其中也多有感情充盈者）。针对此文人不良风气，于是便有人提出了“诗缘情”之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观念进一步深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 2.农业文化 3.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到明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等作品，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
“唐宋八大家”是谁最先提出的唐宋那么多文人，八大家标准是什么
一、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来
“唐宋八大家“之名起于明初，朱右选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的文章编为《八先生文集》，于是开始有八家之名。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后不久，茅坤又在《文编》基础上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才由此正式确立。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二、唐宋八大家的评选标准
清人方东树说：“唐、宋以来，号能文者，无虑数十百家日久论定，其卓然不可易者，八家而已。“他认为八大家罕有伦比的典范地位，是千百年历史沙汰的结果。
“唐宋八大家“的入选标准倾向于对散文的历史性贡献，唐宋八大家提倡散文，反对骈文，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东汉，两晋，南朝宋齐梁陈，隋朝）提出“不平则鸣“。柳宗元则写的一手山水，欧阳修是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出“词穷而后工“，被尊为“文圣“，对宋代其他作家文章影响很大。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苏轼《赤壁赋》挥毫洒脱，苏洵的《六国论》，苏辙的《南行集》。王安石文章劲拔，曾巩文风严谨。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并为他们编选文集，目的是为了给学古文的人提供一种范式。唐顺之在《文编序》中称他所编的这本文集是“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把它看成作文的最高法则。茅坤也把八大家文看成古文的“正统“。这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明前期李梦阳等人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而发的。明代初年，文坛上流行着一种内容空虚、雍容典雅的台阁体。于是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对这种拟古的风气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唐宋文才是真正善学秦汉的榜样。
三、对评判标准的评价
八大家文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能各自探得事物的情理，并通过自己的思想表现出来，不是那些专门用力于“区区句字“的人可比。他们的基本主张，是“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这说明他们还是看到唐宋人之所以成为继承秦汉古文的典范，就因为他们学到了最主要的一条法：把自然作为最高的法则。
不过，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唐宋派“古文家虽然推崇八大家文，但对八家文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由于他们选文首先从文章是否合于儒家正道的标准出发，据此评判作家的思想是否“醇正“，所以三苏的文章因受《战国策》影响较大，就被他们视为“巧辩之词“，不合“正大之旨“。王安石则更是被斥为“以学术坏天下“，而后又因“用之而祸天下“。茅坤本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认为“木讷蹇涩“，不够生动流畅。只是因为他写的一些书序等文章受到朱熹的称赏，又善于阐发六经精义，所以将他列入其中。而王慎中、唐顺之则因为朱熹文章受曾巩影响较大，都极力推崇曾巩。根据这样的选录标准，《八大家文钞》所收入的大多是不违背儒家教义的文章，没有全面反映八大家的成就。
总之，尽管明清文人推出唐宋八大家作为古代散文的典范，各有自己的目的，取舍爱好也并不一致。但总的看来，八大家文确实可以代表唐宋散文的主要成就。所以这一名称能够为后人普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