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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80年代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吗
八十年代我十几岁，那时国家经济还不怎么发达，物资供应远不如现在丰富，但留在记忆深处的过年的回忆却怎么也无法忘记，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我家还住在平房里，每年春节到来，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从储物的小房里先翻出买的鞭炮和“二踢脚”，在天还麻麻亮的时侯先在院子里放几个“二踢脚”，好似向跚跚来迟的春天报到似的，然后换上压在枕头旁的一年几乎是一身的新衣服，开始出门去找同伴玩，确切地说是比谁的新衣服更漂亮，那份心劲儿现在几十年都无法重新体会到。
我们满世界撒欢儿之后，便会记得贴春联，妈妈早己在厨房忙碌了，过年丰盛的午饭都要靠妈妈的双手烹制出来，那时生活虽然不富余，但是过年的这顿饭却是丝毫不含糊的，牛肉、羊肉、鸡肉、猪肉和鱼类都一应俱全，都要摆上饭桌，不过因为是冬天，新鲜蔬莱却是不多见的，反倒是现在餐桌上奉为珍品的干豆角、干葫芦条之类很常见，可是我们这些孩子馋的都是一年当中见不了几回的大鱼大肉，父母的脸上也永运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现在我也年过半百了，和妻子孩子也过了几十个春节了，总说现在过年年味淡了许多，其实是儿时与父母共度春节的时光留在记忆中太深刻了，只有梦中才有机会回到过去生活过的小屋，现在的我好想见到记忆中慈祥的母亲，再恭恭敬敬给她老人家磕几个头，痛痛快快喊一声“妈，多年不见，您还好吗？”
八十年代以前从农村顶父母亲职位上班的人，现在都混得怎么样了
谢谢邀请！
这个问题我比较有发言权了。因为在上世纪的一九七八年，我姐就顶替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才正式退休的。他们都属于国家的正式工人，工作单位的名称是：贵州冶炼厂，（副厅级企业单位）。八十年代初改名为贵州省赫章铅锌矿，降为副县级单位。接受当地党委政府和贵州省有色金属公司的双重领导，于二零零三年，因矿源枯竭宣布停产关闭。
至于这些顶替父母工作的农村青年混得如何？请听小编慢慢道来：
一：说实话，以如今的标准衡量的话，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混得较差，因为现在每月毕竟只有二三千元的养老金，但在当时是属于家境和运气都比较好的一代人。最起码拥有一个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最起码总算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比起脸朝黄土背朝天而靠天吃饭，土里扒食的农民伯伯，经济状况要好得多。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没有问题。单位好一点的稍高一些，但如今他们的养老金同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退休的同志比起来，又只有这些人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这还是算混得一般的。
二：当然也有极少数混得好的：
先说混得好的吧：实际上混得好的这部份人基本上都是文化基础在当时比较扎实的人，也就是说他（她）们在农村最起码是初高中学历，来到新的工作环境以后又积极地在业余时间参加职大，夜大，电大或函大的学习。知识功底更好的同志，很多单位都推荐到正规大学学习。这些人学成归来以后，有相当一部份人都逐渐变成了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成了单位的中坚力量。身份自然而然地由工人变为干部，当然退休金已随着水涨船高。另外，在上世纪的一九九三年之前，由于政企还没有分开，那些有关系，有门路调到事业单位或行政单位去的同志，（有极少数是通过招考录用的）以及少部份下海经商发家致富的同志，也应该算是更幸运更幸福的一类吧。
三：最后谈一下生活得最差的那一类：
这些人顶替父母亲工作几年或十几年后就面临国有企业的破产或改制。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停薪留职等政策。这些人当时上有老，下有小。而自已的文化素质又差，又无一技之长，面对生存的压力，只有摆地摊，或四处打工。事到如今，已过去了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了，我仔细盘算了一下我所认识的这类人，混得好的一个也没有。并且有一部份人连社保也没有继续补交。因此，不管是内退或正退的工人，养老金都低得可怜。属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范畴，（每月一千多元）。而寿命短一点的，早在几年前就去见马克思了。
